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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婚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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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入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这种双重标准确保了男人寻花问柳虽然不一定被社会彻底容许，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却只有在与男人合法结婚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上述观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即便是在性观念较为随便的工人阶级群体里——该阶级的夫妻经常发生婚外性行为、不做登记、不定期地分分合合——女性仍然首当其冲地受到道德评判，特别是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主流中产阶级社会的评判。在这个世界狭隘的审查目光中，波莉和安妮从离开丈夫并与其他男人好上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堕落女子了。凯特和玛丽·简都被认为是放荡的女人，因为她们都有两个非婚伴侣，而伊丽莎白被毁了两次：一次是在哥德堡，她的名字被列人妓女登记册的时候，另一次是婚姻失败后，她通过拉客来养活自己的时候。这种双重标准使生活变得非黑即白。即便传教士给予行差踏错的人怜悯和救赎的承诺，也只有经受了多年羞辱和无端谴责的人才会得到这种安抚。那么波莉逃离了考德利家的舒适环境，安妮没有脸告诉妹妹们她住在哪里，伊丽莎白从未让任何人真正了解...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你和冬山那场婚礼，”贝蕾妮丝终于开腔了，“我想提醒你的就是这个。我能看穿你玻璃般的灰眼睛。我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愚昧，那愚昧可悲至极。”“灰眼睛像玻璃一般。”约翰·亨利小声嘀咕。弗·贾思敏定定地看着贝蕾妮丝，目光坚定而透着紧张，她不想被人看穿，也不想在眼神的对阵中就这么服输。”“我能看穿你的心思，别以为我看不透。你心里惦记着明天在冬山将要看到的那些新鲜场面，你端坐在中间。你希望在你哥哥和新娘步入婚姻的殿堂时，夹在他们中间。你想插足婚礼，谁知道你还想干吗。”“才不，”弗·贾思敏说，“我才没打算在婚礼上夹在他们之间。”“透过你的眼睛我都看到了，”贝蕾妮丝说，“别不承认。”约翰·亨利压低声音又重复道：“灰眼睛像玻璃一般。”“不过我要提醒你，”贝蕾妮丝说，“一旦你爱上那种前所未闻的感觉，你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吗？如果你非要这么执拗，那么请放心，你绝对还会有下次。到那时你会变成什么样子？难道你想一辈子插足别人的婚礼吗？这种生活算个什么样儿？”“这种疯言疯语我一听就觉得恶心。”弗·贾思敏说着，把耳朵用手指塞起来，但没法塞紧，贝蕾妮丝的话还是声声入耳。“我看你就是异想天开，到头来自讨苦吃，”贝蕾妮丝继续往下说，“你自己明白。你已经读完了七年级B班，已经十二岁了。”“弗·贾思敏没有拿婚礼说事，而是跳了过去，她说：“他们会带上我，你等着瞧吧。”“他们要是不带呢？”“我告诉过你，”弗·贾思敏说，“我会用爸爸的手枪崩了自己。不过他们肯定会的，我们三个去其他地方，再也不回这里来。”“好吧，我该说的都和你说了，”贝蕾妮丝说，“但似乎没什么用。你非要自寻苦果。”“谁说我要吃苦果子？”弗·贾思敏反问。“我对你清楚得很，”贝蕾妮丝道，“你有好果子吃。”“你就是在嫉妒而已，”弗·贾思敏说，“你看不惯我离开小镇，过得开心快活，你就是想泼冷水，不让我好过。”“我只是不想让你走错路，”...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那天下午，我见谁恨谁，一颗牙就掉了下来。牙掉在尘土里，我说：牙呢，我的牙呢？捡起来种到院墙角。种一颗麦粒能长出株麦苗，我发誓这颗牙种下了一定要长出一株带着刺的树的，也毒咒了他夏风的婚姻不得到头。

——贾平凹《秦腔》

我回到家里使劲地哭，哭得咯了血。院子里有一个捶布石，提了拳头就打，打得捶布石都软了，像是棉花包，一疙瘩面。我说：老天！咋不来一场地震哩？震得山摇地动了，谁救白雪哩，夏风是不会救的，救白雪的只有我！如果大家都是乞丐那多好，成乞丐了，夏风还会爱待白雪吗？哎嗨，白雪呀白雪，你为啥脸上不突然生出个疤呢？瘸了一条腿呢？那就能看出夏风是真心待你好呀还是我真心待你好？！一股风咚地把门吹开，一片子烂报纸就飞进来贴在墙上。这是我爹的灵魂又回来了。我一有事，我爹的灵魂就回来了。但我这阵恨我爹，他当村干部当得好好的偏就短命死了，他要是还活着，肯定有媒人撺掇我和白雪的姻缘的。恨过了爹我就恨夏风，多大的人物，既然已经走出了清风街，在省城里有事业，哪里寻不下个女人，一碗红烧肉端着吃了，还再把馍馍揣走？我的心刀剜着疼，张嘴一吐吐出一节东西来，我以为我的肠子断了，低头一看，是一条蛔虫。我又恨起白雪了，我说，白雪白雪，这不公平么，人家夏风什么样的衣服没有，你仍然要给袍子，我引生是光膀子冷得打颤哩，你就不肯给我件褂子？！那天下午，我见谁恨谁，一颗牙就掉了下来。牙掉在尘土里，我说：牙呢，我的牙呢？捡起来种到院墙角。种一颗麦粒能长出一株麦苗，我发誓这颗牙种下了一定要长出一株带着刺的树的，也毒咒了他夏风的婚姻不得到头。

——贾平凹《秦腔》

p138他的胸口像被利器狠狠地戳了一下，痛感和委屈涌上心头，但他没有回击，而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自从徐山川翻供，王副局长不再让她负责“大坑案”之后，他就一直担心她会失控，会搞出点事情来。这事情那事情他都设想过，却没想到她搞的事情是离婚，也许离婚仅仅是她地一个借口，而潜意识里却是情绪转移。她只顾情绪转移，却忽略了伤害的是女儿和丈夫。他感受到了强烈的伤害，可她却没意识到，好像能从对他的伤害中获得慰藉，也仿佛变相撒娇，就像她心里明明爱你嘴上却说不爱，就像她明明觉得你好却偏要说你坏。他明白，因此沉默。他沉默，是不想谈论女儿，生怕越谈论对女儿的伤害越大，更不能拿女儿来做婚姻的筹码。她从他的沉默中意识到刚才那句话的分量，心里一阵内疚，甚至暗暗说了一生对不起。她想把“对不起”说出来让他听到，但言不由衷，嘴里冒出来的却是：“财产呢，财产怎幺分割？”

——东西《回响》

她同意求婚的最大理由，恐怕是丈夫的美国人身份。得知消息后，她的父母慌了手脚，朋友也都极力反对，美保却没有迷茫。她确信，自己与丈夫生活的美国西海岸城市，才是她真正的归宿。当然，她很快就意识到那只是自己的美好幻想。原来，美国也有美国的处世之道，西海岸也有西海岸的世俗。美保不是美国人，语言首先就成了一大障碍，她无法融入英语会话者的圈子。最让她受打击的是，她仅仅因为亚洲女性的身份，就自然而然地被人轻视。简单来说，美保受到了歧视。更糟糕的是，她结婚没多久，美国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从那以后，不仅是伊斯兰教人士，所有外国人的处境都变得更加艰难。就连与她最亲近的丈夫，也张口闭口就是“你这日本人——”语气里不无歧视。美保很快就发现，丈夫之所以选择她，最大的理由就是亚洲女性比欧美女性更收敛，更乖巧。就算想吵架，美保的英语能力也无法让她自由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结果，美保就成了“乖巧的亚洲女性”。这场婚姻说不定失败了——她心中常常闪过这样的想法，却不愿意承认。她决定跟外国人结婚时，好多人都企图把她困在那个狭小的国家，纷纷劝说“你要冷静想想”“日本人就该住在日本”。她不想认输。所以，美保一回国就要仔细确认。确认自己的生活远比在日本强得多。她要听朋友抱怨，阅读杂志上的文章。美国的经济好得多，日本的社会远比美国更阴暗排他。她就是要确认这点，然后享受幸灾乐祸的喜悦。这也成了她缓解美国生活压力的一种疗愈。

——叶真中显《Blue》

上次回家，妻子对他提了离婚。不是现在，而是三年后，等小司从高中毕业，定好以后的志愿再说。他感觉，那就是一道晴天霹雳。他与妻子结婚二十年，中间并非没有小冲突小矛盾。尽管如此，这个家庭总的来说应该还算美满。藤崎自认为是个传统的男人，但从未对妻子和女儿动过手，也从来没有外遇。他不理解妻子为何要跟他离婚。——你不是对我没兴趣嘛。我们不过是表面上维持着婚姻关系而已。妻子这样说道。简而言之，她是怨藤崎不顾自己，不顾家庭。的确，藤崎跟很多同事一样，一直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从来不管家务和孩子。女儿出生后，他们从未有过夫妻生活，这几年甚至没怎幺说过话。他已经想不起自己求婚时对妻子的感情了。可是，长相厮守的夫妻不都这样吗？警察身为治安的守护者，必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妻子应该很清楚才对。因为她以前也是藤崎所在的辖区警署的文员。他不酗酒、不家暴、不铺张浪费，认认真真走过了这些年，妻子未免有些不讲理了。他无法接受，便大声质问：为什幺？——因为没有感情了。我已经不喜欢你，你也已经不喜欢我。这个理由还不够吗？妻子用平板的声音回答。不喜欢你——这句话让他气愤无比。胡说八道！他怒吼一声，抽了妻子一个耳光。妻子跌倒在地，唇角流下了鲜血。她捂着脸撑起身子，含泪瞪着他。那张脸让他震惊了。并非因为流血，而是因为他不认识。那无疑是妻子的脸，只是比年轻时多了些细小的皱纹，眉眼不可能有很大变化。那应该是他早已看惯的脸。但他不认识。那个表情。虽然接近于面无表情，但并非完全没有。她的脸上隐隐带着些陌生的冰冷。妻子凝视着他，开口道：“你根本不明白我的心情，对不对？所以我要离婚。”那也是他早已听惯的声音，但彼时却显得无比陌生。她说得没错。藤崎完全不了解妻子。当时，他心中的感情近乎恐惧。他突然直面着一个事实——这个与自己长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妻子，竟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感到惊恐，同时也...

——叶真中显《Blue》

丈夫为了守护家人拼了命地工作，还建起了房子。我们过上了堪称富足的生活。儿子成长得健康又聪明，他善于社交，朋友也很多，从一流大学毕业，进了一流企业工作。丈夫那边的亲戚都很温和地照应我们。婆婆的遗产还间接地救了儿子。满是爱意，不愁金钱，这生活还有哪里该让我不满呢？为什幺我会认为这段婚姻是场失败呢？更别说离婚和离开这个家了，真是愚钝至极。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是啊，这个家里不也是有爱的吗？丈夫为了守护家人拼了命地工作，还建起了房子。我们过上了堪称富足的生活。儿子成长得健康又聪明，他善于社交，朋友也很多，从一流大学毕业，进了一流企业工作。丈夫那边的亲戚都很温和地照应我们。婆婆的遗产还间接地救了儿子。满是爱意，不愁金钱，这生活还有哪里该让我不满呢？为什幺我会认为这段婚姻是场失败呢？更别说离婚和离开这个家了，真是愚钝至极。一定是亚里砂在作怪。与她重逢之后，就从某些地方开始失控了。我在她的怂恿下买了手机，开始上网，又写了小说。可这全都是在浪费时间。不做这些事，我也很幸福啊。不知不觉，我开始心悸，扑通、扑通，仿佛整个身体都成了心脏，在沉沉地跳动。耳朵深处的心跳声吵得受不了。我无法呼吸，胸口好像堵住了一样难受，视野变得歪歪扭扭。还是死吧。我太过幸福，已经心生厌倦了。回到与亚里砂重逢之前吧。还是让这漫长的午后结束吧，就这幺办吧。这样才是最好的。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户籍和住民票是日本政府管理国民信息的两大基础。简单来说，住民票上记录了国民的实际居住地址（即通信地址），户籍上则记录了国民的家庭结构、婚姻状况等身家数据。 “二战”前，日本的户籍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所以写成“某某家”，一份户籍便涵盖了整个家族从直系到旁系的亲属关系。战后，随着新宪法的实施，政府对户籍管理进行了大幅修改，改为采用“夫妻子女”之最小家庭单位，户籍上会标示该家庭的代表人，即“户长”，接着才是其配偶和子女。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绝大多数的户长都是男性，由丈夫担任。再者，户籍与住民票不同，无法反映实际居住情形。举例来说,一户人家若是从东京搬到大阪，只要没有特别办理户口迁移，户籍地就仍在东京。分居但未离婚的夫妻也算作同一户。孩子成年离家后.除非结婚，否则户籍通常都会留在老家。一般未婚人士的户籍中也包含父母和手足，因此，需要确认亲属关系时，只要调查户籍就行了。根据日本现行的户籍法规，已婚者必须从原户口中迁出，并由夫妻共同建立新的户籍，这就是办理结婚登记之所以俗称“入籍”的由来。此时，新人可自由决定新的设籍地。人们通常会将实际居住地址设为户籍地，离开故乡在其他县市结婚的人，户籍地会因此而改变。通常丈夫过世时，只要妻子没有特别办理户籍迁出，就会继续留在亡夫的户籍上。妻子若想恢复原姓，就得办理手续，从亡夫的户籍中迁出，此时可选择迁回老家或是自立一户。这叫作“复姓”，婚期较短、年纪尚轻的女性多半会做此决定。除籍的意思就是从户籍中拔除。当户籍中的人因为死亡、结婚或离婚而迁出时，为了明确表示此人已不在该户内，会在人名的旁边印上“除籍”二字的标志。在户口簿尚未电子化、还是直书的时代，使用的不是除籍标志，而是直接在人名上画一个“×”；离婚迁出的配偶也会被打叉，因此，日文中常用“×”来泛指离过一次婚...

——叶真中显《绝叫》

日本《民法》规定，女性结束婚姻关系后，半年内不得再婚，这是为了防止怀孕时无法厘清父亲是谁才产生的机制。铃木阳子再婚的时间仿佛经过了计算，衔接得刚刚好。

——叶真中显《绝叫》

全日本的寿险公司都是人寿保险协会的会员，并且共享所有客户的数据，包括加保状况与付款详情。同一个人反复领取保险金，势必会引起注意，但铃木阳子在三次婚姻中分别改名为河濑阳子、新垣阳子与沼尻阳子，户籍地也随之更换，因此，在数据上被视为不同的人。这种手法与通过假结婚洗白个人资料以便不断借款是一样的道理。

——叶真中显《绝叫》

不只年龄相近，连离过一次婚这点也相同？　　绫乃觉得有点尴尬。　　距今十年前，那年绫乃二十八岁，她曾一度结婚，退出警界。　　当时她隶属于警视厅本厅搜查一课女性搜查班，那里可说是女刑警的梦幻职场，但是她毫不留恋，也不后悔离开。她辞去工作、全心投入家庭，不料这段婚姻不到十年就毁了。

——叶真中显《绝叫》

铃木阳子的第一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十个月便宣告结束，前夫山崎隔月马上与其他女性再婚。说起来不太好听，但这很明显是“无缝接轨”。不管山崎外型多阴柔，他都是男性，离婚后可以马上再婚。

——叶真中显《绝叫》

【户籍地··东京都三鹰市户籍上登记的姓名.·铃木阳子】　　　　二O1一年二月十日与新垣清彦结婚【户籍地：崎玉县狭山市户籍上登记的姓名：新垣阳子】　　二O1一年十二月十日与新垣清彦死别　　二O二一年二月一日恢复原姓铃木　　　　【户籍地：崎玉县狭山市户籍上登记的姓名.·铃木阳子】　　　二o1二年三月十二曰搬入“will Palace国分寺”　　二01二年七月一日与沼尻太一结婚【户籍地：茨城县取手市户籍上登记的姓名：沼尻阳子】　　　　二O一三年秋死于“will Palace国分寺”　　二O一四年三月四日发现遗体　　可以确定她生前至少结过两次婚，而且说不定还有第三段婚姻。

——叶真中显《绝叫》

双方合意是亲密关系的基本原则，这要求双方充分尊重彼此的意愿。复杂的情况在于，亲密关系中“意愿”有时是复杂的、变化的。比如婚内的性关系，婚姻的合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某一方随时都保持性活动的意愿，违背对方意愿的强制性行为也构成性侵。而在亲密关系建立的最初阶段，性意愿处于一个相互试探和逐渐明确的形成过程，常常有暧昧不清的时刻。这里可以明确的原则是，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刻说出的“No”都足具分量，另一方应当即刻停止。但是没有明确说出“No”是否就意味着“Yes”呢？比如，肢体语言含混流露出的“勉强”应当被视为拒绝还是微妙的试探？其中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当然，更安全的做法是事先签订契约，并且在亲密活动的每一步都明确询问对方（“Are you OK with this?”之类），在获得明确的肯定答复后再继续进展，但这很可能会将亲密关系变成一种道德纯洁却乏味无趣的关系。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意愿与权力结构。许多女权主义者主张，如果是处在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弱势一方，即便明确表达“自愿”，也不能算作“本真的意愿”。通常我们认为，职场中直接的上下级、校园中的师生处在明显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之中，所谓“自愿”实际上往往是权力效应的结果，因此明令禁止他们之间发生亲密关系，这可以成为正当的通则。但是，权力对意愿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如男性对女性、明星对粉丝、富人对穷人、年长对年轻（或者相反）、高颜值对低颜值、高智商对低智商、专业熟手对专业新手、健康对体弱、母语对非母语、开放对保守……所有的前者都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因此，完全免于任何权力效应的“本真的意愿”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成年人自我明确表达的“自愿”不足为信，那幺应当由谁、根据什幺来判断一个意愿足够真实（从而免于性侵的嫌疑）？权力对意愿的影响是一个真命题，但具体情境下的个案判断却是复杂的，有时是极为困难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浪漫主义”一词既可以用来描述感情生活，也可以用来形容政治运动，同样十分贴切。因为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具有一种高度的结构相似：两者都始于某种人生理想，都会有制度性的“常规状态”（婚姻和政体），也都内在地蕴含着革命的潜力一一或出于对苦难不公的抗争，或出于对平庸无聊的反叛一一走向颠覆制度的“反常规状态”（解体与变革）。而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正是蕴含了这双重意义，它是一个关于婚姻生活的故事，但同时意味深长地指涉政治。这部作品也因此而耐人寻味。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传统婚姻并不排斥、也未必缺乏两情相悦，但那只是幸运的“副产品”。传统的婚姻是一种人际关系、经济财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合作体制。这是一项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功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怎幺可以托付给“爱情”一一如此捉摸不定、不可理喻、又昙花一现的爱情呢？现代人简直太不理性了吧！实际上，维系现代婚姻的要素是其中许多（未被清除干净的）“传统”因素，这些非感情因素保护了婚姻的稳定。但是20世纪的社会发展正在瓦解这些稳定机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事实上，惊涛孩浪、波澜起伏、连绵不绝的爱情遍布整个人类历史。亲密关系中许多被认为是“现代现象”的内容——婚外性关系、非婚生子女、家庭重组，等等——也都是古已有之，在“传统社会”中都不罕见。现代人真正的创造，是“为爱成婚”这种特殊的观念。因为古代人不把爱情和婚姻紧密关联在一起，前者更不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所以，爱情是婚烟的基础与核心，这才是“现代婚姻”的界定性特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动”。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流动”。再次是“婚姻关系的流动”。最后是“政治上的流动”。那幺，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群还存在吗？人们还有社群关系吗？当然存在，但主要的类型改变了，沃尔泽把它叫作“自愿型的社群”。它和传统社群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一种“自愿的联合”，你可以把“自愿”理解为可以决裂或退出的权利。由于前面所说的四种流动性始终存在，现代社会永远都处于运动之中，沃尔泽把这种特征称作“后社会的状况”（post-social condition）。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种孤立的、近乎原子化的自我，就并不是自由主义虚构出来的“先于社会的自我”（pre-social self）观念，而是“后社会状况”造就的。沃尔泽称之为“后社会的自我”（post-social sef）观念。这种自我观念反映了自由流动社会的现实，它从根本上失去了确定性和统一性，个人不得不随时重新创造自己。许多自由主义者赞赏这种“后社会的自我”，这让我们可以“自愿地联合”并不断“自我创造”，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但大多数社群主义者却为此悲叹，这种失落感也是现实的反映。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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