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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一向对制度意义上的婚姻抱有怀疑的态度，和简·哈里森一样，担忧婚姻赋予女性的家庭枷锁无法包容女性在公共世界探索的野心。在二十多岁的年纪，眼看着身边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婚讯鲍尔变得“愤怒而痛苦”；每当写下祝福卡片，不情不愿地寄出带有刺绣图案的婴儿连衣裙时，她脑海里浮现出令她深恶痛绝的、大众对于妻子身份的假想：“完美妻子应当设法将自己打造成智能化的集合体，集奶牛、围巾、影子、镜子为一体。一块橡皮泥，一张地垫，一台吸尘器，代数上呈负数。”鲍尔曾半开玩笑地对好友马格丽说，如果马格丽也和几位同学一样，一结婚就“丢掉曾经的兴趣爱好，丧失昔日的个性把老朋友统统扔到脑后”，她就再也不会和她说话:“在各种抽象主张中，我最关注的当属妇女权益主张。在我看来，女性要想取得任何成就或成为某种了不起的人，必须在婚后保持自己的个性，认识到爱情并不是世界上的唯一，即便再美好的爱情也只有一项用处:情感满足。”1936年，马格丽和丈夫多米尼克·斯普林·赖斯离异，一时之间流言纷纷鲍尔不以为意，她给马格丽写信表示关切，并敦促她继续进行政治工作，如有需要可以来梅克伦堡广场待一段时间。她在信中甚至颇有几分欢喜，也许是因为这件事证明，长远来看，坚决反对婚姻是更为安全的一条道路。与本书中其他几位女性一样，鲍尔身边聚集着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从她们身上获得激励和友情，在她们面前可以简简单单地做自己。“我真正相信直接、平等、自由和富有同理心的友谊是世上最美好的事”，鲍尔在给马格丽的信中写道，信中描述了和好友玛丽·格拉迪斯·琼斯一起度过的漫长的一天，两人“从下午到晚上，谈论历史谈论自我”。正是因为有这些女性好友的存在，鲍尔从不认为具有满足感的情感生活只能从男性身上获取。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世界鲍尔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她一直以最大限度的努力维持女性与专业学者这两个身份之间微妙的平衡，婚姻无疑极有可能打破这一平...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令人不胜惋惜”，看着如今的玛丽，哈丽雅特想道。她愈加坚定，绝不允许婚姻消解个人身份，让她的抱负沦为陪衬。“要想获得灵魂的安宁，人必须忠诚于自己的使命，哪怕这意味着在情感生活中犯错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并没有深陷于这些挫折之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她最终选择“过一种精神生活，在那里找寻最大的安宁和快乐”。与年轻一辈的H.D和塞耶斯不同，哈里森从未因对精神平等的伴侣求而不得而痛苦，她这时就已非常坚定，无论是传统模式还是其他类型的婚姻都不适合她。如同《校友聚会惊魂夜》中哈丽雅特·文所说，“要是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份全职工作，就别急着成为别人的妻子”。哈里森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生活，不愿冒任何风险。她在《忆学生生涯》中写道，“至少对于女人而言，婚姻会对人生中我最珍视的两件事形成阻碍:友谊，学习······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所担负的责任何其繁重;我的脑海已被太多思绪占据，没法扮演好那样的角色”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最杰出的作品《校友聚会惊魂夜》(Gaudy Night)探讨那些“情感细腻且头脑睿智的不幸女性”如何既能品尝心心相印的甜蜜，又能保持独立，保有对知识的进取心——本书五位女性所探索的这一人生命题。她们各自对探索内容的表达方式或许不尽相同，但在决定以自由女性身份生活的环境、方式时，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以下问题:与其费尽心力去找寻一段不会影响创作的关系，或许不如抹去婚姻这个选项会来得更为简单干脆；成为母亲会不会把她们奋力够到的机会又推远；为了换取经济上的安全感，该牺牲什么样的创造力。掌控生活安排所带来的欣喜，仅仅是个开端。伍尔夫对听众中的女学生提出挑战：“现在你已经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但这里仍空空荡荡你必须为它配备家具，装点缀饰，找到与你同住屋檐下的室友。你将为它配备怎样的家具，用什么风格进行装饰?你将与谁分享房间，订下怎样的协议?我想这些都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历史上女性第一次有资格提出这些问题，也是第一次可以自行决定答案。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 HD根据费城生活写成的小说《赫耳弥俄涅》中，主人公被美人鱼的故事吸引了注意力：美人鱼为了能与王子在陆地上生活，以美妙的歌喉交换双腿。赫耳弥俄涅因而意识到婚姻会把她绑在缪斯的位置上，她将因此不可避免地失去诗人这一身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与库诺斯的这段恋情第一次让她认真思考将来。塞耶斯行事风格切合实际，坚定不移地相信男女智力发展平等。除此之外，在牧师家庭长大的塞耶斯对未来理想婚姻生活的构想无外乎爱人与孩子。她的确立意将精力都投入写作事业，但和H。D。不同，她认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离经叛道。在她的观念里，依然对社会传统规则保有一定的敬畏，不会放任自己越界太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本书五位女性所探索的这一人生命题。她们各自对探索内容的表达方式或许不尽相同，但在决定以自由女性身份生活的环境、方式时，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以下问题：与其费尽心力去找寻一段不会影响创作的关系，或许不如抹去婚姻这个选项会来得更为简单干脆；成为母亲会不会把她们奋力够到的机会又推远；为了换取经济上的安全感，该牺牲什么样的创造力。掌控生活安排所带来的欣喜，仅仅是个开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更是写道：“尽管女主以身相许以报救命之恩的戏码理所应当以至于俗滥，我却明白建立在感激、自卑基础上的婚姻很难长久。”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掳掠式婚姻可能听起来有些羞辱，但是为什么要在婚恋舞台上煞费苦心地上演这一幕，有两个可能：第一是女扮男装的少女可能会使年轻的斯巴达男子不那么慌张，因为后者只与男性长者有过亲密的身体接触和情感关系，他们从7岁起就完全和女性断绝了联系。第二是通过剃光头和穿男性服装，斯巴达女孩作为斯巴达公民重要一员的身份得到了确认。斯巴达妇女婚后一直制光头。这并非羞辱，而是在两性契约中“上升”到了和男性同样的地位。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涉嫌强奸或通奸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赫梯人意识到，激情会破坏精心策划的婚姻，大量的法律和私奔有关。“pupu”这个词，表达的就是情人这个概念。但是你如果勾引他人的妻子，那么你就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按照安纳托利亚法律，和帕里斯私通的海伦，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听说那个被戴了绿帽、复仇心切的丈夫正在追捕他们，而且坚信自己有理由对他们实施最严厉的处罚，青铜时代的帕里斯和他的非法恋人对此将不会感到惊讶。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当普度赫帕加入有关她女儿与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结婚一事的谈判时，我们才真正领略到她的声望(kudos)。拉美西斯写给她丈夫的信她都能收到一份完全一样的副本，不仅如此，对事情进展感到不满意的她，还亲自去信叱责法老本人。公元前1270年前后，普度赫帕位于哈图沙的宝库发生了火灾。王后致信拉美西斯，跟他说如此一来，外交事务不得不延迟，她将无法在短期内把女儿送去埃及王宫完婚。拉美西斯似乎在催促她尽快把这件事情办了——想必他想同时得到这名女孩和她的嫁妆。普度赫帕的回答颇为尖酸刻薄：我的兄弟是否一无所有？只有当太阳神之子、雷神之子，和大海都一无所有时，你才会一无所有！可是，我的兄弟，你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不惜拿我做牺牲。这既不符合你的名声，也不符合你的地位。普度赫帕非常自信地训斥了全世界最强大的男人之一。她的历史提醒我们，在公元前13世纪，只要个性足够强，贵族妇女同样可以在周遭世界留下永恒的印记。当你把目光聚焦于像她这样的王后身上时，你会明显地感到，这不仅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女英雄的时代。* * *哈图沙的文本是极为宝贵的，除了让我们见识宫廷生活，也非常有助于理解海伦和帕里斯之故事的重要前提。大量涉及法律事务的文本表明，强奸、诱拐和通奸是热议的问题。在赫梯帝国的200道法律中，有14道和性方面的不轨行为有关。赫梯文本中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为了受到法律保护，婚姻必须遵循一夫一妻制的原则，这种婚姻也伴随着实质性的利益和责任。如果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的未婚妻私奔，那么他（而不是女孩的家人）自己要对此负责，用与女孩的嫁妆同等价值的物品赔偿给这个被拒的求婚者。通常来说，婚姻都是双方协商好的，但是偶尔也会有不好的结果出现。如果双方友好地解除婚约，那么所有财产都将五五分。然而在强奸案中财产的处理将不会这么公平。虽然法律上妇女确实可以得到赔偿，但如果一个女人在自己家里被人强奸，那么她将...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由于赫梯帝国把他们的事情都详细记录在泥板上，现在这些泥板正源源不断地被挖掘出来，1990年，哈图沙东北的萨皮努瓦(Sapinuwa)出土了3000多块泥板残片，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任何一名来访的希腊大陆贵族的切身感受。这里有祭司、女祭司和神庙助理、医疗顾问、理发师、看门人、马夫、官员、抄写员、吞剑者、杂技演员（岩画精彩地描绘了“爬梯人”比赛，即看谁在没有支撑的梯子上站立的时间最长）、演奏风笛、响板和铙钹的乐师、舞者，以及一群普通的家政人员。公元前13世纪是赫梯文明的鼎盛时期，彼时城堡内肯定人头涌动。和迈锡尼社会内部一样，妇女在这里非常引人注目。宽阔的马路上铺着厚重的大石板，许多妃子(naptartu)在上面走来走去，这些都是为了充实宫廷要员的后宫而引进的外国女人。赫梯文中甚至有“妾”这个称呼，叫“E-ŠER-TU”，或“esertu”。引进这些女人的目的，通常是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同时诞生更多的王室后代。安纳托利亚的王室需要有正式的后裔来充当外交官或婚嫁的对象，同时在王国内部或王国外的广阔世界充当家族的代表。普里阿摩斯就以生了50个儿子而著名，而青铜时代晚期的文献资料则显示，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们确实都拥有庞大的家庭。控制宫中女人行动和婚姻的是“塔瓦娜娜”（Tawananna，王后）。这就是环绕在我们青铜时代的海伦周围的王族和社会状况，不管她是做俘虏、小妾，还是正房。一块被称为《阿拉克桑杜条约》(Alakšandu Treaty)的破碎赫梯泥板告诉我们，嫔妃生的儿子也能继承王位。对文本的宽泛解释甚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泥板中所说的特洛伊王子，一个叫阿拉克桑杜的人，他的母亲是一名希腊小妾。我们已经知道，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对帕里斯还有一个称呼（亚历山大）几乎可以肯定就是阿拉克桑杜的希腊语形式。只不过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把荷马笔下的特洛伊王子亚历山大（一个喜欢希腊女人的...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虽然有大量生动的文字描述了古典和史前时期的求婚比赛，但婚姻依旧是青铜时代晚期“看不见”的几种活动之一，同时期迈锡尼文献的缺乏令人感到沮丧。对赫梯和埃及宫廷贵族之间联合的详细描写，如政治的权宜、男欢女爱，甚至富有浪漫色彩的，均保留了下来，迈锡尼的却没有。由于缺乏当时的书面证据，我们只好从现有的唯一资料，即希腊的史诗故事中寻找线索。我们一再从文学和神话故事中听说，女人是王位继承人，即王位不是由丈夫传给儿子，而是由母亲传给女儿。男人只有通过迎娶妻子才能获得王位。海伦同母异父的妹妹克吕泰涅斯特拉趁自己的丈夫阿伽门农在特洛伊打仗之机，让情人埃癸斯托斯当上了国王；珀罗普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名字即来源于他）通过和希波达弥亚结婚，成了伊利斯(Elis)的国王；俄狄浦斯(Oedipus)在娶了伊俄卡斯忒王后(Queen Jocasta)之后，当上了底比斯的国王。就连忠贞的珀涅罗珀(Penelope)，在被奥德修斯留在家里之后，似乎也有权选择自己的下一个国王。而墨涅拉俄斯则在娶了海伦之后，理所当然地成了斯巴达的国王。传说除了海伦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两个女儿，廷达瑞俄斯还有两个儿子——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然而没有迹象表明父亲死后他们会继承他的王位。将成为女王的是海伦，只有和海伦结婚，才能获得王族的身份和统治斯巴达的权力。我们从进一步阐述荷马史诗的帕萨尼亚斯那了解到，继承王位的不是墨涅拉俄斯的儿子，就连他“最宠爱的儿子”也无缘成为斯巴达的国王。反而是海伦的女儿赫尔迈厄尼继承了王位。而只有当俄瑞斯忒斯娶了赫尔迈厄尼之后，他才反过来成为斯巴达的统治者。我们从文献资料中了解到，希腊各地的年轻人似乎可以随意流动（尽管已经通过和出身高贵的女继承人结婚而在当地生根发芽）并一直和自己家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可能借助妻子的地位而成为迈锡尼、斯巴达或者阿尔戈斯的统治者，但他的荣誉和财产也来自他的豪门出身。忠诚的...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告诉我们，斯巴达人“用掳掠的方式”来确认婚姻。这个在我们看来非常奇特的习俗是这样的：女孩长到18岁，会被打扮成男孩，被人从自己的住所带往她所选择的丈夫家里。房间里没有一丝光亮。人们剃掉她的头发，让她躺在草垫上，把她单独留在黑暗的房间里。她未来的丈夫将从全是男性的军营赶回来；在一些版本里，他会从一群女孩中“掳走”那个和自己订过婚的女孩。接着他会和这个“雌雄莫辨”的新娘圆房。和她发生性关系后（一些资料认为是肛交，有时候是在大腿之间，并非从阴道插入），他就走了。这对新人现在算是结婚了，但是却很少见面。新郎回到同伴当中，即7—30岁斯巴达男性生活的纯男性训练营。新婚夫妇每隔几个月见一次面，过过性生活，人们认为禁欲可以使后代更有活力。掳掠式婚姻可能听起来有些羞辱，但是为什么要在婚恋舞台上煞费苦心地上演这一幕，有两个可能：第一是女扮男装的少女可能会使年轻的斯巴达男子不那么慌张，因为后者只与男性长者有过亲密的身体接触和情感关系，他们从7岁起就完全和女性断绝了联系。第二是通过剃光头和穿男性服装，斯巴达女孩作为斯巴达公民重要一员的身份得到了确认。斯巴达妇女婚后一直剃光头。这并非羞辱，而是在两性契约中“上升”到了和男性同样的地位。婚礼前夜，新娘会和女伴们一起唱歌跳舞。考虑到海伦自身丰富多彩的历史（尤其是她为了一名东方王子而抛弃了斯巴达国王）在这种场合吟诵忒奥克里托斯的《献给海伦的祝婚歌》显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可能还有些奇怪，因为斯巴达男子居然乐于听到自己的女人在结婚前夜援引她为榜样。婚礼前夜选择一位任性的已婚妇女作为新娘的引导者确实令人感到意外，但是我们必须时刻记得从斯巴达人的眼光来看海伦。她尚未成为那个千百年后隐藏在人们愤怒之下的无耻娼妓，而是一个更加高贵的海伦，一个热情的女人，一股散发性感魅力的源泉，一股令人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献给海伦的祝婚歌》...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尽管她的罪过可能不涉及男女关系，但在维多利亚社会看来，离异妇女和堕落女子没什么不同。因德行有亏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妇女，同红杏出墙的妇女一样受人憎恶。一个女人，如果她“酗酒且不守规矩”，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不顾及自己的仪表，缺少一个体面的家庭，或是没有丈夫或家人来约束她的行为，那么她在众人眼中就和妓女一样堕落。她们成为同一类人：被驱逐的女人。和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在世人眼中，安妮已经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了，所以与杰克·西维建立同居关系，从而在法律上沦为通奸者，倒也构不成多大的区别。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终其一生，波莉恐惧并憎恨着济贫院。沃克家和尼科尔斯家的人都很勤劳，他们知道自己靠双手过上了体面的日子，并为此自豪。在皮博迪公寓的生活会让他们为自己的地位感到骄傲，甚至更可能对那些走进联福路或王子路大院的人嗤之以鼻，谁叫他们好吃懒做、道德败坏呢。然而，在那个时代，只有那些有能力支付高昂法庭费用的人才能选择离婚，而希望与丈夫“正式”分开的工人阶级妻子首先要证明她的绝望和贫困。要证明这点，唯一的方法是进济贫院。对许多妻子来说，这段苦难被描述为“她们一生中最屈辱的经历”，并作为“永久的污点”伴随着她们。1880年，当波莉背弃丈夫、走出家门时，她肯定明白会有什么后果。这是极其果敢的一步。虽然在工人阶级中，夫妻分手并不罕见，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周围“正派人”中受尊敬的日子到头了。是谁的过错并不重要；反正一个女人离开她的丈夫，她就失败了。一名好妻子“必须品行高洁、坚贞不屈、蕙质兰心、冰雪聪明”，这不光是为了“精进自己，更是为了奉献自己”。她对丈夫的责任是“紧随其旁”。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是永远不抛弃、不放弃她的孩子。离开家庭使她变得格格不入、伤风败俗，沦为有悖妇道的活生生的例子。和丈夫分手，等待她的是贫困和进一步的堕落。传统的妇女劳动，如家政服务、洗衣工作、缝纫或在家里装配东西的计件工作，赚得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除非找到另一个男人依靠，否则她将很难养活自己。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入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当安妮同意和丈夫、孩子分开时，当她背弃母亲和弟弟妹妹时，很难想象她的内心究竟有多绝望。安妮的家人认同宗教的训诲，她自己也竭力保持着体面，在这种情况下，安妮会感到自己的堕落是无可救药的。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她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人。事实已经证明，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没有能力为丈夫维持一个家，也没有能力照顾任何人，包括她自己。世人憎恶女酒鬼，认为女酒鬼放任“自己最粗野和丑恶的欲望显露在外……沉湎于感官的享受……没一点女人样”。吊诡的是，正是自惭形秽的心理使这些“女酒鬼”不断喝酒，“以盖过她的羞愧”。尽管她的罪过可能不涉及男女关系，但在维多利亚社会看来，离异妇女和堕落女子没什么不同。因德行有亏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妇女，同红杏出墙的妇女一样受人憎恶。一个女人，如果她“酗酒且不守规矩”，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不顾及自己的仪表，缺少一个体面的家庭，或是没有丈夫或家人来约束她的行为，那么她在众人眼中就和妓女一样堕落。她们成为同一类人：被驱逐的女人。和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在世人眼中，安妮已经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了，所以与杰克·西维建立同居关系，从而在法律上沦为通奸者，倒也构不成多大的区别。多半正是因为和西维在一起了，安妮才会在1884年下半年跟随他来到白教堂寻找工作。自从来到该地区后，安妮的所有身份——近卫兵的女儿、绅士马车夫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漫步于梅费尔区和海德公园的女人、戴着金耳环和胸针骄傲地坐着照相的女子——都被留在了西伦敦。人们只知道安妮是西维的老婆——安妮·西维或西维太太——偶尔也有人叫她“深发安妮”，因为她有一头棕黑色的卷发，现在添了一些银丝。安妮不大谈论她的过去，所以...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希望结束婚姻的工人阶级妇女别无选择，只能在济贫院的协助下，通过声称被配偶遗弃来实现一种非正式的分居。根据《济贫法》，男人不能随随便便就把老婆或孩子交给济贫院，指望纳税人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正如妇女有义务与家人在一起一样，法律认为抚养妻子是丈夫的责任；夫妻双方是否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不重要。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拒绝支付其妻子的生活费，济贫委员将设法讨回这笔钱。他们会命令他付钱，如果欠款的丈夫拒不履行义务，他们将把他拖到地方法官面前，让他颜面尽失。这条法规的实施是工人阶级妇女的唯一救星。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入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只要他不强奸佣人、不与亲妹妹上床、打老婆的时候不下死手。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1880年，当波莉背弃丈夫、走出家门时，她肯定明白会有什么后果。这是极其果敢的一步。虽然在工人阶级中，夫妻分手并不罕见，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周围“正派人”中受尊敬的日子到头了。是谁的过错并不重要；反正一个女人离开她的丈夫，她就失败了。一名好妻子“必须品行高洁、坚贞不屈、蕙质兰心、冰雪聪明”，这不光是为了“精进自己，更是为了奉献自己”。她对丈夫的责任是“紧随其旁”。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是永远不抛弃、不放弃她的孩子。离开家庭使她变得格格不入、伤风败俗，沦为有悖妇道的活生生的例子。和丈夫分手，等待她的是贫困和进一步的堕落。传统的妇女劳动，如家政服务、洗衣工作、缝纫或在家里装配东西的计件工作，赚得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除非找到另一个男人依靠，否则她将很难养活自己。 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人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只要他不强奸佣人、不与亲妹妹上床、打老婆的时候不下死手。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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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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