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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小说结尾，面对救她出狱的温西爵爷的求婚，哈丽雅特选择了拒绝。塞耶斯在下一部以哈丽雅特·文为主角的小说《失衡的时间》(Have His Carcase)（1932年）中交代道：“世人总以为，要治愈受过情伤的心灵，可供依靠的宽阔胸膛才是良药。可事实上，哪比得上值得全力以赴的工作、充满活力的身体以及暴富来得药到病除。”这是塞耶斯的切身体会。哈丽雅特没有留在丹佛庄园过奢侈而悠闲的生活，而是选择与女性好友漫游欧洲，沿途收集小说素材，写些旅途点滴卖给报社。旅途归来后，她搬到梅克伦堡广场一间全新的高级单身公寓。对她而言，这个地址象征着她最珍视的独立与自立。这时，塞耶斯已经离开梅克伦堡广场整整十年，十年之后，广场对塞耶斯而言仍然代表着一种投入智识追求的生活。哈丽雅特在新房子继续创作侦探小说，由于之前案件巨大的曝光量，侦探小说能给她带来可观的收入，足够有尊严地独立生活。塞耶斯决定，如果要让彼得·温西爵爷够格做哈丽雅特的丈夫，必须对他的性格做出“较大的调整”：他的心理世界得足够深沉，道德准则得足够坚定，“在前几部小说中，我总是根据侦探情节的需要来赋予他性格特征，这些不够慎重的性情设定必须都得做出调整”。所幸，塞耶斯在梅克伦堡广场完成的第一部作品《谁的尸体？》就给温西爵爷这一角色赋予了足够的深度。不同于一般侦探小说，温西爵爷对道德观念具有敏锐的意识，谨慎考虑破案爱好在现实世界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这些特质使得他的性格可以合乎逻辑地进行转变，也让塞耶斯得以在探索新类型侦探小说上迈出重大一步。《剧毒》是温西爵爷破案系列中第一个脱离纯粹智力挑战的故事，在失去一切破案线索时，温西爵爷不再如之前那样遇难愈勇，而是无助、害怕，万一失败，他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想救的女人遭受绞刑痛苦死去”。到了《失衡的时间》，哈丽雅特在沙滩上发现一具尸体，再次被列入嫌疑。温西爵爷受命调查，两人携手破案，但过程并不...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为哈丽雅特·文的未来认真思索了几年时间。和H. D. 一样，如果没有将梅克伦堡广场期间和之后所遭受的痛苦诉诸文字，她就无法真正释怀。这段经历教会她不要将自身价值依附于任何人。她终其一生都在强调从事职业的重要性，只有“找到一份值得付出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将它完成”，才能得到真正的“灵魂、精神和身体上的满足”。她对职业的重视与以下观点紧密相连：她坚定相信，“应该将女性作为人来对待，而不是以女性这一性别为桎梏来限定她们所能踏足的领域”。塞耶斯在论文《是人非人》（收入1946年作品集《和寡集》［Unpopular Opinions］）中描述主角具有“伟大的、真正的双性同体的灵魂”。这一说法与伍尔夫《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从伍尔夫那里引用的内容遥相呼应：“每个人体内都占据着男性和女性两种力量。当这两种力量在身体内部和谐共处、灵魂契合之时，人就能达到一种稳定、自洽的状态。”将女性从智识领域驱逐荒谬且极不合理，塞耶斯和伍尔夫、H. D. 一样，都很清楚这一点。在她们生活的时代，社会依旧拒绝女性力量，认为女性的需求和欲望不同于男性，并据此对女性施加期望。而这些女性在她们各自的人生、作品中，试图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所期盼的生活方式。“女性到底想要什么？”塞耶斯曾在另一篇论文中回应这一问题：“我不确定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有什么一致的特别需求。但是我想，尊敬的男士们，和你们一样作为人，女性想要的和你们并没有本质区别：有趣的职业，享受乐趣的合理自由，情感寄托。”无论是作品风格还是本人性格，多萝西·L. 塞耶斯和H. D. 都可谓大相径庭。但是，除了共同的住所以及都认识约翰·库诺斯这些共同点之外，两人之间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结。塞耶斯提出社会缺乏那些“情感细腻且头脑睿智的不幸女性”的生存空间，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借茱莉亚之口说出“我想生活在两个维度”，这两种观点在...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无数粉丝写信来恳求塞耶斯写些侦探故事，这样他们能暂时不去想战争这件事。但塞耶斯执意不肯迎合，态度坚定地对一位书迷回信道:“我意识到人们已经过于沉迷于侦探小说式的人生态度——总认为世间所有问题都能有干脆利落的解决方式。我现在正在花时间告诉大家，真正的困难，比如罪恶、死亡和夜间的炸弹，是没办法像字谜一样“被解出来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和HG.威尔斯一同抗议，反对“向学生们教授保存、延续过去那些矫饰战争的邪恶传统的爱国主义历史事件”，并提出教师不应该将教授重点放在那些将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为敌人或同盟的关于国王、战争和政治冲突的故事，而应该放在许许多多的将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如贸易、旅行、文学、农业和宗教。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在文章和演讲中无数次强调她的目标是以“拓宽同理心而非使其更加狭隘的方式”来教授历史，让学生获得超越阶级和民族的核心群体感。这一时期，鲍尔的好几位男性友人，如盖茨克尔、多尔顿、托尼，都正担任公职，希望将政治影响作为一种改变大众观念的策略。鲍尔采取了另外-种不同的、更为谦避的方式，也更不容易成就个人的声名、带来正向的际遇，但她怀有同样的雄心壮志，所立足的原则同样坚定。她坚持历史“是凝聚社会群体最强大的黏合剂之一......如果我们可以扩大群体团结的概念，通过历史向孩童展示：作为总体概念的人类具有普遍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两个国度一一他自己的国家以及全世界一一的子民，这样来，我们就能教他懂得什么是世界公民”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令人不胜惋惜”，看着如今的玛丽，哈丽雅特想道。她愈加坚定，绝不允许婚姻消解个人身份，让她的抱负沦为陪衬。“要想获得灵魂的安宁，人必须忠诚于自己的使命，哪怕这意味着在情感生活中犯错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并没有深陷于这些挫折之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她最终选择“过一种精神生活，在那里找寻最大的安宁和快乐”。与年轻一辈的H.D和塞耶斯不同，哈里森从未因对精神平等的伴侣求而不得而痛苦，她这时就已非常坚定，无论是传统模式还是其他类型的婚姻都不适合她。如同《校友聚会惊魂夜》中哈丽雅特·文所说，“要是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份全职工作，就别急着成为别人的妻子”。哈里森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生活，不愿冒任何风险。她在《忆学生生涯》中写道，“至少对于女人而言，婚姻会对人生中我最珍视的两件事形成阻碍:友谊，学习······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所担负的责任何其繁重;我的脑海已被太多思绪占据，没法扮演好那样的角色”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伍尔夫所写，这些女性清楚地知道“智识上的自由有赖于物质基础”：她们能否继续写作、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无法由自己随心掌控，而是受到现实条件制约。她们需要且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持续的方式——通过写作、翻译、当老师、当编辑——挣到在伍尔夫看来对作家必不可少的每年五百英镑，用来支付房租、守卫她们奋战得来的独立。她们在阶级、教育、社会等级上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其中也有人继承遗产或得到津贴，有家庭在经济上给予助力，但没有一个富有到从来无须为钱财忧心的程度。即便有着一些外部的有利条件，内心也抱有坚定的信念，她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依然岌岌可危、极不稳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女子接受教育仍属离经叛道；流行漫画中的“文学女性”形象，总是面容枯槁、憔悴萎靡，吸着烟，穿着钉靴，将男人踩在脚底下；惯用标题博人眼球的《每日邮报》将生育率降低归咎于女性忽视天职。这五位女性都曾在追寻理想生活的路上陷人绝境：无法得到与兄弟同等的教育机会;相比男性同事，她们职位低、薪酬少;无法取得正式学位，被大学列为二等生;被期望甘居幕后，做男作家的灵感缪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并非被对名利和光鲜亮丽的文坛生活的渴望所驱使，而是因为坚定期盼将时间花费在她真正享受且确定自己真正擅长的工作上。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写道：“我会用尽一切力量在伦敦扎根。无论如何，我热爱这座城市。这是唯一的地方。”她并非被对名利和光鲜亮丽的文坛生活的渴望所驱使，而是因为坚定期盼将时间花费在她真正享受且确定自己真正擅长的工作上。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与库诺斯的这段恋情第一次让她认真思考将来。塞耶斯行事风格切合实际，坚定不移地相信男女智力发展平等。除此之外，在牧师家庭长大的塞耶斯对未来理想婚姻生活的构想无外乎爱人与孩子。她的确立意将精力都投入写作事业，但和H。D。不同，她认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离经叛道。在她的观念里，依然对社会传统规则保有一定的敬畏，不会放任自己越界太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1939年7月，多萝西·L塞耶斯加人新闻部下设的作家规划委质会，就作家如何更好地为战争做出贡献提供相关建议。内部记录显示她“非常健谈、非常难应对”，这份工作没有持续太久。和当时很多作家一样，塞耶斯转而去做一些更有现实意义的战时工作，她志愿担任空袭管理员，为船员织袜子，还在伦敦动物园募集资金的时候认领了两头豪猪。这时距离上一本关于彼得·温西爵爷的书出版已经过去了两年，无数粉丝写信来恳求塞耶斯写些侦探故事，这样他们能暂时不去想战争这件事。但塞耶斯执意不肯迎合，态度坚定地对一位书迷回信道：“我意识到人们已经过于沉迷于侦探小说式的人生态度一总认为世间所有间题都能有干脆利落的解决方式。我现在正在花时间告诉大家，真正的困难，比如罪恶、死亡和夜间的炸弹，是没办法像字谜一样‘被解出来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果没有将梅克伦堡广场期间和之后所遭受的痛苦诉诸文字，她就无法真正释怀。这段经历教会她不要将自身价值依附于任何人。她终其一生都在强调从事职业的重要性，只有“找到一份值得付出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将它完成”，才能得到真正的“灵魂、精神和身体上的满足”。她对职业的重视与以下观点紧密相连：她坚定相信，“应该将女性作为人来对待，而不是以女性这一性别为桎梏来限定她们所能踏足的领域”。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由于爱德华·沃克似乎是一个坚定的教育支持者，因此波莉在学校念书一直念到了15岁，就她的性别和阶级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工人阶级家的女孩只学认字，不学写字，但波莉两者都会。虽然沃克家买不起什么奢侈的东西，但能接触到文字读物或许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长大的唯一好处。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虽然学校教育直到1876年才成为义务制，但工人阶级中相对富裕的父母往往会把家中的男孩，有时也包括女孩，送到当地的慈善学校或收费学校。这在与印刷业有关的家庭中尤其如此，在这些家庭里，识字不仅受到高度重视，而且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一些企业主，比如那个时代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的斯波蒂斯伍德公司，甚至在工作现场为15岁以下的男孩提供学校教育，还为其员工开办了一个借阅图书馆，以鼓励员工全家阅读。虽然波莉和她的哥哥爱德华也许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资源，但他们很可能在公立学校或英童学校上学。公立学校，如位于鞋巷附近由圣公会组织的伦敦城市公校，为那些还得替家里挣钱的孩子提供非全日制教学。有些工人家庭自认比社区中的底层贫民高一等，他们就更青睐英童学校，相信那里提供的读书环境会严格一点，英童学校里，在男老师或女老师的主持下，年长的孩子会教年幼的孩子功课。由于爱德华·沃克似乎是一个坚定的教育支持者，因此波莉在学校念书一直念到了15岁，就她的性别和阶级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工人阶级家的女孩只学认字，不学写字，但波莉两者都会。虽然沃克家买不起什么奢侈的东西，但能接触到文字读物或许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长大的唯一好处。除此以外，在这个她度过青春岁月的家中，几乎没有其他可供享受的慰藉。沃克一家从未远离过鞋巷或高霍尔本。他们从道斯公寓搬到迪恩街、罗宾汉公寓和竖琴胡同。在圣布里奇和圣安德鲁教区那狭长的中世纪街道上密集的住宅中，空间和隐私好比是天方夜谭。1844年，有人对伦敦人口稠密地区的住房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像沃克一家居住的这种位于封闭短街和窄巷中的建筑，“通风不良且肮脏……是整个街区中……条件最差的”。大多数家庭，全家人共用一个房间，房间的平均大小约为“2.4米乘3米，从地板到天花板为1.8米到2.4米高”。这些逼仄的房间里要塞进整整一大家子人。道斯公寓，过去是一栋木质结构加石膏外墙的大型房屋，...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你和冬山那场婚礼，”贝蕾妮丝终于开腔了，“我想提醒你的就是这个。我能看穿你玻璃般的灰眼睛。我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愚昧，那愚昧可悲至极。”“灰眼睛像玻璃一般。”约翰·亨利小声嘀咕。弗·贾思敏定定地看着贝蕾妮丝，目光坚定而透着紧张，她不想被人看穿，也不想在眼神的对阵中就这么服输。”“我能看穿你的心思，别以为我看不透。你心里惦记着明天在冬山将要看到的那些新鲜场面，你端坐在中间。你希望在你哥哥和新娘步入婚姻的殿堂时，夹在他们中间。你想插足婚礼，谁知道你还想干吗。”“才不，”弗·贾思敏说，“我才没打算在婚礼上夹在他们之间。”“透过你的眼睛我都看到了，”贝蕾妮丝说，“别不承认。”约翰·亨利压低声音又重复道：“灰眼睛像玻璃一般。”“不过我要提醒你，”贝蕾妮丝说，“一旦你爱上那种前所未闻的感觉，你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吗？如果你非要这么执拗，那么请放心，你绝对还会有下次。到那时你会变成什么样子？难道你想一辈子插足别人的婚礼吗？这种生活算个什么样儿？”“这种疯言疯语我一听就觉得恶心。”弗·贾思敏说着，把耳朵用手指塞起来，但没法塞紧，贝蕾妮丝的话还是声声入耳。“我看你就是异想天开，到头来自讨苦吃，”贝蕾妮丝继续往下说，“你自己明白。你已经读完了七年级B班，已经十二岁了。”“弗·贾思敏没有拿婚礼说事，而是跳了过去，她说：“他们会带上我，你等着瞧吧。”“他们要是不带呢？”“我告诉过你，”弗·贾思敏说，“我会用爸爸的手枪崩了自己。不过他们肯定会的，我们三个去其他地方，再也不回这里来。”“好吧，我该说的都和你说了，”贝蕾妮丝说，“但似乎没什么用。你非要自寻苦果。”“谁说我要吃苦果子？”弗·贾思敏反问。“我对你清楚得很，”贝蕾妮丝道，“你有好果子吃。”“你就是在嫉妒而已，”弗·贾思敏说，“你看不惯我离开小镇，过得开心快活，你就是想泼冷水，不让我好过。”“我只是不想让你走错路，”...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但正是在这种冰冷的、恶心的半绝望半希望里；在因痛苦而有意识地将自己活活埋葬于地下室四十年的行为里，在这坚定地杜撰出的又多多少少引人怀疑的、毫无出路的境地里；在刻在骨子里的却未能实现的愿望的毒药里；在这刚刚下了永世不变的决定却在下一分钟又幡然后悔的犹豫不决的狂热病里蕴含着我之前说过的那种奇怪的愉悦的精华。这种愉悦极为敏感，甚至不受意识的控制，头脑简单的人，甚至是神经坚强的人都对这愉悦毫无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为什么你们如此坚定、如此庄严的确信，只有一种正常的、正面的东西呢？一句话，只有幸福才于人有益呢？在利益问题上，理智不会出错吗？要知道也许人所喜欢的并不仅仅是幸福？也许，他也完全同样地喜欢苦难？也许，对他来说，苦难和幸福完全是同样有益的？人有时会非常地爱苦难，爱之成癖，这是事实。这是用不着去查阅世界史的；只要您是一个人，只要曾经稍稍地生活过，问问自己也就可以了。至于我个人的意见，那就是，仅仅爱幸福甚至有些不体面。不论是好是坏，反正有时破坏一种什么东西也是非常愉快的。这里我并不是在维护苦难，也不是在维护幸福。我是在维护维护自已的任性，维护那在我需要的时候能为我提供保障的东西。比如说，轻松喜剧中就不允许有苦难，这我是知道的：在水晶宫中苦难也是不可思议的。苦难就是怀疑，就是否定，如果在水晶官中还会产生怀疑，这还叫什么水晶官呢？可我同时相信，人永远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因为苦难便是意识产生的唯一原因。虽然我在一开始就说了，我认为意识是人最大的不幸，但是我知道，人喜欢意识，他不愿用任何的快乐来替换意识。比如说，意识就无限地高于二乘二。承认了二乘二之后，当然就不会留下什么东西，不仅无事可做了，甚至连可以认知的东西也没有了。到那时，可做的一切，就是堵塞自己的五官，沉湎于潜思默想。而在意识的过程中，虽说也可能有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也可能无事可做，但至少有时还是可以责备一下自已的，而这毕竟能使人振作。即便是落后，毕竟胜于无所作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二 雨雪霏霏】1◆ 现在我已经完全清楚，由于我的无限虚荣心，因而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我对自己经常十分不满，以至达到厌恶的程度，因此，内心里也就把自己的这一看法强加于每个人。◆ “就算其貌不扬吧，”我想，“但是要让它显得高贵，富于表情，主要是要非常聪明。”但是我清楚而又痛苦地知道，所有这些优良品质我这张脸是从来表现不出来的。但是最可怕的是我发现这张脸其蠢无比。但是只要它能显得聪明些，我也就完全知足了。甚至这样，即使脸上的表情无耻下流，我同意，只要别人认为我这张脸同时又非常聪明就成。◆ 一个思想发达的正派人，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无限严格的要求，不是有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这个人就不可能有虚荣心。◆ 我生怕被人耻笑，而且怕到了病态的程度，因此有关外表的一切，我都奴隶般地墨守成规；热衷于随大流，打心眼里害怕奇装异服，害怕有什么异乎常态的地方。◆ 当代任何一个正派人都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懦夫和奴才。这才是他的常态。◆ 当时使我感到痛苦的还有个情况：具体说，就是没有一个人像我，我也不像任何人。“我只是一，而他们是全体。”◆ 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点是什么都懂，什么都看见，而且常常看得远比我国最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对任何人和对任何事都不能容忍，但与此同时又毫不挑剔；什么都绕着走，都退让，对所有的人都礼貌得体；从来不放过有利可图而又实惠的目的（比如分配公房呀，发放抚恤金呀，晋升军衔呀，等等）——他是通过热情洋溢的诗篇和一册又一册的抒情诗集来逐渐看到这一目的的，与此同时他又在自己心中坚定不移地保持着“美与崇高”，就像用棉花细心包裹着什么珍珠宝贝似的顺便保护好自己，哪怕是，比如说，哪怕是为了他心中的“美与崇高”吧。我国的浪漫主义者是个能屈能伸的人，同时又是我国所有滑头中最滑的滑头，这甚至凭经验，我都敢向诸位保证……当然，这一切有个条件，就是这浪漫主义者应当很聪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还有，为什么你们如此坚定、如此郑重地确信，只有一种正常的、积极的——换句话说只有一种幸福生活对人有利呢？理智就不会弄错利益吗？毕竟也可能人就喜欢不要过幸福生活呢？也可能他偏偏就喜欢痛苦呢？也可能偏偏就是痛苦和幸福生活对他一样有利呢？而人有时候疯狂地喜欢痛苦，极度喜欢，这是事实。这一点用不着查世界历史，自己问问自己，只要你们也是人，多少也活过的话。而且就我自己的个人观点来说，只喜欢某一种幸福生活，甚至有些不体面。好也罢，不好也罢，但是有时候毁掉什么东西确实非常让人开心。实话实说，我既不是在捍卫痛苦，也不是捍卫幸福。我是在……捍卫我的任性，捍卫那种在我需要的时候能为我提供保障的东西。比如说痛苦，轻喜剧里是容不下痛苦的，这我知道。在水晶宫里痛苦是没法想象的：痛苦是怀疑、是否定，而水晶宫是什么？在水晶宫里难道能产生怀疑？由此，我相信人对于真正的痛苦，也就是说对于毁灭和混乱，有的时候是不排斥的。痛苦——这可是意识唯一的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而且你们为何如此坚定不移，如此郑重庄严地确信，只有一种正常的、正面的东西呢一简而言之，只有一种幸福才对人有益呢？在利益的问题上，理性是否出了差错？须知，也许人喜爱的不仅仅是幸福？也许，他也完全同样地喜爱苦难呢？也许，苦难对他来说，也相当有益，一如幸福那样？而人有时会酷爱苦难，酷爱到极点，这也是事实。这事无须到世界通史中去查证。只要您是人并且只要稍稍生活过，问问您自己就行了。至于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只喜爱幸福，那甚至是不怎么体面的。不论是好是坏，但是有时破坏某种东西也是其乐无穷的。须知我在这里并非崇尚苦难，也并非崇尚幸福。我主张…捍卫自己的任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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