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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信仰这么坚定的人有一天竟然拉住我说：“喜子妈，我没办法再祈祷了。我们的天主，那个时候在哪里呢？年幼的孩子、无辜的大人一个个惨死之时，天主在哪里？ “天主没有罪，”我说， “犯下罪行的是那些人。”我说，“天主心里也会难过。” 喜子妈，全知全能的天主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一个只懂得悲伤难过的天主，我不想向他赎罪。我不想在他的面前说，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想问问天主那个时候在干什么。 我不愿再像以前那样跪在地上说：“天主啊，天主啊，感谢您！是啊，您救活了我。可如果我感谢您，那些死去的人算什么？” 三川啊，我虽然不信教，但也听人讲过一些东西。喜子爸的话太可怕了！我是头一次看到他生这么大的气，而生气的对象竟然是天主。“喜子爸，你要遭天罚的，不要再说了。”可不管我怎么劝都没有用。如果换作以前，他应该会说：“感谢天主，让我活着回到朝鲜。”可现在他竟然想让天主道歉，这是多么可怕的话！
——崔恩荣《明亮的夜晚》
妈妈是个信念坚定的人，她不愿表现出脆弱的一面。还记得晚秋时节妈妈带我去大邱避难，她浑身瑟瑟发抖，还一直开着玩笑。我知道妈妈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害怕而发抖。她一生都是这样，即便浑身颤抖着，也要牵着我的手往前走。妈妈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人，即使她怕得发抖，还是步履不停。我想变得像妈妈那样。
——崔恩荣《明亮的夜晚》
当时应该死了很多朝鲜人。广岛有很多朝鲜人，像喜子爸一样自己过去的很少，大部分都是被抓去的，但没人知道具体有多少。喜子爸跟我说这些之前我也不知道，听说里面很多是华川人。“如果有他们家里的地址，真想寄信告诉他们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没有办法。”这样说着，喜子爸不知哭得有多伤心……我都不忍心看他的脸。 喜子爸说，没有人应该那样死去。不管是哪国人，世上没人应该死得那么突然。“是人祸啊！是人祸！”喜子爸抓住我的手反复说了好几遍。 喜子爸是什么样的人？凡事都要感谢，感谢每一天过的生活……三川啊，以前我们在新雨的时候，挨了多少饿，但是只要有一口气，喜子爸就不会忘记感谢。一开始我还想，怎么还有这么迂腐的人。可大概喜子爸的天性就是如此吧。我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我也受过洗，但我不是那么信。可喜子爸跟我不一样。 但信仰这么坚定的人有一天竟然拉住我说：“喜子妈，我没办法再祈祷了。我们的天主，那个时候在哪里呢？年幼的孩子、无辜的大人一个个惨死之时，天主在哪里？” “天主没有罪，”我说，“犯下罪行的是那些人。”我说，“天主心里也会难过。” 喜子妈，全知全能的天主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一个只懂得悲伤难过的天主，我不想向他赎罪。我不想在他的面前说，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想问问天主那个时候在干什么。我不愿再像以前那样跪在地上说：“天主啊，天主啊，感谢您！是啊，您救活了我。可如果我感谢您，那些死去的人算什么？” 三川啊，我虽然不信教，但也听人讲过一些东西。喜子爸的话太可怕了！我是头一次看到他生这么大的气，而生气的对象竟然是天主。“喜子爸，你要遭天罚的，不要再说了。”可不管我怎么劝都没有用。如果换作以前，他应该会说：“感谢天主，让我活着回到朝鲜。”可现在他竟然想让天主道歉，这是多么可怕的话！
——崔恩荣《明亮的夜晚》
曾祖父带她去的教堂也是一样。信仰坚定的保罗竟然为一个没有受过洗的女人得了失心疯，丢下父母背井离乡，这种故事怎么可能不在开城的教堂里传开？曾祖母是唆使纯真男孩犯罪的罪人！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世上最重的罪，就是作为女人出生，作为女人而活。她当时就明白了这一点。
——崔恩荣《明亮的夜晚》
上回风大，在树林里走，脸刮得生疼，可是也不觉得严酷。迎着雪站下来，听风声呼啸，觉得自己无法融化，因此又感动又坚定起来。大自然是一个更强烈更有力的存在。让人不由得浪漫，豪掷此生，或者仰望神明。
——刘天昭《出神》
就连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一块田园诗般的自由飞地，里面随处可遇见18岁的原声吉他天才）的女性主义学者亚当·塞特拉（Adam Szetela）也认为，我们将面临一段艰难的道路。塞特拉告诉我：“我认为女性主义语言这一进步性的变化会遭到——其实已经遭到了——某些强烈反对和抵制。”他的理由是保守右翼及其“极右翼继兄弟”将继续坚定地阻止女性主义价值观在英语中的主流化。塞特拉认为，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尤其造成了倒退效应，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扭转过来。“虽然在某些领域，些过去可接受的说法现在因变得不妥而被淘汰掉了，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却在日常生活中塑造着性别歧视…而且无须承担任何后果，”他在2017年12月给我的信中说道，“因此，特朗普时代那些即将成年的年轻男性所接收到的信息是，性别歧视言语是一种社会可接受的与女性联系、互动及谈论女性的方式。”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试图通过你的死来理解你。我恍然大悟，你当初为什么突然放弃卫城计划，不，我的劝说并不是促使你放弃的决定因素。其原因是你身上的一个致命弱点。这个弱点就是，你干什么事都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只有幻想，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当一种想法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执念时，你愈显得倔强与刚毅，就愈是证明你没有恒心与耐性去付诸行动，贯彻执行。在某一段时间内，你会把所有精力投入某一件事情之中，折腾自己，伤害别人，犹如一辆在路上横冲直撞的坦克，无视一切障碍物，无论这障碍物是无生命的物体，还是有生命的存在。然后，你突然转向，放弃原来的想法，不再提及。只有在两件事情上，你始终坚定：一是暗杀帕帕多普洛斯，这件事决定了你的生命；二是搜索证据，这件事决定了你的死亡。它们分别标志着你英雄神话的开端与结束。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在诗人和艺术家身上。尤其会发生在那些知道他们不久将会死去的孤独的叛逆者身上。一般说来，他们的存在是一团包含着无数次未竟冒险行动的烈火，是一场任风随意播撒种子的风暴。他们不想知道植物是否发芽开花，不想等到看见发芽的那一天。叛逆者没有时间去等待，也不想去等待，因为他们必须不停地追求新的东西，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开始。乍一看，好像是有始无终，但仔细想，这种有始无终却又是始终如一。一切都为了目标，甚至包括别人的想法。事实上，在有些情况下，你用一种新的想法去代替过时的想法，尽管这种想法不是你的，而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也许当初听到的时候，你会表示反对，把它埋在你潜意识的深谷。“我不需要忠告。我不需要别人的意见。”但一旦这种忠告或建议在潜意识的深谷与你的幻想暗合，它立即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中，所以你会对它进行加工，使之变成你自己的想法。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但你不愿放弃之前的立场，总是寻找机会站起来抗议，揭露、戳穿他们的谎言，使那些法官为之惊愕不已。有谁见过一个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居然由被告变成了原告呢？而且是如此的坚定，如此的清醒，难道是疯了或想寻死吗？难道认识不到这会罪加一等吗？等于是在给自己申请死刑。你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你知道这么做会有生命危险，等于把生命抛到审判桌上，就像把筹码抛到赌桌上一样：不是红，就是黑；不是输，便是赢。但你不是在盲目进行赌博，你是在参加一场智力游戏。你仔细权衡利弊，认真考虑每一个手势和每一句话可能引起的后果，对每一个大胆的行动都通过理性、勇气、冲动、机智来进行斟酌——就像赌桌上的一个高手，他靠近赌桌并不是为了赢得一两个小钱。几年后，你对我解释过，是的，你解释过，当时你能活下来的机会很小，也许只有百分之一，被枪决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九。正因为如此，你必须孤注一掷，采取令人惊奇的手段，让他们心神不定，在那些审判你的人的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他这么自信，也许他是对的吧？”因此，你一天比一天坚强，一天比一天咄咄逼人。其他被告垂头丧气地待在那儿，或否认，或辩解，甚至相互指责，或是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你身上，只有你昂首挺胸地站在他们面前。把那个百分之一生存的可能性争取到手的希望在一天天增长着，增大着。预定让你申诉，由里亚皮斯宣读审判结果的日子到了，这天出现了某些你没有预料的情况：你产生了死的愿望。为什么还要继续玩这场游戏呢？是为了看到他们把那些你自豪索求的惩罚强加到你的头上吗？是为了扮演殉道者的角色吗？绝不应该去扮演这种角色，充当殉道者的角色将一无所获，现在可是一个你梦寐以求的大好机会：一个可以让你向世人说明你是谁，你信仰什么的大好机会。当局的新闻界不会予以理会，但外国记者却会感兴趣。因为他们拒绝从命不会招致什么风险，所以他们敢披露真相，如实报道你这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男人，这个从不屈服、不恐惧、不逆来顺受的男子汉...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夜里你做了一个梦：一只长着银色羽毛的美丽海鸥在晨曦中飞翔。它孤独而坚定地翱翔在沉睡城市的上空，仿佛天空就是它生活的理想。突然，它收起翅膀，盘旋而降，冲入大海。被它击碎的海面，绽放万道霞光。整个城市苏醒了，充满了欢乐，因为它好久没有见过光明了。与此同时，群山也燃起了大火。人们打开窗户高声谈论这个好消息，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广场，欣喜若狂，庆祝重获的自由：“海鸥！海鸥胜利了！”但你知道，他们全都错了，因为海鸥并没有胜利。海鸥投入大海后，成千上万的鱼向它发起了攻击，啄它的眼睛，咬它的翅膀，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它勇敢机智地自卫，疯狂反击，拼命翻腾，在海中激起大片浪花。它掀起的波涛直冲到礁石上。但这一切终归枉然，因为鱼不计其数，而它却孑然一身。它的翅膀被撕破了，它的头被咬破了，遍体鳞伤，疼痛难忍，血流不止。它的反击愈来愈无力。最后，伴着一声痛苦的惨叫，连同光明一起沉入海底。群山上的大火也熄灭了，城市重新坠入睡眠，周围漆黑一团，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为什么我说自己深爱着阿莱科斯？因为我允许他闯进我孤独的人生。衡量一段爱情不应在两人做爱之时，而应在其后。当你想念独自一人的生活时，你会因为爱情放弃孤独。对于两个热爱自由、对个人自由有着坚定信仰的人来说，深切的爱情不啻于一种枷锁。假如一个人没有自信，不能满足自身需要，那他就体会不到孤独的快乐。托夫勒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极度工业化的、技术化的社会。尤其是技术化的特点，让一切发生的速度不断加快。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能与其维持关系的时间却越来越短。时至今日，想要维持一段长久的关系愈加困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是暂时性的。换句话说，较之以前，我们与更多的人相识，也与更多的人最终走向陌路。身为人类，总是需要和他人建立某种深入的、持久的关系。我并非没有这种关系，它来源于由我父母组建的家庭，它满足了这种需求，同时又从不会让我感到被控制、被奴役。父母允许你匆匆离开，允许你自由来去，但丈夫做不到。（足矣）恰恰是由于那种“只能与某人在一起”的强制性不复存在了，人们有了更多的体验，接收到外界更多的吸引，与更多的人有了接触。（选择多了诱惑就多了）但新时代的女性既不是奴隶，也不是物品，对于她们来说，即使和最爱的、世界上最好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男人们往往缺乏关于生活能力的教育，总希望每个女人都像母亲一样对待他，尤其是与他们结婚或同居的女人。如果真的爱上了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束手束脚，更甚于一艘下锚停泊的船。爱对于个人自由来说是一种自杀。（没有什么比个爱更能限制自由）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比如你在谈论某件事的一瞬间，你实际上已看到了它的对立面。你甚至会认为那对立面和你所谈论的事情同样合情合理。我今天的推论也许会在一弹指之间有所改变。事实上，我已经感到困惑、迷茫，也许是因为除了你之外，我没人可以吐露心声。我是一个已经决定独自生活的女人。你的父亲没有与我在一起。当然，我对此不会感到遗憾。尽管我的双眼经常凝视着那道他用坚定的步子走出去的门，但我当时并没有试图去阻止他，仿佛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多毛腿士兵的配给口粮而被枪杀，这是合理的吗？你愈是长大，我就愈是感到恐惧。我起初萌生的那种欢乐之情如今几乎荡然无存。我已经失去坚定的信心去寻找生活真理的光辉。我的生命日益被困惑所缠绕。这困惑像潮水一样起伏，它的浪峰一会儿淹没你存在的岸边，一会儿又迅速退去，仅把废屑和碎渣留存下来。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我是一个已经决定独自生活的女人。你的父亲没有与我在一起。当然，我对此不会感到遗憾。尽管我的双眼经常凝视着那道他用坚定的步子走出去的门，但我当时并没有试图去阻止他，仿佛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在洗别人衬裤的时候，我才认识到：我们不会有明天了，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了。我们总是被无数的许诺所欺骗，这些许诺仿佛一座被虚幻的安慰所照亮的沮丧的玫瑰园，是一种诱使我们平静而可怜的生活成为一种悲惨的慰藉。我的明天会由于你的原因而来临吗？我怀疑。千百年以来，人们仍在把孩子带到这个寄希望于明天的世界上来，期望明天，他们的孩子会过上比他们自己更好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最多又只能达到一种可怜的可以提供供暖系统的程度。供暖设备在你感到寒冷时，它的确是一种可取的东西，但它却不能给你带来幸福，或维护你的尊严。即使有供暖系统，你也得忍受傲慢、折磨、敲诈和那个依然是谎言的明天。 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虚无更糟，悲伤不应该导致恐惧，甚至不应该导致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如果一个人死了，至少意味着他诞生过一次。我告诉过你诞生总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必须在沉默与空无之中选择其一。但孩子，难道那是合理的吗？对你来说，出生或者死在子宫里，或者出于饥饿偷了那个多毛腿士兵的配给口粮而被枪杀，这是合理的吗？你愈是长大，我就愈是感到恐惧。我起初萌生的那种欢乐之情如今几乎荡然无存。我已经失去坚定的信心去寻找生活真理的光辉。我的生命日益被困惑所缠绕。这困惑像潮水一样起伏，它的浪峰一会儿淹没你存在的岸边，一会儿又迅速退去，仅把废屑和碎渣留存下来。 相信我，我并不是想让你失去信心，或者劝告你不要诞生。我仅仅想把我的责任和你区别开来，为你澄清你的责任。你依然有时间来考虑，或更确切地说有时间来反复考虑。就我本人而言，不管它是高峰还是低谷，我都欣然接受。但你呢，孩子？我已经问过你，是否你想看到一个女人被人推到一棵木兰树上？是否想看到那些巧克力像雨点一样被扔到那些并不需要它们的人身上？现在，我问你，是否你已经准备好了要去冒为别人洗内衣的危险？去冒发现明天实际上是昨天的危险？你，对...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不太介意，只因不太在意。他木讷，话少，开口说话，一句起两句止，说到第三句开始口窒窒，断不成句。他觉得说话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情，比做木工累，他的木艺不算精湛，但非常享受下刀时涌起的专注快乐，一刀刀把不要的枝节削去斫去，只留下真正想要的部分，最终如愿完成，用手里的木头说出心底想法。对于在意的事情，他比谁都坚定和执着，唯有在受自己控制的世界里，他始心安。这是他的秘密，他强迫自己不去想它，害怕一想便会有一条野狗从记忆深处冲扑出来把他噬咬。秘密会伤人，唯一方法是把秘密关锁到笼子里，它将倒过来对你温驯摇尾、微笑。这一刻陆北才忽然有一阵奇怪而强烈的遗弃感，觉得自己跟七叔以至任何人的生活全无关联，他只是别人用来暂时逃离烦恼的一块木头，木身被一片片地削去，但削坏了，雕出扭曲的形状，不成形状的形状，注定被丢弃于地，腐朽生虫。陆北才流着眼泪回家。风声的呼啸，雨声的滴滴答答，阿娟适才的抽泣，都在陆北才耳边，还有那几撮被牢牢抓住的乱草，关公的眼睛，七叔的喘息，一寸寸地沉落的太阳，统统在闭上的眼皮前混乱闪动。他不愤怒，不恐惧，只是莫名其妙地难过。难过于七叔和阿娟爸爸对于粗暴的无能为力，那一刻，他们不是他们，有一头蛰伏在下腹的野兽跳出来，横蛮地控制了一切。不，说不定那一刻的他们才是他们，他们本来就是那头野兽。他忽然决定，刁那妈，老子要走！在七叔眼里，我只是一个洞。在阿娟眼里，我只是一支棍。当他们有需要，拿我来用，我不想给也得给，但他们用完便骂、便打、便丢。难道真的没有值得把我留下来的理由？我不配被留下？我不相信！有的，外面肯定有不打我、不骂我、不强迫我的人在等着！我不相信没有，不管男女，总有，而且不止有一个，我要去找。七叔可以找满足，阿娟可以找满足，我也可以找。我不要再被遗弃，我不要，我不要！
——马家辉《龙头凤尾》
陆南才的故事说完了。 人死了，当然一切都完了。尘归尘，土归土，下世投胎要投好。这是我外婆挂在嘴边的话。但她也说过“人死如灯灭”，年轻的我喜欢对她挑衅，问：“如果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有了，还投什么胎呀？”我外婆一边抽烟，一边淡然地自圆其说：“有谁知道呢？可能如灯灭，也可能会投胎，活着的人不知道，死了的人不会回来告诉你。所以啰，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都说一些，什么都信一些，最后不管谁对谁错，两边都有你的份，包无蚀底。”我一直记得这段话，并深受影响。长大后，我确曾尝试什么都做做，什么都试试，什么都信一些也不信一些，否则不感踏实，没有安全感。可是再长大后，亦即当有了若干年纪，到了中年，始明白，不，不是的，做人必须好好选择，你选了做什么和信什么，就该全心全意去做、全心全意去信，生命太短暂了，把数十年放在做某种人和信某些事之上还嫌不够，若再分心，结果必难成事。然而又再比长大更长大了些以后，亦即开始老去，终究觉得我外婆说得有道理。但跟谁对谁错无关。而是，谁对谁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了，你信了，你体验过了，那才是你的，都是你的，里面都有你的份，等于替生命灌注了不同的可能性，聊胜于无地补救了生命的单一和枯燥。可惜我没法跟我外婆说明这看法，除非人死确实不如灯灭，我还有机会在某个空间、用某种形式跟她重逢。人死或者真的不如灯灭，至少，不一定马上灭。我外婆去世那夜，她在医院床上，我在家中睡房，睡至半夜忽然听见她喊我的名字，声音初时在耳边，家辉，家辉，渐喊渐远渐无声，我惊醒过来，一个箭步冲到客厅，高声问：“谁？谁叫我？是阿婆吗？阿婆，你在哪里？”墙钟显示时间是凌晨三点廿四分。翌晨，我外公打电话到我家，说昨晚大约三点多，医院来电谓我外婆在梦中病逝。我坚定地相信她的魂魄曾经回来看我一眼，在三个外孙里面，我外婆跟我最亲近，尤其在好多好多年后，在我得知我外公跟洋船长的关系后，我更经常想念我外婆，好奇...
——马家辉《龙头凤尾》
“咖啡成瘾，其实是依赖咖啡带来的刺激和新鲜感，咖啡因能起到对焦虑状态的短暂性缓解释放的作用。如果你认为喝咖啡已经对自己造成了实质性困扰，那么就该尝试戒掉它，起码要达到想喝时不是非喝不可的程度。由于母乳喂养，你的女儿通过乳汁也喝到了咖啡，想喝咖啡的时候，请你想想这一点。”心理医生温和而又坚定地告诉我。在后续的心理治疗中，我慢慢地开始信任这位心理医生。据她的分析，我咖啡瘾加重是对现状的焦虑和对自我的极度不满引起的，喝咖啡是逃避现实的表现。她安慰我，每个人都有可能在遭遇困难且在较长时间段内处境没得到明显改善时，对某些东西（常见的如酒精）上瘾。要摆脱对致瘾物的依赖，除了戒断尝试外，找到其他有意义的事情去做，能起到更有效的根治作用。除了照顾与陪伴孩子外，做一份兼职或全职工作，留一部分独处的时间去关注自己的感受，这些做法都能缓解以咖啡瘾为主要表现特征的产后抑郁。后来，我做了一段时间亲子网站的写手，分享一些育儿日记和有关亲子问题的评论，一方面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赚取到一些微薄的稿费。
——朱矛矛《树儿》
既然奴隶劳动的残忍苦役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并且和劳动动物的自然繁殖力相抵触（劳动动物自身生命的再生产既不会耗尽他的力气，也不会用光他的时间），那么构成斯多葛和伊壁鸠鲁式的倚世独立姿态，其背后的“自然”经验就不是劳动或奴役，而是痛苦。从与世隔绝中所获得的和禁锢于自己的私人存在中所享受到的快乐就不是别的，而只是著名的“无痛苦”(absence of pain)，一个各种各样坚定的感觉论者都会同意的定义。认为只有身体感觉才是真实的享乐主义学说，不过是非政治的、完全私人化的生活方式的最极端形式，真正的伊壁鸠鲁式的满足乃是“躲起来，不要关心世界”(lathe biōsas kai mē politieuesthai)。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然而，语词上的混清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马克思坚定地保留了“使用价值”一词，以及他无数次徒劳地企图为价值的产生找到一些客观来源一如劳动、土地或利润，原因就在于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简单的事实：在交换市场（这正是价值的所在）上不存在“绝对价值”，寻求它无异于化圆为方一样不可能。一切事物令人悲哀的贬值，即它们内在价值的丧失，始于它们向价值或商品的转化，因为从那一刻起，它们就只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存在，从而成了可替代的东西。普遍的相对化，即一个事物只存在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内在价值的丧失，即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独立于不断变化的供需要求的“客观”价值。这一商业社会看似不可避免的发展之所以成为不安的深层源泉，并构成了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主要问题，甚至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相对主义，而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技艺人，就其整个活动都是由标尺、尺度、规则、标准的经常使用来决定的而言，不能忍受“绝对”标准和尺度的丧失。货币虽然是各种事物的共同等价物，使它们可以彼此交换，但货币并不具有超出对它的全部使用和操纵之外的客观独立存在，而且这一标尺或任何其他衡量尺度，归根到底属于它所要衡量的事物和操纵它们的人。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同样有理由让自然科学为人类绝望和现代特定的虚无主义的确然上升负责，现代虚无主义已经弥漫到了更大数目的人群当中，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自然科学家也未能幸免。而在19世纪，他们还以坚定的乐观主义来反抗当时思想家和诗人同样有道理的悲观主义。伽利略开创的现代天体物理学世界观，以及它对感官解释实在的充分性的否定，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宇宙——我们对其性质的了解仅限于这些性质影响我们的测量器具的方式，用爱丁顿的话说：“前者与后者的相似程度，就好比一个电话号码与电话用户的相似程度。”换言之，我们发现的是工具，而不是客观性质，更不是自然或宇宙，用海森堡的话说——人遭遇的只是他自己。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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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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