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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不唐捐
回望灯如旧，浅握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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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和别人一样平凡，同时我又不可能是他们衡那种平凡。以前我总想标新立异、鹤立鸡群，现在反而会觉得努力和别人一样也是难事。羊群里的骆驼，怎么伪装都成不了羊，怎样努力也成不了狼——又有什么好骄傲或悲伤的呢。英雄固然是一支书写历史的大笔，但平凡的大多数才是承载历史的纸张。只不过书写者是主动的，而承载者是被动的。自己就做一个平凡的分母呗，不在风口浪尖，也就不由人评判功过是非。说到底，就是求一份不活在宏大叙事里的逍遥自在。

——李闯《辞职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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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是最活跃的，而当我完全和自己在起的时候，我是最不孤独的。（加图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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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奴隶劳动的残忍苦役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并且和劳动动物的自然繁殖力相抵触（劳动动物自身生命的再生产既不会耗尽他的力气，也不会用光他的时间），那么构成斯多葛和伊壁鸠鲁式的倚世独立姿态，其背后的“自然”经验就不是劳动或奴役，而是痛苦。从与世隔绝中所获得的和禁锢于自己的私人存在中所享受到的快乐就不是别的，而只是著名的“无痛苦”(absence of pain)，一个各种各样坚定的感觉论者都会同意的定义。认为只有身体感觉才是真实的享乐主义学说，不过是非政治的、完全私人化的生活方式的最极端形式，真正的伊壁鸠鲁式的满足乃是“躲起来，不要关心世界”(lathe biōsas kai mē politieuesthai)。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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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某人是“谁”的问题在伟大和重要性上超过了他所能做的任何事情和他所能创造的任何东西，乃是构成人的骄傲不可缺少的因素。“让医师、糖果制造商和豪宅仆人以他们做过的事情，甚至打算要做的事情来接受评判吧；伟大人物的评判标准是他们是谁。”只有俗人才屈尊地从他们做过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样的自我贬低变成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奴仆和囚徒”；而且他们会发现，如果说除了纯粹愚蠢的虚荣之外，在他们身上还剩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做自己的奴仆和囚徒，跟做别人的奴仆一样痛苦，也许更屈辱。在创造性天才那里，人比作品高贵的状况颠倒了，以至于他发现他自己，一个活生生的创造者还要和自己的创造物竞争，虽然他比它们生得早，但最终它们比他存在得更长久，这与其说是天才的光荣，不如说是天才的困境。因为所有真正伟大的天赋都保有的荣耀是，具有天赋的人总是比他自己完成的产品更高贵，至少他是创造力的活的源泉；这个源泉来自他是谁，并始终独立于实际的工作过程和他所成就的事物。天才的这一困境是如此真实，在文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作者和作品次序的颠倒登峰造极；最让人气愤，而且有时在民众身上激起的怨恨多过在知识分子身上激起的虚假优越感的是，甚至他们最糟糕的作品，都很可能受到比他们本人更好的待遇。而“知识分子”的标志恰恰在于他不受这种“可怕羞辱”的触动，结果真正的艺术家或文学工作者“感到他变成了他作品的儿子”，他注定了要“从如此这般地被局限于其中的一面镜子里”来观察自己。P16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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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可以想见，真正严肃的讨论将会围绕本书的副标题（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展开；因为，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他（艾希曼）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总的来说，他非常明白究竟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不过，也只是一个教训而已——既没有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也没有针对这一现象的理论。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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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査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以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 ——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 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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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真的因为一本书而感到兴奋，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奇异的、远距离的爱，而不仅仅是喜欢：就像我看到了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人或女人的头脑，然后想着“这些全是出自这个脑袋啊”，我真想把它捧在双手之间亲吻。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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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他回想这些快乐时光的时候，小小的房间里就闪耀着光芒，吹来了阵阵充满肉豆蔻味道的海风，非常甜蜜。当然，最终母亲还是失去了他，她犯的最大错误是为他娶妻。妻子生了两个孩子后，他就再也不能忍受了，从此离家到了英国。母亲再也没有见过他，死时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后来人们写信告诉他时，他平静严肃地说：“这就是作为母亲的命运吧。”他解释说，所谓母亲的命运，就是必须面对既悲哀又无法避免的事。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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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确信，不仅是老年人，就算年轻人判断一件作品，如果连基本的技能都没有掌握，也是不会将它视为艺术的。如果我有足够的钱，就去收集艺术品，素描或油画都行。油画能以多种方式让人激动；而素描总能抓住生活的一个瞬间，令我觉得战栗。素描是艺术家们（不管是大艺术家还是小艺术家）理解事物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或借此抓住某些他们想保存的东西；他们以这样一种直接的方式交流，几乎无视或消除了时间的存在。我有一幅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家所作的素描，内容是画家的妻子正在烛光下教他们的小女儿读书；在一本有关生活在14世纪的皮萨奈罗1的书中，有四幅他画的表现男人被绞死的速写插图。每一幅画都能以不同的方式让你屏住呼吸，似乎你也在现场，透过画家的眼睛看见了一切。可能有点奇怪，素描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与私人笔记或研究相比，幻觉效果要稍微弱一些。很多人永远无法做到手眼合作完成一幅画作，一些特别有天赋的人似乎生来就会。而大部分人像我一样，一开始无法做到有效控制，但通过不断练习，却可以将这种能力训练出来……一旦达到这样的技能，你就可以出发了，想怎么摆脱形式的制约都行，你所画的东西永不会呆板乏味。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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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意义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写这部书几乎算得上所有写作经验中最好的体验。你想想，刚写完一本书，你尊敬的出版社就立刻接受了它，然后书又广受好评，这一切，无论在生命的任何时间发生，都令人心怀感激。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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