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不唐捐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功不唐捐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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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和别人一样平凡，同时我又不可能是他们衡那种平凡。以前我总想标新立异、鹤立鸡群，现在反而会觉得努力和别人一样也是难事。羊群里的骆驼，怎么伪装都成不了羊，怎样努力也成不了狼——又有什么好骄傲或悲伤的呢。英雄固然是一支书写历史的大笔，但平凡的大多数才是承载历史的纸张。只不过书写者是主动的，而承载者是被动的。自己就做一个平凡的分母呗，不在风口浪尖，也就不由人评判功过是非。说到底，就是求一份不活在宏大叙事里的逍遥自在。

——李闯《辞职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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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是最活跃的，而当我完全和自己在起的时候，我是最不孤独的。（加图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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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奴隶劳动的残忍苦役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并且和劳动动物的自然繁殖力相抵触（劳动动物自身生命的再生产既不会耗尽他的力气，也不会用光他的时间），那么构成斯多葛和伊壁鸠鲁式的倚世独立姿态，其背后的“自然”经验就不是劳动或奴役，而是痛苦。从与世隔绝中所获得的和禁锢于自己的私人存在中所享受到的快乐就不是别的，而只是著名的“无痛苦”(absence of pain)，一个各种各样坚定的感觉论者都会同意的定义。认为只有身体感觉才是真实的享乐主义学说，不过是非政治的、完全私人化的生活方式的最极端形式，真正的伊壁鸠鲁式的满足乃是“躲起来，不要关心世界”(lathe biōsas kai mē politieuesthai)。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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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某人是“谁”的问题在伟大和重要性上超过了他所能做的任何事情和他所能创造的任何东西，乃是构成人的骄傲不可缺少的因素。“让医师、糖果制造商和豪宅仆人以他们做过的事情，甚至打算要做的事情来接受评判吧；伟大人物的评判标准是他们是谁。”只有俗人才屈尊地从他们做过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样的自我贬低变成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奴仆和囚徒”；而且他们会发现，如果说除了纯粹愚蠢的虚荣之外，在他们身上还剩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做自己的奴仆和囚徒，跟做别人的奴仆一样痛苦，也许更屈辱。在创造性天才那里，人比作品高贵的状况颠倒了，以至于他发现他自己，一个活生生的创造者还要和自己的创造物竞争，虽然他比它们生得早，但最终它们比他存在得更长久，这与其说是天才的光荣，不如说是天才的困境。因为所有真正伟大的天赋都保有的荣耀是，具有天赋的人总是比他自己完成的产品更高贵，至少他是创造力的活的源泉；这个源泉来自他是谁，并始终独立于实际的工作过程和他所成就的事物。天才的这一困境是如此真实，在文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作者和作品次序的颠倒登峰造极；最让人气愤，而且有时在民众身上激起的怨恨多过在知识分子身上激起的虚假优越感的是，甚至他们最糟糕的作品，都很可能受到比他们本人更好的待遇。而“知识分子”的标志恰恰在于他不受这种“可怕羞辱”的触动，结果真正的艺术家或文学工作者“感到他变成了他作品的儿子”，他注定了要“从如此这般地被局限于其中的一面镜子里”来观察自己。P16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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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可以想见，真正严肃的讨论将会围绕本书的副标题（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展开；因为，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他（艾希曼）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总的来说，他非常明白究竟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不过，也只是一个教训而已——既没有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也没有针对这一现象的理论。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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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査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以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 ——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 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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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真的因为一本书而感到兴奋，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奇异的、远距离的爱，而不仅仅是喜欢：就像我看到了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人或女人的头脑，然后想着“这些全是出自这个脑袋啊”，我真想把它捧在双手之间亲吻。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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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他回想这些快乐时光的时候，小小的房间里就闪耀着光芒，吹来了阵阵充满肉豆蔻味道的海风，非常甜蜜。当然，最终母亲还是失去了他，她犯的最大错误是为他娶妻。妻子生了两个孩子后，他就再也不能忍受了，从此离家到了英国。母亲再也没有见过他，死时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后来人们写信告诉他时，他平静严肃地说：“这就是作为母亲的命运吧。”他解释说，所谓母亲的命运，就是必须面对既悲哀又无法避免的事。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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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确信，不仅是老年人，就算年轻人判断一件作品，如果连基本的技能都没有掌握，也是不会将它视为艺术的。如果我有足够的钱，就去收集艺术品，素描或油画都行。油画能以多种方式让人激动；而素描总能抓住生活的一个瞬间，令我觉得战栗。素描是艺术家们（不管是大艺术家还是小艺术家）理解事物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或借此抓住某些他们想保存的东西；他们以这样一种直接的方式交流，几乎无视或消除了时间的存在。我有一幅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家所作的素描，内容是画家的妻子正在烛光下教他们的小女儿读书；在一本有关生活在14世纪的皮萨奈罗1的书中，有四幅他画的表现男人被绞死的速写插图。每一幅画都能以不同的方式让你屏住呼吸，似乎你也在现场，透过画家的眼睛看见了一切。可能有点奇怪，素描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与私人笔记或研究相比，幻觉效果要稍微弱一些。很多人永远无法做到手眼合作完成一幅画作，一些特别有天赋的人似乎生来就会。而大部分人像我一样，一开始无法做到有效控制，但通过不断练习，却可以将这种能力训练出来……一旦达到这样的技能，你就可以出发了，想怎么摆脱形式的制约都行，你所画的东西永不会呆板乏味。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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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意义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写这部书几乎算得上所有写作经验中最好的体验。你想想，刚写完一本书，你尊敬的出版社就立刻接受了它，然后书又广受好评，这一切，无论在生命的任何时间发生，都令人心怀感激。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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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想法是，在这个年纪回头看自己的一生，虽然人的生命与宇宙相比如白驹过隙，但从自身的角度，它却依然令人惊异地宽阔无比，能容下许多相互对立的不同侧面。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同时包含宁静和骚动，心碎和幸福，冷酷和温暖，攫取和给予，甚至更加尖锐的矛盾，比如一边神经质地确信自己注定失败，一边觉得自已会成功甚至因此扬扬得意。不幸意味着命运的钟摆从较好的位置荡到了较差的位置，并停留不变，一个人快乐的安全感遇难终结；而大部分人的生命经历着命运的跌宕起伏，并非一味朝向幸或不幸的极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终点距起点并不遥远，好像一开始就设置了基准，永远停在那里，不论你怎么绕，最后终将返回原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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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秋天，生我那天，母亲在地里收了一天的玉米。晚上回家的时候，已七个多月身孕的她背着一篓玉米，上面还架了一小捆高粱。母亲说，那时候很有劲，像是骡子变的，驮重不知道驮轻。子夜时分，我穿过黑暗，来到人间。我出生后，母亲从窗户上看到了天边的亮光。我是一个早产儿，出生七天，都不知道如何吃奶，母亲用滴管一点点喂。“你跟小猫咪一样，整天睡在我怀里，胳膊就是你的枕头。” 稍长大后，我仍是一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去村里的赤脚医生家扎针、打点滴。有好几次，在生死一线上被抢救过来。“养你一个等于养两个孩子。”对母亲来说，记忆是生动的，是炽热的，也是永恒的。只不过以往她没有说出来，现在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母女穿过时间和痛苦，达成连接。我想，外婆也许怀着巨大的愤怒，怀着对奉献和回报有着巨大不平等的绝望，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的眼泪让我感到不安。外婆自杀这道伤口，在母亲这里似乎永远无法愈合，也是我们整个家庭共同的哀痛。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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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两年春天，她都去公园找一种叫“黄鹌菜”的野菜，我们陪她一起。她在林子间的地上像在老家的山坡上一样，麻利地挑选出杂草中的野菜苗，拔完一把，经由父亲传递，放到空地上。我负责摘除它们的根茎，留下叶子。这些“黄鹌菜”被母亲拿来做凉拌菜，还包了饺子。有苦味，也有甜味。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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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西爵爷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陷身牢狱的哈丽雅特。他有一个月的时间为她脱罪。几位独身女密探决意帮助女主角洗清冤屈，在她们的协助下，温西爵爷无往而不胜，找出了真正的凶手。女侦探如默奇森小姐，为打入声名狼藉的涉案律师的办公室，伪装成一位不停犯错的秘书；如克林普森小姐，亲自设计灵应占卜牌，从一位相信鬼神显灵之说的陪侍那里获得了关键信息。小说结尾，哈丽雅特无罪释放。虽然她很难真正摆脱案件对名声的损害，但是她得到了法庭真诚的道歉，作品也因此大卖。塞耶斯对库诺斯的回击可谓精彩彻底。哈丽雅特·文的故事没有结束。哈丽雅特勇敢而机智，在独立受到挑战、人格受到侮辱的时候，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坚韧，她有作品作为寄托，有一大帮女性朋友的真挚友谊。创作这样一个角色给予塞耶斯莫大的精神安慰。她回顾过往人生中的成就与遗憾，开始思考笔下这个角色能否兼顾事业的成功与个人的幸福。塞耶斯一开始想让哈丽雅特和彼得爵爷订婚作为《剧毒》的结尾。尽管不愿让彼得爵爷落得像福尔摩斯那样的结局—从莱辛巴赫瀑布落入悬崖而丧命（虽然作者柯南·道尔后来因架不住读者反对而又将他复活）—塞耶斯也已经厌倦了笔下这个“玩偶”，他那永远处变不惊的镇定，所向披靡的胜利，面对谜案时英勇无惧的勇气和周密的逻辑令所有人折服。彼得爵爷总是能“轻松化解种种危难”，塞耶斯不想继续创作同质的故事，因此，“在刚动笔写《剧毒》时，想通过让他步入婚姻的方式来告别这一角色”。所以，她专门设计了一个案件，让这个角色“像珀尔修斯那样”，拯救一个无辜女孩，赢得美人归，从此“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不失为一个干脆利落、体面的结局。塞耶斯对这一角色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种感受：她无法在侦探小说这类文本中探讨她愈加关切的道德问题。早在创作第一部小说时，这种感受就曾让她感到刺痛。1928年，塞耶斯曾为格兰兹出版公司的侦探故事选集写过序言。在这篇涉猎广泛的序言中，塞耶斯论证维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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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发现自己几乎想不起来和平时期的伦敦是什么样子了，在日记中写下“你从来没能真正逃伦敦的战争”。在《战争中的伦敦》一文中，伍尔夫曾记录下在沦陷城市生活的怪异感和失衡感:“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因此没有人的感受是特别的。个体融人群体之中。”而在罗德麦尔村，伍尔夫享受这处村庄日复一日、令人心安的固定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固定的时间做相同的事”。在回忆录中，她充满怀念地追忆初搬到布卢姆斯伯里时激动的心情，那些在戈登广场、布伦斯威克广场和塔维斯托克广场度过的欢乐时光。那时，家门随时大敞，屋子里总是高朋满座，电话时不时响起，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充满新奇的观念，每个人的未来似乎都拥有无限可能。而现在，走在街上时刻面临着危险，维护屋子成了一项耗费心力的义务，整座城市弥漫着沉默与猜疑。她写道:“伦敦现在只是一重又一重的建筑物堆，屋子里住着尚需工作的人们。没有社群，没有华彩，没有光辉，没有人信步闲游，也没有人喜迁新居。一切只剩下严肃紧张，一切像是被浓缩了。歌声似乎已经停止--那种必不可少、势不可挡的旋律。如果这就是城市生活的终结，那实在是怪异无比。”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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