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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可突然我用最简单、最天才的方式报复了他!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想法。每逢节假日,有时候,我常常在三点多钟的时候到涅瓦大街溜达,在向阳的一面散步。也就是说,我不是去散步,而是去体验数不清的痛苦,屈辱和愤怒,但是我大概需要的就是这样。我像泥鳅一样用最丑陋的方式在行人中左躲右闪,不断地给人让路,一会儿是将军们,一会儿是近卫军骑兵和骠骑兵的军官们,一会儿又是太太小姐们;在这样的时刻,只要一想到我穿戴的寒酸,以及我左躲右闪的寒碜和鄙俗,我就感到我心中一阵阵绞痛和背上一阵阵发烧。一想到这些,一种极大的痛苦,一种连续不断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屈辱感便会油然而生,而这想法又常常变成一种连续不断的,直接的感觉,感到我在所有这些大人先生们面前不过是一只苍蝇,一只可恶而又卑劣的苍蝇——它的脑子比所有人都聪明,思想比所有人都发达,举止比所有人都高雅——这是不消说得的,但是这苍蝇又要不断地给人让路,所有人都可以损害它,所有人都可以侮辱它。我干吗要自取其辱,自受其苦,我干吗要到涅瓦大街去呢?我不知道。但是一有可能,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似的,往那儿跑。当时我就已经开始体会到我已经在第一章中讲过的那种无穷的乐趣了。在发生军官的事情之后,就更加吸引我上那儿去:我遇到他最多的就是在涅瓦大街,我站在一旁欣赏他。他也多半在节假日到那儿去。他遇到将军和官比他大的主儿虽然也得让路,在他们中间也得像泥鳅一样左躲右闪,但是遇到像我们这样的人,甚至比我辈地位稍高点的人,他就横冲直撞;向他们直冲过去,仿佛他面前是一片空地,无论如何不肯让路。我瞧着他那副德行,真是恶向胆边生,但是……每次遇到他又只好愤愤然给他让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甚至在街上我也不能同他平等。“为什么你一定要先给他让路呢?”有时半夜两点醒来,我就像发作疯狂的歇斯底里似的,不依不饶地问自己。“为什么偏要你让路,而不是他让路呢?要知道,没有这样的法律,哪儿都...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般说来,在我们俄国人中,从来没有那种德国式的尤其是法国式的愚不可及、超凡脱俗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即便是天崩地裂,即便整个法国都战死在街垒上——他们也依然故我,甚至为了体面而安之若素,并且依旧高唱他们那超然物外的歌,也就是说,会一直唱到寿终正寝,因为他们全都是傻瓜。而我们这里,在俄罗斯大地上,就没有傻瓜,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同于德国等其他国家。这样,我们也就没有那种纯粹超凡脱俗的人物。那都是我们当时那些“积极的”政论家和批评家一心追星,把科斯坦若格洛[插图]们和彼得·伊万诺维奇[插图]大叔们傻乎乎地崇奉为我们的理想,并臆造出一大堆我们的浪漫主义者,认为他们就是那些超凡脱俗的人,一如在德国或法国那样。恰恰相反,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性,与超凡脱俗的欧洲浪漫主义者截然不同,而且日月交食,欧洲的任何一种尺度在我们这里都不适用(还请允许我使用“浪漫主义者”这个词——一个古老的、可敬的、名副其实而又众所周知的词)。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性是:了解一切,洞察一切,而且常常比我们那些最最积极的贤哲之士都无可比拟地看得更为清楚;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妥协,但与此同时又对任何东西都不嫌弃;一切都尽量回避,事事都极力退让,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总是紧盯着有利的、实际的目标(比如某些公家住宅、退休金、星形勋章)——透过热情洋溢和一本本抒情诗集来盯住这一目标,与此同时又至死不渝地胸怀“美与崇高”,而且还顺便像悉心爱护什么珍宝一样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而这样做至少比方说还是为了有利于那“美与崇高”。我国的浪漫主义者是豪放不羁的人,又是我们所有骗子中的头号骗子,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甚至就凭经验。当然,这一切还取决于浪漫主义者是否聪明。我这到底说的什么话呀!浪漫主义者永远是聪明的,我只是试图指出,即使我们这里也有过浪漫主义傻瓜,那也是不能算数的,其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摇身一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上海人称河叫“河浜”,面孔朝南,走过苏州河这条“河浜”,进入南岸工厂。安适、井然、静然、从一而终,笃定。时代如此,小学徒,师傅,师娘,师傅的师傅,一早起来“做人家”、“过日脚”——勤俭节约,兢兢业业,自带小菜,新工作服工作鞋,就是出门打扮的行头:八成新蓝布工装,配“中长纤维”面料长裤,钳工专用全新蓝布轮胎底工作鞋,或黄绿颜色专用电工胶鞋,同样是令人羡慕的岗位表现。女人也一样,裁剪缝改的藏青色工作长裤,烫出两条裤线,一副“”走亲眷神色,包里带有织了一半的纱裤或者纱衫——工作手套拆的白纱线团、老式绒线棒针、新式环形针,记得工余织几针,洗一点小囡衣裳,工间休息的每一分钟全有计划,溜进厰托儿所里抱小囡,到车棚里揩自行车,上工离殇已经仔细想明白,一路留心脚底的难泥、茭白壳,瞄一眼河浜风景,不知不觉走进车间,换下这一身打扮,掸灰,挂到铁丝衣架上,更衣箱里真正的工作服,一般洗的发白,打有补丁,干干净净。男工擡脚朝桥上走,袋里放一包飞马牌、光荣牌香烟,工厂的陡峭河岸,水塔,烟囱就在眼前,心里盘算还剩几天加班,棉纱是好,还是不好,17号车有毛病,夜班一个叫梅珍的女工像似对自家有意思...... 通常就这样一转眼的工夫,人已经与桥及河流景致脱离,走到浜南,走过北岸通到南岸的这段路程。
——金宇澄《洗牌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