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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希罗多德顶着“历史之父”的著名光环,但是比起我们伟大的教育机构这座象牙塔,他的史学技巧更适合今天舰队街(Fleet Street)的一名漫游(同时又才华横溢)记者。希罗多德是一名四处漫游的人:他称自己在为史书(《历史》或者调查)搜集资料时,游历了广大的地方,从巴比伦到黑海,从提尔(Tyre)到塞萨利(Thessaly)。他会见官员,收集当地见闻,并保持高度敏锐。他游历的范围可能有些夸大,但重要的是,除了确凿的事实,希罗多德还有机会吸收到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他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东西方互相敌视的环境之中。剧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公共思维的一个重要处所,我们发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剧场上,经常上演着慷慨激昂的“反野蛮人”剧目。排外情绪是取悦民众最简单的方法,因此,在许多剧本中,“雅典人”成了民主、人人平等和男子气概的象征,“野蛮人”则成了专制、等级森严和娘娘腔的象征。海伦是这场与东西方有关的戏剧化辩论的关键人物。在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一剧中,帕里斯的母亲赫卡柏在怒斥海伦的同时,也散布了东方人生活放纵的特点:“你习惯了阿尔戈斯的一小班随从;离开斯巴达之后,你迫不及待想在金河环绕的弗里吉亚过上奢侈的生活。墨涅拉俄斯的宫殿不够宽敞,不够你在里面肆意挥霍。”在他3年后写的《海伦》一剧中,这名斯巴达王后叹息地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痛恨海伦,海伦在整个希腊的名声已经臭了,因为我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到金碧辉煌的东方宫殿生活。”舞台上的这种刻板成见,同样存在于雅典艺术家的工作室中。皮肤黝黑的东方人(例如帕里斯)垂涎皮肤白皙的希腊美女(例如海伦)。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瓶瓮和壁画上的特洛伊人越来越多地穿上了波斯人的装束。这两个人种和历史截然不同的民族逐渐变成了彼此:波斯=特洛伊=坏消息。偶尔,海伦会因为把希腊大陆上不同的族群团结起来对抗东方而受到赞扬。然而这种颂扬却有着很深的讽刺意味...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不可能性——不就意味着一堵石墙吗?什么样的石墙呢?唔,那当然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结论,是数学。比方说,有人向你证明,你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206,那你也无须皱眉头,一股脑儿接受就行了。还有人向你证明,实际上,你自己身上的一滴油脂应该比与你同样的十万个人还要珍贵,而一切所谓美德和义务以及其他种种谬论和偏见,最终都将因此迎刃而解,那你也就一股脑接受吧,这是没法子的事啊,因为二二得四,这是数学。你们就试着来反驳吧。“对不起,”有人会对你们大喊大叫,“这是无可反驳的:这是二二得四啊!大自然可不会征询你们的意见;她根本不理会你们的愿望,也不理会你们是否喜欢她的规律。你们却必须按她的本来面目一股脑接受,进而也必须接受她的一切结果。墙,也就只是墙……如此等等。”我主上帝啊,当我由于某种原因并不喜欢这些规律和二二得四的时候,这些自然规律和算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假如我没有力量打破这堵墙,那我就不会试图用脑袋去撞穿它,但我也不会仅仅因为面前有一堵石墙而我力量不够而善罢甘休。这样的一堵石墙似乎还确实有一种安心宁神的作用,它本身也确实至少包含着某种安宁和平之意,这仅仅是因为,它就是二二得四。哦,这真是荒谬至极!最好的是,理解这一切,认识这一切,弄清这一切不可能性和这一切石墙;如果你们厌恶妥协,那么就要对任何一种不可能性和任何一堵石墙毫不妥协;通过最必然的逻辑组合推断出关于永恒主题的一个最令人厌恶的结论,那便是甚至连那堵石墙的存在也仿佛是你自己的过错,尽管一清二楚地明摆着你毫无过错。因此你只能闭口不言,无可奈何地咬牙切齿,心灰意懒,呆若木鸡;幻想着即便大发雷霆也好,结果却没有可供你发作的人;甚至连对象都找不到,而且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因为这是偷天换日、颠倒是非、招摇撞骗,这简直乱成了一锅粥——不知道哪里是物,也不知道哪里是人,然而,尽管混沌一团,尽管是非颠倒,你们仍然会感到痛苦,你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曾深感羞愧(也许即便现在也还深感羞愧)。我羞愧到如此程度,竟然会感到某种隐秘的、反常的、有点卑劣的享受,这种享受就是,在某个最最恶劣的彼得堡之夜,我回到自己的小角落里,马上强烈地意识到,就在今天又干了一件卑鄙的事情,而已经做过的事情无论如何也无法挽回,因此就在内心深处暗自咬牙切齿地不断责备自己,翻来覆去地指摘自己,慢慢腾腾地折磨自己,以致那痛苦终于变成某种可耻的、令人诅咒的快感,而且一最终变成一种千真万确、货真价实的享受!对,变成了享受,变成了享受!我坚信这一点。我之所以说出来,是因为我一直试图确切地知道:别人是否也常有这样的享受?我给你们解释一下:这种享受,正是源于对自己的屈辱有过于清楚的意识,正是源于你自己已经感觉到你已身处绝境。这当然糟糕透顶,但除此而外别无他途。你已经无路可走,你已经永远无法变成另一种人了。而且,即使还有时间和信心能够变成另一种什么人,那你自己大约也不想变了。而且,即便想变,大概也会一事无成了,因为实际上也许已经没有什么可变的了。归根结底,主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强烈的意识所具有的正常而基本的规律而产生的,以及直接源于这些规律的惯性而发生的,因此,这里不仅无可改变,而且简直让人束手无策。因此,比如说,强烈的意识的结果就是:是的,一个无耻之徒,当他感觉到自己的的确确是个无耻之徒时,这对他来说似乎倒是一种安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