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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减肥
遮断了魂梦的不仅是海和天，云和树，无名的过客在往昔作了瞬间的踌躇

北京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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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会的开放依靠的是一个语言膨胀过程，一个“升级”的办法，也就是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院、地方神学院、贸易学校、商业学校、文秘学校的名称和地位提高到“大学”，授予它们个身份，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办。这个过程和高中毕业生最终被一股脑塞进大学没什幺两样。此两种办法可以统称为“自然提升法”。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伦纳德・赖斯曼写道，“在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浃背了，却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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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阅读趣味>> 幸运地受过较多教育的人阅读是为了获得惊喜，而中产阶级阅读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被肯定。偏离习惯的语言规则，会把中产阶级搞得困窘和心烦意乱。>> 贫民阶级与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迷信的谦恭态度。正是大多数贫民阶层人士相信建筑物不能有13层，赛车时不应用13编号。的确，恰如大数字（前面总带着美元符号）深深植根在上层和中上层阶级的头脑里，贫民阶层也喜欢数字，比如体育比赛的计分对他们常常具有重大意义，还有幸运数字和乐透奖彩票号码等等。不久前，我在一个机场的报亭排队，我前面是一个贫民人士，他的老婆站在旁边不远的地方。他花了2.65美元买了一份杂志和口香糖，然后冲着他妻子大喊，简直是要所有的人都听见，好让人知道他是个蛮棒的运动员：“记住！65是咱的（彩票）号码！”贫民贪婪地阅读占星术，经常接受星相建议。他们相信赢和输存在“运道”，是不可改变的，也相信赌博。由于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帮助你找到丢失的东西，他们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栏里鸣谢圣安东尼的帮助。他们相信老天爷。>> 一个人的言谈永远是他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的告示牌。
——保罗·福塞尔《格调》
 
10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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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生活，他说：“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钱和权力对于一个生活在商业社会里的人来说不可全无，否则你会生活得没有尊严和安全感。但无止境地追逐金钱的生活也不值得，因为缺少品味。那幺罗兰·巴特渴望得到大量闲暇用来做什幺呢？他简单地回答道：“读书，写作，和朋友们交往，喝酒（当然是葡萄酒），听音乐，旅行等等。”简言之，过有品味的生活。
——保罗·福塞尔《格调》
 
1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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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卢克莱修来说，科学知识是保持心理平正的方式。它是一种学习放弃的途径。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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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所想象的世界中，不存在任何独立的随意的事件。一切事件都是一位公正、善、秉承天意的神祗的计划的一部分，每一种受难都一定会以复活告终。每一场灾难或灾祸要幺被看作是导向更大的善，要幺被看作是受难者完全应该得到的公正的恰如其分的惩罚。基督教所肯定的世界的这种道德正当性恰恰是悲剧所否定的东西。悲剧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并非完全应该得到的灾难，说世界上存在最终的不公正。因此人们或许会说，西方流行的宗教传统的终极乐观主义，其在世界中发现意义的愿望，在基督教的支持下阻碍了悲剧的重生----正如尼采所提出的观点，理性，苏格拉底的这种本质上是乐观主义的精神，在古希腊就杀死了悲剧。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10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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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将有自己的命运，这命运将由利用它的各种群体的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效忠思想来决定。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1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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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说，写作时越孤独越好。他说的没错。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1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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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说，爱意味着童年所象征的价值的回归，而枯燥、机械化，以及成人的各种工作、规则、责任及冷漠所带来的重压似乎已经将这些价值消磨殆尽。我的意思是，爱是感官享受，是玩乐，是不负责任，是享乐主义，是犯傻，我们所认为的爱是依赖，是软弱，是沦为某种情感的奴隶，是将所爱之人在某种程度上当成父母兄弟来对待。我们重塑了处于童年时期的一部分自己，那时我们不自由，完全依赖父母，特别是母亲。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1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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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时候，这个人走过这里那里，看上去仿佛仅仅是一种个人的随意行为并构成了一幅随意的路图，旅行仿佛只是把这个人和一些陌生的地点、人、事物或调味品似的印象随意拼凑起来，然而实际上，这幅路图显示的是这个人——这个微小却又唯一的生命——与世界的最直接关联。旅行的时候，这个行走的人不停地探、不停地问：你们过得怎样?你们快乐吗?痛苦吗?··探问，就是那根试探的拐杖在大地上敲打或叩问心扉的声音。你不停地问也不停地被问，你得到回答也不停地回答，而每一次询问与回答都会将其他事其他人其他生命带进来，从而将你的世界拓展了一点、改变了一点。这幅路图就这样显示了这个人与世界的关联，这幅路图的轮廓因而也就是这个生命的历史与轮廓。生命的过程就是如此，就是一场旅行的展开，一幅路图的成形。我亦逐渐理解，那些陌生的人与事并非真正的陌生，它们只不过被称为“陌生”或“未知”。我在旅行中碰到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早已安置在我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我只是以旅行的方式来与他们相遇；而以旅行的方式与他们相遇，也正是与我自己的生命相遇。
——班卓《燃烧的龙舌兰》
 
1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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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French pox），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kness），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等同起来。污染者总是邪恶的，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不错：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10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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