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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起初都只是空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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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明天的阶级、非法移民的大军，过一天算一天是他们的常态。正是这一阶层，承担了美国社会中最低下的工作。劳动阶级的最底层——下层贫民的特征是：明显地感到就业不稳定。这个阶层包括非法移民，如墨西哥的水果采摘工，以及其他一些移民工人。这层人的定律是与社会隔绝，霍嘉特对英国低层劳动阶层的描绘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这个社会阶层的……每一天、每一周都几乎毫无计划。没有日记，看不到记事簿，书信往来极少。”他们的特征是疏远和孤独，就像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大山谷当中。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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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一场战争—任何战争—看上去无法阻止，人们才对恐怖反应迟纯。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问题是如何对待已被激起的感情，对待已知悉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们”束手无策一但“我们”是谁？而“他们”也束手无策一“他们”又是谁？一那幺你就会开始感到沉闷、犬儒和冷漠。被感动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众所周知，感伤完全可以跟嗜好残暴甚至更糟的东西兼容。（令人想起那个经典例子：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晚上回到家，拥抱妻子和孩子，接着坐在钢琴前弹一首舒伯特，然后吃晚餐。）人们习惯于他们看到的东西—一如果这是描绘所发生事件的恰当方式的话一不是因为涌向他们的影像的数量，而是因为被动性使感觉迟钝起来。被称为冷漠、道德麻木或感觉麻木的状态，是充满感情的，这些感情就是愤懑和沮丧。但是，如果我们要权衡什幺感觉才算对，并挑选同情，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观看由影像提供的他人遭受的痛苦，好像拉近了以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远方受苦者与有幸安坐家中的观众之间的距离，且暗示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络。但这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与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神秘化的另一个例子。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一如果不是不恰当的一反应。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一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一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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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的东西要比神经系统更强大。不过，我的神经系统肯定跟二十年前不一样了。我成年后使用过适量的药物，比如叶子——非常适度的量——但这多少改变了我的神经系统。比如说，它能帮助我放松。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蠢，但这是事实。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真正放松过。我不一定非得借助药物来得到那样的放松，我只是借此来抵达那个能放松的自己。它带给我的是一种有益的消极状态，因为我太紧绷了。而且我所说的消极是褒义的、治疗意义上的，因为我总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我小时候特别不安分，而且我讨厌当小孩，所以就让自己忙个不停。八九岁之前，我笔不停歇地写作——我受不了安安静静地待着。在我二十出头开始使用很少量叶子的时候，只是简单地深吸一口，我就了解了时不时休眠一下是什幺感觉。这给我的神经系统上了一课。能够放松让我的日子好过了些。我不再那幺紧绷，不再颇费周折，我做事更顺手了——尽管通过学习打台球，我或许同样能习得这些（笑）。但使用叶子并没有改变我的风格。所以我才会说，我认为写作源于更为强大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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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穆利相处了这幺些天，我却仍然不太了解他，不知他在想什幺，不知他的爱或不爱、善或不善，对他几乎一无所知。面对他，我已有的经验显得很狭促。直到现在，当我想到他时，仍无法完全消除面对一个无从了解的人时所感到的隐隐恐惧。我只能狭隘地想，在一般意义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或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但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而我也只能承认，我对他的不了解，只是印证了我自身理解能力的有限和人类品性的无限。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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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那本书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堂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释义”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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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气质的一个特点是认为该对其本质的退缩负责的是意志，于是对意志加以指责。忧郁的人相信意志是软弱无力的，便加倍努力，来发展意志。如果这些努力是成功的，那幺，随之而来的意志的“疯长”通常就会以工作狂的形式出现。因此，始终为“淡漠忧郁一苦行僧常患之病一所苦”的波德莱尔在许多信件及其《私人日记》结尾处，总是充满激情地保证干更多的工作，连续不断地工作，除了工作，什幺都不干。（“每次意志被击垮”（波德莱尔语）所产生的绝望是现代艺术家及知识分子一一尤其是那些既是艺术家又是知识分子的人最为典型的抱怨。）一个人只好去工作，否则，他可能什幺都干不了。甚至连忧郁气质的迷离也用于工作，忧郁的人也许会努力培养一连串变化无常的幻觉状态，如梦幻，或者是通过吸毒以进入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超现实主义积极重视波德莱尔以极为消极的方式体验过的东西：超现实主义并不因意愿的消逝而感到悲伤，而是将之提升为一种理想，认为可以依靠梦的状态来提供工作所需要的全部物质。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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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样，这座城市所拥有的一切都没有超过七十年。旧城区的城郭、华丽的宫殿和位于市郊湖畔的君王避暑山庄统统都是假的，它们都是人们依照照片、图画和地图坚持不懈复原出来的新结果。偶尔会看到某些柱子或墙壁残留着过去的部分，人们会在它的上方或两侧接上新的部分。那些划分着新旧的界线和见证了毁灭的纹路，毫不掩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那天，我第一次想起那个人。那个与这座城市拥有相似命运的人；一度死去或被摧毁过的人；在被熏黑的残骸之上，坚持不懈地复原自己的人；因此至今仍是崭新的人；如同某些残缺的柱子或古老的墙壁连接着新的部分，进而形成奇怪纹路的人。

——韩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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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家韩江也是内心充满了对花的热烈欲望而苦苦追求的一只禽兽。但是她似乎不那幺危险，反而感觉那般病弱和优郁。与其说是探索花的秘密的禽兽，不如说是梦想成为花的一只悲伤的禽兽。读着她的小说，我再度想起那个梦，那正是我生活着的禽兽的时间和想要得到解脱的梦想，我梦想着抛开所有欲望，最后变成植物。

——韩江《植物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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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确切地说，他看见了雨珠挂在电线上的影子。阴暗的屋子里，白色壁纸在从窗户透进来的灯光映照下微微泛着白光，上面映出一道像粗墨线一样的电线影子。许许多多小雨珠的影子挂在电线上，顺着电线往下滑，不一会儿就掉了下去。雨珠在窗户上也画出了斜线，那些影子就像无数细毛笔，轻轻地划过玻璃，转瞬即逝。他看见了映在墙纸上的自己的身影，看见了横穿那身影的电线，还有从电线上掉下来的像梦幻又像泪珠的雨珠。他的嘴唇微微颤动。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汩汩地流淌起来，清澈的雨水顺着无数毛细血管往上溢。雨水淋湿了他饥饿的内脏，林湿了他僵硬的肌肉，也淋湿了他凹陷的眼棱、脸颊和颤动的嘴唇。他闭上眼睛，滚烫的眼泪滑落下来，淋湿了嘴唇和下巴，沿着青筋暴露的脖颈流到胸膛，浸湿了背心。这一瞬间，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然而他并没有察觉这一变化，只是在无数个舞动的影子中伫立着。

——韩江《植物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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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韩江的小说当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其反映了这样种信念，即以父亲为代表的这一禽兽的世界也在渴望着花的世界。原本花一样的妈妈变成魔女一样的妈妈，这个可悲的变化也许就是野兽一样的爸爸所经受的那些变化。这种理解与怜悯正是韩江小说的动人之处。事实上，对韩江而言，人与人之间原本就是陌生的，所以终究会给对方带来伤痕。当“段”要离开时“你”却想停留，当“我”悲伤哭泣时“你”却笑逐颜开，当“我”要往这边走时“你”却往那边走，这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宿命。然而，当看似不相融的两个世界相互碰撞的时侯，韩江的悲情故事才真正开始。据她认为，爱情是把两个不同的存在和不同世界连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而且爱情是从眼泪开始的。就像妈妈看到哭得很伤心的爸爸后喜欢上他一样，“哭和喜欢之间一定有什幺关系”。当孩子看到给自己吃抹了毒的三明治后又让她吐出来，然后痛哭的爸爸时，这才认识到又讨厌又可怕的爸爸也许也有害怕的东西。像野兽一样吼叫的狗变成拴在帐篷铁柱上的可怜的狗，这一变化正反映了孩子认识上的转变。这时，“我”和“你”，可怕的对象和害怕的存在，花与禽兽才能从对立矛盾的关系中得以解脱最终合二为一。爸爸到最后也没有扔掉的妈妈的花发夹将再次把父亲和母亲的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这表明狗的世界和花的世界或许能够相见相融。韩江的小说用怜悯的视角描写这两个世界，不抛弃任何一方，因此韩江的小说里更显出悲伤的情绪。因为眼泪，因为爱情，“我”和“你”组成一家而生活。但是眼泪和爱情也保障不了永恒的幸福。曾经感动我们的眼泪马上就会干枯，一起要度过的日子砂茫而遥远，我们梦想的是果园，而我们所立脚的却是野兽的时间

——韩江《植物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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