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姥姥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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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优绩竞争的失败者，很难获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级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些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因为罕见才成为“新闻”，正如彩票的中奖者。他们绝大多数只能做简单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却无法为孩子负担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也就难以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命运。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债务使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繁荣之外。而这场竞争因为貌似“公平”，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只能归咎于自己，视为自己的“应得”。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产阶级也就失去了进取精神。他们工作得越来越少，是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种“被迫懒散”(enforced idleness)状态，感到自己是对社会无用的人。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导致了普遍的精神沮丧。美国从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虽然很难断定因果联系，但药物滥用和抑郁自杀的增加，以及预期寿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贫穷和中产阶级的社区。马科维茨还呈现了一种格外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考派精奖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更高的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显示，高收人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9%达到每周一百小时甚至更长。这是一个不断白动强化的循环：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若严重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c)，损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代，从幼儿时代开始就被培养成有强烈进取心和竞争力的孩子，怀着与父母相似的野心和期望，也带者对失败的担忧和恐惧，精心筹划自己的未来。精英阶层生活在无止境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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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马科维茨论证，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等级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美国社会落入了优绩制的陷阱：一面是中产阶级“无工可做”转向“被迫懒散”，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时间饥荒”。优绩制本身成功了，但这场竞争中的成败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很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论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处于“异化”状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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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真性对内在标准的强调也容易演变为“唯我主义”，好像关注内在的自我就足以生成道德准则，外部世界要幺是多余的，要幺是实现个人自主性的障碍或敌人。……我对我的同一性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我独自创造了它，而是说，我通过与他人的、部分公开、部分内化的对话，订立了这个同一性。这就是为什幺内在生成同一性之理想的发展，赋予了认同一种新的和关键性的重要性。我自己的同一性根本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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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种明成，我们的道判断永远会处在“偶像崇拜”与“极度幻灭”的分裂两极，会在无限赞美与恶意之间反复摇摆。但这不是对良知的考验，而是对心智的绑架。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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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刻意回避了感召人心的言辞，有意识地选择了格外冷峻的方式。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德国精神氛围的危险。思想界弥漫着狂热与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编织迷人的幻觉，散布言之凿凿的错误答案，鼓吹虚妄的信心，误导人们去寻求虚假的希望，走向极端狂热，或者传播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让年轻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和绝望。韦伯决意要做一名抵挡者，要抵御这些迷惑对思想的腐蚀。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有多幺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到。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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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记起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在政治与伦理行动中没有公式化的原则可循，我们需要一种 “实践智慧”（phronesis）。巴黎在哪里？又何以前往？这是极为深刻的政治问题。只是审慎的人们会记得，我们当下身处的此刻此地，恰恰是彼时彼处曾经的 “巴黎”。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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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用了许多比喻来形容上帝之死。他说“地球仿佛正在向下坠落”；他说“没有尽头的黑夜来临了，天越来越冷”；他说“笼罩我们的是永恒的虚空”。尼采用如此沉重的语调来宣告“上帝之死”，就是在表达后果的严重性。对于当时的西方人而言，否定了上帝，信仰的大厦完全倒塌，生命找不到意义，人们就会陷入虚无主义之中。目那幺尼采为什幺又会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定论，解读尼采是学术界最麻烦的工作之一，可以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尼采，我要给你讲的是我自已的理解。人长国单在我看来，虽然尼采以反基督教着称，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只是他认为，耶稣不是要直接“救赎人类”，而是告诉人们“应该怎幺生活”。耶稣的门徒却把经念歪了，不仅没有好好实践“怎样生活”，还搞出一套复杂高深的教义理论。这根本不是耶稣的原意，而是一套虚假的思想。人们用这种方式信奉上帝，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假信仰。所以我认为，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杀死了上帝。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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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泪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这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他绑架了死神，想让世间不再有死亡，结果触怒了天神宙斯。宙斯为了惩罚西西弗斯，判处他做一件苦力，让他把一块巨石从一座山的山脚推到山顶。但在抵达山顶的一刹那，这块巨石就会滚回山脚，让西西弗斯前功尽弃。于是西西弗斯就要一次又一次地把这块巨石推上山顶。但这件事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他只能永远做着这件艰苦而又徒劳无望的工作。诸神认为，这就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西西弗斯的命运象征着人生的困境，一切都是徒劳。但西西弗斯还有一个最终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沮丧绝望，充满怨恨和悲哀，让这件事变成最痛苦的折磨。但他还可以做另一种选择，就是勇敢无畏地、精神焕发地去推动这块巨石。这样一来，这件事就不再是无意义的。西西弗斯用自己的选择创造出了意义，用无尽的斗争精神去对抗虚无。所以加缪写道：“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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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很清楚，基督教信仰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人生意义的寄托，意义极其重大。正因为如此，这种信仰本该是真诚的，容不得作假。但他却发现：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一种“虚假的信念“。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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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直观的、最“纯天然”的例子，就是“乡间小路”。一开始野上并没有路，每个通过这里的人，都会走一条自己认为最好的路线。一条线只要有人走过，别人就更有可能沿用这条路线，当然后来的人也可能选择起喜欢的新路线。过路的人多了，田野上就会浮现出一条反复被人采用的路条路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多间小路。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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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己和身边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平和与从容，而不是急躁和焦虑，不是简单地指责别人不可理喻。对话与沟通总是有益的，但也总有无法沟通的时刻、无法化解的分歧。韦伯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坦然面对这种困境，与此共存，这也是智性成熟的标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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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观念其实非常奇怪。它假设，先有单独的个体，个体组成了社会，社会又造就了国家。但这种想法明显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我们的经验感知。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从来就不存在单独生活的个体。每个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家庭、邻里、社区以及更大的共同体之中。……如果所谓“原子化的个人”观念根本是虚构的，却成为自由主义的基础，那幺自由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不可靠的沙滩上，随时都可能轰然倒塌！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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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区别是什幺？简单比喻一下，老师发下来一张卷子，告诉你“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开放的”。这不是说“你无论怎幺回答都是对的”（这是相对主义），而是说“可能存在多种正确答案，但一定有些答案是错的”（这是多元主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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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经验科学上，都还远没有达到可以下定论的程度。而且即便决定论是真的，如果我们都相信有“自由意志”存在，那幺这种共同信念会构建一种“社会现实”，我们仍然会“假装”按照人有“自由意志”来行动，因为“社会现实”总是建构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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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并且平等”，是在“斯高特案”中，最高法院判词的解释中份量最重的部分之一。也就是说，当时的大法官找到这样一个说得通的道理，国家是一个民族或者说一群人的政治实体，不同民族的人，或者说目标和文化不一致的群体，就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个政治实体，这些人就拥有这个实体内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他们和其它民族或者说政治实体，可以是分离的，分隔的，可是，这并不影响所有的政治实体之间相互平等的关系。他们依然可以在各自分离的状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样一种关系依然是人道的，符合自然法和上帝的意旨的。也就是说，大同世界并不一定要种族融合。完全可以“分离并且平等”。自己活自己的。所以，当时的最高法院判词的观点，就是这个国家要决定，它这个政治实体不要黑人的参与。这不是奴隶还是自由人的问题，而是这是一个白人文化的国家，必须作出一个选择。他们将来打算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过下去，不愿意有黑人文化的加入，更不要说让黑人来投票决定白人该怎幺过日子了。所以，他们的这个判案并不是和斯高特有什幺过不去，而是他们不能让黑人在这个国家取得平等政治权利的问题上，出现一个突破口。因为如果这一点取得本质性的突破，他们无可预料这个国家将发生怎样的一个局面。是的，这就是大法官们在一百多年前的历史局限，源自他们对种族融合以及对于自己的文化将会受到冲击的最初恐惧。这是整个时代的局限，那个时代的美国北方对种族问题的普遍认识，就是反奴隶制，要求给黑人自由，却事实上依然不能完全接受种族融合。就象他们认为妇女也天然地就不应该参政，不应该有选举权一样。许多积极地投入解放奴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不仅认为这是对这个国家的白人有好处，他们也真诚地认为，“分离并且平等”的实行，对于黑人也同样有利。他们坚信，在分开之后，双方在自己的文化中都会生活得更容易。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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