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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行动
说忘记只是掩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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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想象里，“鬼粉丝”有名有姓，是功夫高手，自小在习武的路途上吃尽苦头，也尝过不少甜头，但他如同世上所有人，承受着渺不可解的茫茫天意，有着意料未及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跟《龙头凤尾》和《鸳鸯六七四》的关键人物有过交集，在时代的滚滚洪流里，有过如此或如彼的恩仇纠缠，而那样的时代，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爱过也恨过的，世界。我本来就不是个谦虚的人，对于自己的创作，更常有无法自控的张扬。我不道歉，你也没必要原谅。读书就好，就系咁啰。

——马家辉《双天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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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 ——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擡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将军此词，激励着千古中华民族的爱国心。上来一句四个字，即用太史公写蔺相如“怒发上冲冠”的奇语，表明这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此仇此恨，因何愈思愈不可忍？正缘高楼独上，阑干自倚，纵目乾坤，俯仰六合，不禁满怀热血、激荡沸腾。而当此之时，愁霖乍止，风烟澄净，光景自佳，翻助郁勃之怀，于是仰天长啸，以抒此万斛英雄壮气。着“潇潇雨歇”四字，笔致不肯一泻直下，方见气度渊静，便知有异于狂夫叫嚣之浮词矣。开头凌云壮志，气盖山河，写来已尽其势。且看他下面如何接得去？而乃于是却道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十四个字，真个令人迥出意表，怎不为之拍案叫绝！此十四字，微微唱叹，如见将军抚膺自理半生悲绪，九曲刚肠，英雄正是多情人物，可为见证。功名是我所期，岂与尘土同轻；驰驱何足言苦，堪随云月共赏。试看此是何等胸襟，何等识见！词到过片，一片壮怀，喷薄倾吐。靖康之耻，犹不得还；故下联接言臣子抱恨无穷，此是古代君臣观念之必然反映，莫以今日之国家概念解释千年往事。此恨何时得解？尘土功名，三十已过，至此，将军自将上片歇拍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之痛语，说与天下人体会，沉痛之笔，字字掷地有声！以下出奇语，寄壮怀，英雄忠愤之气概，凛凛犹若神明。盖金人猖獗，荼毒...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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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民族的诗性诗心？比如看见轮皓月当空，一种人想的是广寒官殿、神女嫦娥、桂花玉兔……；另一种人想的则是一个冰冷的死星球，要想知道的是它的物质结构、矿水资源、开发利用……这前一种人是中华诗人；那后种人是一般科学家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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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两者都向我们的心灵呈现实际上不在场之物，不过思考拽入其持久的现在的要么是存在者，要么至少是曾经存在者，而意愿则延伸至未来，进入一个不存在这样的确定性的领域。我们的精神器官——有别于心灵的灵魂——有能力通过期待处理从这个未知领域朝向它的事物，而期待的主要模式是希望和恐惧。这两种情绪模式紧密相连，因为每一种都有转向其表面上的对立面的倾向，而且由于这一领域的不确定性，这些转换几乎都是自动的。每一个希望自身都携带一种恐惧，而每一种恐惧都能通过转向相应的希望而治愈自身。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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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统治理论的基础是柏拉图式的知与行的分离，而不仅仅是对既不负责任又不可化约的权力意志的辩护。p17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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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倒转的激进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另一种倒转所掩盖了，后者自柏拉图以来一直被视为西方思想的特征并主导了西方思想史。任何对照古希腊历史读过柏拉图《国家篇》中“洞穴寓言”的人都会意识到，柏拉图所要求的哲学家的转身（periagoge），实际上是对荷马的世界秩序的倒转。因为处在洞穴的地下世界里的，不是在荷马的冥府那里的死后生活，而是尘世的普通生活；灵魂不是身体的影子，而身体是灵魂的影子，荷马用无感觉的、幽灵般的运动来描述死后灵魂的无生命存在，现在它们被用来描述人的麻木、无意识的行为，因为这些人没有离开人类生活的洞穴，去观看过天上可见的永恒理念。[58][58]特别是柏拉图在“洞穴”故事中用的词eidolon（魂影）和skia（影像），使整个故事读起来像是一种对荷马的颠覆和回应，因为这些也是荷马在《奥德赛》中描述地狱时所用的关键词。P230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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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只有在某些历史形势下，脆弱性才是人类事务的主要特征。希腊人用以衡量人类事务的背景，是环绕着人类的自然万物的永恒和生生不息，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达到这种不朽，并且配得上这种不朽。对于关注不朽却不拥有不朽的人来说，人类事务领域就必定显示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甚至有点矛盾的性质，即一种非凡的复原力，它在时间当中的坚韧和耐力甚至远远超出了事物世界本身的持久稳固性。相反，人们总是能摧毁他们亲手制造的一切东西，甚至能潜在地摧毁那些不是他们制造的东西——地球以及全部自然，但人们从来都不能解除或者哪怕可靠地控制他们以行动开始的任何过程，将来也不能。即使遗忘或混淆能有效地掩盖单个行为的源头或责任，也不能解除一项行为或制止其后果。与人们这种不能取消业已发生的事情的无能相应的是，人们几乎同样不能预知任何行为的后果，甚至对其动机也不能有任何可靠的了解。生产过程的力量最终被目的产品所吸纳和耗尽，而行动过程的力量却从不会在一个单一的行动中耗尽；相反，它随着其后果的加乘而加乘；在人类事务领域里，持久存在的是这些过程，它们无限的持久，像人类本身一样持久，不受物质消亡或个人生命终结的限制。我们从来不能对任何行动的后果或结局作出确实预测的原因，仅在于行动没有终结。单个行动的过程甚至能一直持续到人类自身走向终结的那一天。行动拥有如此巨大的、超出任何其他人造物的持久能力，如果人们能够承受它的重负——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的重负(行动过程正是从中汲取了它的力量)，就是一件足以骄傲的事情。但是人们一直以来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行动者从来不能真正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总是要为他未曾打算，甚至也未能预见的后果而“内疚”；无论他行为的后果是多么可怕和出乎意料，他也不能取消它；他所开启的过程从来不能确定无疑地在一个单个行为或事件中达到圆满的结束；行动从来不把自身的意义揭示给行动者，而只揭示给历史学家(历史学...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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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况密切相关：出生和死亡、诞生性（ natality）和有死性（ mortality）。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一一人情物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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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她从未有过任何写作抱负或对写作的特殊愿望，更不用说去当一位作家了；她在非洲写下的很少一点东西可能被她扔掉了，因为写下它们只是为了“在干旱季节”减少她对农场的忧虑，并消除她无事可干时的烦躁。她只有一次“写了篇虚构故事去弄钱”，而且尽管《天使的复仇》（The Angelic Avengers）确实赚到了些钱，它也引起了“麻烦”。因此，她开始写作，完全是“因为她必须谋生”，而她“只会做两件事，厨艺……也许还有写作”。她先是在巴黎、后来在非洲学会了如何烹饪，这主要是为了款待她的朋友，而为了让朋友们和土著居民高兴，她便自己教自己如何去讲故事。“如果她能一直待在非洲的话，她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位作家。”这是因为，“我，我是一位讲故事的人，而非别的什么。吸引我的是故事，和讲述它的方式”（“Moi, je suis une conteuse, et rien qu’une conteuse.C’est l’histoire ellemême qui m’intéresse,et la façon de la raconter”）。她开始讲故事时，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生活和世界，几乎任何一种世界或环境都行，因为世界充满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异的发生，这一切都等待着被人讲述。它们之所以仍然没有被人讲述的原因，按伊萨克•迪内森的说法，乃是人们想象力的缺乏。因为只有在你能想象发生的事情并在想象中重复它时，你才能看到故事。并且也只有在你很有耐心地讲述和重复它们（Je me les raconte et reraconte）时，你才能很好地讲述它们。显然，她整整一生都在做这件事，但并不是为了成为一位艺术家，甚至不是为了成为她在书中提到过的智慧而老练的职业的讲故事者。如果不能在想象中重新经历一次生命，你就永远不能活得充分，“缺乏想象力”因而妨碍了人们的“生存”。“对故事的忠诚”，正如她书中...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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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解决”不适用于东部占领区，理由很简单，东部犹太人的命运很早之前就已定了下来。屠杀波兰犹太人，这一决定并不是希特勒于1941年5月或6月（最终解决令的日期）作出的，而是在1939年9月（就已下定决心的）。……早在1937年11月，希特勒指出，他并不是要征服异族，他想要的是在东部为德国移民准备一块“无人之地”。……针对东部犹太人的措施，不仅仅是反犹主义的结果，而且还是一个广泛性人口政策的主要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假如德国人赢得了战争，波兰人将遭受跟犹太人相同的命运，也就是集体屠杀。这不仅仅是个猜想：德国的波兰人已经被迫佩戴胸章，只是以字母“P”取代了犹太大卫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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