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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和垂死者所在的地方愈是偏远和有异国情调,我们就愈有可能从正面把他们看个够。因此,后殖民地非洲—除了其性感音乐外一主要是作为一张张睁着大眼睛的受害者的令人难忘的照片存在于富裕世界普罗大众的意识中,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比夫拉土地上的饥民,到一九九四年近一百万名卢旺达图西族惨遭灭族屠杀的生还者,以及数年后塞拉利昂叛军革命统一阵线实施大规模恐怖计划期间惨遭砍断四肢的儿童和成人。(最近,则是贫困村子里一整家一整家艾滋病垂死者的照片。)这些景象含有双重信息。它们展示一种令人愤慨的、不公平的,因而必须补救的痛苦。它们证实那地方竟然发生那种事。这些无所不在的照片,还有照片中的恐怖,只会加强这样的看法,也即在世界那些黑暗而落后(也即穷苦)的地区,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也曾有过可资比较的残暴和不幸。还只是在六十年前,欧洲发生的残暴,其幅度和骇人听闻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可能见到的任何来自世界贫困地区的画面。但恐怖似乎已退出欧洲,退出的时间已长得足以使目前平和的事态显得理所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年后,欧洲土地上竟还有死亡集中营和、场固城战以及数以干计的平民被屠杀、被扔进万人坑,这使得波斯尼亚战争和塞族在科索沃发动的屠杀,引起一种特别的、时空错置的兴趣。但是,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洲东南部的战争罪行,可有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声称巴尔干半岛毕竟从来不是欧洲真正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在已发表照片中所见的严重受伤的尸体,都来自亚洲或非洲。这种新闻习惯承接了几百年来把带有异国情调(也即殖民化)的人类拿来展览的传统: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在伦敦、巴黎和欧洲其他首都举办的人种学展览中,非洲人和偏远的亚 洲国家的异国人被当成动物观赏。在《暴风雨》中,特林鸩罗遇见凯列班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可把凯列班弄去英国展览:“在那里,没有一个度假的傻瓜会给个子儿…虽然他们不愿意拿出一毛钱来摆脱一个跛脚的乞...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与现代隐喻相比,它们相对来说缺乏内容。……由于目的无非是抨击,所以疾病只被分为两类:一类虽然痛苦却可治愈,另一类则可致人于死地。……伊丽莎白时期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终究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在整个十九世纪,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毒,荒谬,更具蛊惑性。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对马基雅弗利来说,是预见;对霍布斯来说,是理性;对沙夫茨伯里来说,是容忍一一所有这些基于某种医学类比的思想,全都关乎这一问题,即合宜的治国术能够防范致命的混乱。社会被设想为大体上是健康的;疾病(混乱)大体上总是能被控制的。……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恶的标志,某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癌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