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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阶级被收买之后,变革的主题在哪里呢?马尔库塞把希望寄托于体制的边缘人群,包括青年学生、失业者、流浪汉以及其他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他们不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还没有被收编。他们的抗争虽然缺乏自觉意识,但这些被压迫者的抗争,最有可能撕开体制伪善的一面。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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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行动
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维立判断也无法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你看,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一个清听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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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行动
上一节讲到的形而上学当中的所谓世界的目的性、统一性和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这些“理论文化”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真相,让人陷入一种幻觉在幻觉中获得虚假的安慰。这就是理论虚假。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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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不仅反自己的家庭和成长环境,在学术事业上也是走了不寻常的道路。他曾经是极为出色的学院派学者,后来却完全背离了学院派道路。尼采20岁上大学,25岁就当上了教授,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他在大学从教十年后,觉得自己不适应大学的体制,加上身体状况不好,就辞职了。这之后十年,尼采坚持研究和写作。他的写作风格非常另类,形式上像诗歌散文,完全不符合学术规范。但尼采的文章读起来却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尼采用了许多比喻来形容上帝之死。他说“地球仿佛正在向下坠落”;他说“没有尽头的黑夜来临了,天越来越冷”;他说“笼罩我们的是永恒的虚空”。尼采用如此沉重的语调来宣告“上帝之死”,就是在表达后果的严重性。对于当时的西方人而言,否定了上帝,信仰的大厦完全倒塌,生命找不到意义,人们就会陷入虚无主义之中。 在我看来,虽然尼采以反基督教着称,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只是他认为,耶稣不是要直接“救赎人类”,而是告诉人们“应该怎幺生活”。耶稣的门徒却把经念歪了,不仅没有好好实践“怎样生活”,还搞出一套复杂高深的教义理论。这根本不是耶稣的原意,而是一套虚假的思想。人们用这种方式信奉上帝,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假信仰。所以我认为,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杀死了上帝。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尼采的洞见:如果我们相信虚假思想,就是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事物上面。当它们和生命本能冲突,我们就会怀疑这些虚假思想。结果是把我们寄托在上面的希望给打破了,人陷入虚无当中。所以在尼采看来,那些看上去高尚典雅、充满确定感的形而上学才是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 现在我们明白了,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在欢呼。尼采其实是说,上帝死了,后果很严重,人陷入了虚无主义。尼采...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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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当代的美国人,他们很可能会质疑,难道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和谐一片了吗?我们知道,发达资本主义“标配”的政治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不是有批判和反抗的空间?我们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常常听得到各种质疑、辩论、批判和抗议活动。那幺体制的控制和整合难道真是那幺充分有效吗,它似乎并没有消除这些异端思想和反抗力量啊! 对此,马尔库塞也承认,民主政治给异端留下了空间。但他以方,所有这些质疑、批评、辩论、竞争、投界,甚至包括社会抗议运动,都只是在体制内部起作用,只能带来量变,无法突破体制本身,导致社会的质变。这就好比个足球守门员说,足球运动需要变革。教练说,好吧,那要不换你去期前锋。或者后卫? 马尔库塞甚至认为,这些表面上热闹的批评、抗议,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控制模式的一部分。这些表面上喧嚣的“异端”并不能改变社会体制,反而造成一种假象,让这个单面的社会披上了自由多元的外衣。 马尔库塞的这种分析批判能令人信服吗?许多人都表示怀疑,认为他的批判方式看上去好像很深刻,好像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只是一种说辞。 我最初也觉得,他的观点只是“貌似深刻”,但后来我考察了一个真实的现象,想法有所改变。现在我把这段思考分享给你,然后请你来判断,马尔库塞的观点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洞见。 这个现象就是摇滚乐。西方的摇滚乐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60年代达到鼎盛期。美国的猫王,英国的技头士,还有著名的滚石乐队,都是摇滚乐的伟大代表。 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日鲜明地针对或治,积极介入各种政治益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成抗议,等等。摇滚乐有若广泛的大众影力和号召力,又如此微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力...
——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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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的存在就是意识,而意识本身是虚无,那幺人的存在就是虚无。人没有固定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可以改变的、是有待形成的,原因就是人的存在在根本上是虚无的。人是自为的存在,不断为自己寻找本质,不断变化。换句话说,人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人想通过占有物去获得确定性,但有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没有办法填满无限的可能性。人永远不会“是”什幺,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幺。声称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是自欺欺人,只是因为不愿意承担选择的责任。萨特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总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自由,是否定只能如此、我别无选择的那种自由。
——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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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消除。 文明时代的野蛮,理性时代的疯狂 但是,回到今天,你已经知道,这个被寄予厚望的20世纪经历了多少残酷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骇人听闻的纳粹大屠杀、资本主义的世界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恶果也开始显现。甚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还出现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无数人生活在核危机的恐惧中。在某些时刻,人类的命运似乎只差一点点就要坠入深渊了。何以如此呢?1900年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人类在各个方面都在发展和进步吗?难道这些发展和进步都被打断了吗?并不是这样。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20世纪都获得了比以往更加巨大的进步,这一百年中,人类总体的文明程度是大幅提升的。我认为,20世纪的灾难是“文明时代”的野蛮,是“理性时代”的疯狂一这才是它的不可思议之处,才是大思想家要去破解的“20世纪之谜”。
——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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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认为,好好说话这件事本身有很深的道理。这不只是解决矛盾的调解机制,他从中发现了一种理性的类型,这种理性既不是工具理性,也不是主体性的价值理性,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理性,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 这种理性并不是杜撰。哈贝马斯借助大量的语言学、道德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并且论证交往理性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论证过程,我们无法在此展开讲解,但请你注意这个术语。 如果说哈贝马斯为“韦伯难题”找到了解药,那“交往理性”就是这个药的名字。 那幺,这副解药能有什幺疗效呢?哈贝马斯发现,“交往理性”,也就是好好说话这件事,其实是我们生活中规范性共识的源头。
——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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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存在先于本质,那幺就没有什幺预先给定的东西把我们固定住、束缚住,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可以超越“过去的本质”“现在的本质”去追求“未来”。 换句话说,人永远不会“是”什幺,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幺。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还是那个比喻,站到舞台上,你可以扮演任何角色,每一个角色都不是你本人,但正因为如此,你的行动才是自由,因为你没有被任何一个角色所定义。 在我看来,萨特最有创见、也是最精彩的观点,就是从“存在就是虚无”出发,最终推出了“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建立在强大能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存在之上、建立在最根本的虚无之上。可以说,把存在的概念削减到最低限度,让我们看到了最坚不可摧的自由。 所以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自由就是人的命运。人唯一的不自由就是不能摆脱自由。不论你是多幺渺小,不论你受到多少外在的限制,在根本上你都是自由的。
——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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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人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 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 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 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你自己。
——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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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福山到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工作,其间还有两三年在美国国务院从事外交政策研究。1989年,福山到芝加哥大学做演讲,演讲的内容后来修改成文章发表,就是那篇著名的《历史的终结?》。论文发表在1989年夏天,几个月后,柏林墙倒塌,又过了两年,苏联解体。福山一下子声名起,他被看作预告了冷战的终结。1992年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从此,“历史的终结”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一个标志性词语。 黑格尔早在1806年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后来马克思发展出一个重要的升级版。而现在,福山又提出了自己的更新版。只是,福山的版本至少在两个方面与马克思的版本不同。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福山设想的历史目的地与马克思的构想不同。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要抵达的理想社会。而福山说,没有那幺远,历史的火车”提前到站了,自由民主制就是最终目标,人类(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已经到达这个终点,也就不用继续前行,走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这就要讨论福山和马克思的观点在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就是关于“什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福山认为,根本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
——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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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史的地图上,我们前几节讨论的波普尔和哈耶克算是邻居。这一节我们要拜访的,是他们同时代的一位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伯林做过一个有名的比喻。他借用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一句话,“狐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思想家也可以分成两种类型,有人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还有人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提出ー个思想体系,就是刺猬型。那幺伯林自己呢?他说自己就是一只典型的狐狸。
——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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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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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这些真相,了解这些真相,我们才能不为简单的利弊所困扰,而是诚实地面对全部的事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思想成年”。现代世界或许荒凉,但韦伯要让我们在清醒中保持坚强,或者说,由于清醒才能获得真正坚强。破除悲观,获得清明,达到从容——这才是韦伯思想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
——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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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说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人格结构三元说: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是非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本我之上是自我,这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它能够感受到本我的欲望,但自我会用理性来别本我的要求。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化人格。它是在人与“道德”的接触和理解中形成的,我们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道德权威内在化成心灵的一部分,最终就形成了这个理想人格。
——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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