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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衫难再见
我是一个特二的人，只会特二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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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只能做意中人，或只被容许做一种人，不管是好人坏人，或男人女人，恐怕都是可怕的损失，任你日子过得如何丰富多姿，总有一些被错过得快乐，永远捉摸不到，只能依靠想像，而愈是想象，遗憾遇见强烈。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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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过坚持原则很容易变成固执。心里有原则系一回事，做事的时候却不妨灵活一些，唔好将自己缚手缚脚。
——马家辉《双天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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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即使是在最痛苦的时候？阿伦特：一直如此。我思考过，究竟应该做什么。毕竟，发疯的不是德语。其次，母语是不可替代的。人们会忘记母语。这倒是真的。我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外语说得比我好。我说话时口音还是很重。我经常说不出习语，而他们都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说这种语言时满是陈词滥调，因为当人们遗忘母语时，母语中蕴含的创造力也被切断了。高斯：母语被遗忘的情况，据您看来，是不是压制造成的后果？阿伦特：是的，经常如此。我在许多人身上体会到了这一点，令人震惊。您知道，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1933年，至少对我来说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知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天。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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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计算机证明了现代所相信的霍布斯的这一看法是错误的：理性，在“根据结果计算”(reckoning with consequences)的意义上，是人类最高级的和最人性的能力。而生命和劳动哲学家——马克思、伯格森或尼采是对的，他们在这种他们也误以为是理性的智力上，看到的仅仅是生命过程本身的一种功能，或用休谟的话说，理性仅仅是“激情的奴隶”。显然，脑力和它带强制性的逻辑过程都不能建立一个世界，它和生命、劳动以及消费的强制过程一样是无世界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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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像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地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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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的绝对 ”所包含的，是在生命中对死亡意识的取消，是把生命（只要它还活着）从死亡中解放出来，因而生命就仿佛在永恒中进行。正如认知的功能是战胜“作为最内在的外部世界的时间”，并征服最靠近自我因而对自我来说最陌生和危险的世界那样，“尘世的绝对”所具有的功能，是通过使世界与自我相对峙，以在生命中征服死亡，反抗这个“孕育着死亡的世界”——因为自我在其核心、在其认知性的核心中，知道它自身是不死的。即使在布洛赫转向了逻辑实证主义时（尽管这是一种非常特别和具有独创性的逻辑实证主义），他也仍然坚持他先进的、基本的基督教信念：死亡和易朽性植根于世界中，而不死和永生则存在于自我中；因而对我们来说似乎必死的生命，其实是不死的，而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永在的世界，其实是死的牺牲品。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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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已经坚决抗拒“永恒的反犹主义”公式，并且认为之所以会走到“最终解决”的道路，首先不该追溯至反犹浪潮的持续性，而是极权主义的内在必然性要求发展出一个敌对形象；而犹太人作为从未被真正同化的人群，最适合这个形象。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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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9 审判的目的是且只是伸张正义，除此之外，哪怕是最崇高的潜在目的一如伦堡审判出庭检察官罗伯特盖哈特·斯托里所言，纽伦堡审判的高级目标旨在“为希特勒政权制造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完整记录”一一也只会偏离法律的主要任务：审核指控，公正裁决，审慎量刑。P291 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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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恋爱了，也很长时间没有每时每刻脑海里都充满对男人或某个特定男人的思绪了。有时，我上床睡觉时，会试图重拾那些多年来曾经占据过大量时间的回忆、希望、思索和梦想，但还没等真正回想起来，我就睡着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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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迪亚打交道开始让我感到疲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这一点），原因在于他的抑郁。我们一共出版了他十八本书，基本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他写作时一段长时间的平静期，这段时间我们很少见面，我往往会希望多见他，因为我对新书充满好奇；然后交付书稿，有一段短暂的欣喜阶段，在此期间我们会愉快地会面，我负责欣赏他的作品、写写简介、想想书封上的文案怎么让大家满意，再检查一下文稿中有没有打字错误（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准确地说，基本没必要进行编辑)；然后是第三个阶段，出版后的阴郁期，在此期间，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会让我的心下沉，最初几年只是略微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则越来越严重。他的声音充满了悲剧色彩，脸色逐渐憔悴，谈话的主题变成了这本书给他带来的极度疲惫和伤害（“伤害”这个词总是一遍遍出现)，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评论家全是无知的猴子，出版商（并不明说，只是阴险地暗示）则懒惰又无用，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还要继续？知道自己不错且也经常被评论家证实的作家期望自己的书畅销是非常自然的，但每个出版商都知道，写得好未必就卖得好。当然，也不是写得不好才能卖得好，有些畅销书确实写得很糟糕，但也有写得相当不错的。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否被触动有关。维迪亚的书在前者中卖得很好，还在这些人群的边缘开辟了道路，成了名，在某个时刻，更广泛的阅读大众中已经有许多人觉得应该读读这个作家的东西了，但显然，他不属于那种会赚大钱的作家。我的一位阅读量很大的老朋友曾就此对我表示过歉意：“我知道他写得很好，但我不觉得他的东西是为我而写的。”这些话，就是更广泛读者的心声。首先是因为他的主题，从广义上讲，这是帝国主义的后果，就算是那些曾经被帝国统治的国家的人们读到这个主题的书籍，都只有在其中微...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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