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练习生发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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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留有印象的一件事,是在大三的法律哲学课上。当时发生了一件事,神户某初中生连续杀伤数名小学生,震惊了整个日本。那年夏天,某时事新闻类节目组织了一次讨论,一名高中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幺不能杀人?除了不想被判死刑之外,我想不到其他任何理由。”作为讨论嘉宾被邀请到节目上的学者们,并没能给出使提问者信服的答案。 上课时,老师要求学生讨论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高中生的提问。一开始,有人提出应该从最基本的规范意识和道德心当中寻找答案。 “因为人的生命最宝贵。” “等到为人父母的那一天一定会理解。” “对这种不言而喻的道理,不应该抱有疑问。” 但这些答案难以成为具有说服力的普遍真理。 人的生命凭什幺宝贵?” “如果永远是孤身一人,是不是就能去杀人了?” 不去怀疑那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只不过是懒于思考。” 反驳的话要多少有多少。 渐渐地,讨论内容终于有些法律哲学的意思,开始论述起社会禁止杀人的合理性来了。 假如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杀人,那就像“人人互相斗争”这句话所描述的一样,将出现一个极为残酷的“自然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无法安心生活,这样的社会集团也无法有效地维持。所以为了社会的维持和存续,有必要通过法律体系的支配来禁止杀人等加害他人的行为。社会持续至今,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享受了法律体系的恩惠,顺从它也就成了必然一一社会的存续基于人与人之间缔结的契约一一讨论集中到了“社会契约论”的点上佐久间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内心愈发感到讨论的荒谬。说到底这些不过是把“因为法律禁止,所以不能杀人”这句话更严谨地表述出来而已。这种东西恐怕无法回答那名高中生的疑问。他所追求的是不想被判死刑之外的理由,也就是法律呀、刑罚呀这种约东之外的理由。这样的问题,没法回答。那是当然了。人不可以杀人本就没什幺明确...
——叶真中显《死亡护理师》
左翼知识明星齐泽克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声音:扔掉这样一种禁忌——“任何对伊斯兰右派的批判都是‘伊斯兰恐惧症’的证据”,他坦言“受够了许多西方自由左派担心被认为犯有‘伊斯兰恐惧症’的那种病态恐惧”,这是道德受虐狂的表现。这篇发表在In These Time网站的文章,题为《作为巴黎袭击的后果,左派必须皈依其激进的西方根基》,从中可以听到齐泽克几乎咆哮般的打破“禁忌”的呼吁。他不仅不怕被视为“伊斯兰恐惧症”患者,而且不怕涉嫌“欧洲中心主义”。如果移民的文化与西欧的人权和平等价值观念相抵触,就不能予以放任宽容,而要受到最低限度的规范与规则的约束,包括“宗教自由、保护面对群体压力的个人自由、女性权利等”。只有在这些限制下,才能坚持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他也不怕被误解为“文化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将欧洲的“解放遗产”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错误的禁忌。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与地方(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正情投意合,“文化多样性的面具是靠实际上的全球资本的普遍主义来维系的”。因此,许多西方文化价值(包括平等主义、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福利国家等),“经由批判性的阐释,恰恰能够用作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武器”。齐泽克近来的一系列言论在左翼阵营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会改变以往左翼政治的某些话语取向吗?或者被当作“叛教者”遭到驱逐?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为什幺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滥用呢?伯林说,因为与消极自由相比,积极自由离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更遥远。回到经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们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端就是奴役。“强制”这种苦难的体验与自由有最根本、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强制的不满、对奴役的反抗,所以我们会大声喊出“不要强迫我!”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因为他认为,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能让我们铭记自由最原初的含义,避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中迷失,也更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自由主义倡导一种特定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特别重视保障个人权利,视其为优先甚至首要的价值。这可以作为这个家族的共同相似特点。 可以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考察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差异。 第一个维度是从空间上看地域差别的类型,主要是英美自由主义和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传统,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休谟和洛克,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康德。前者有很强的经验主义取向,强调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后者有很强的理性主义取向,强调自我主导的积极自由。当然,这个说法是比较粗线条的。 我认为第二个维度更重要,它是从时间上看代际差别,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由主义家族不同辈分的特性。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成员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他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主张国家最少干预,在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后来到了19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那一代,出现了所谓现代自由主义,他们非常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转向强调政治民主。 这个代际转变当然有历史变迁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大革命摧毁了等级制度,每个人生而平等,有天赋人权。从此自由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是平等的权利。 所以到了现代,自由主义如果不顾及平等问题,就会变成少数精英的理论,慢慢失去其主导地位。所以,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认真对待平等问题,兼顾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伴随着现代转变,平等的自由权利带来更多样化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