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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立足于当下市民最为渴望的和平与合作的价值观,为读者建构了另一种历史;与此同时,同前几位女性一样,伍尔夫重设了历史边界—这一梅克伦堡广场女性的传统。伍尔夫因此再次面临那个同样曾困扰哈里森和鲍尔的难题:历史如何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排除了哪些声音。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她描述自己在特里维廉书页目录中寻找“女性的位置”的场景,结果只在参考目录中找到一点零星的痕迹,大多关于被安排好的婚姻的习俗、对妻子施行肢体暴力行为以及莎士比亚书中虚构的女主角;她以讽刺的口吻问道,读者是否会推测历史上女性从来便处于附属地位,还是她们一直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形象供奉在神殿上。书中各个章节的目录都围绕着战争、君主,对此,伍尔夫讥讽地发问,为什么很少有笔墨描述女性在那些“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事件”之中的身影。伍尔夫和昔日的鲍尔、哈里森一样,清楚地明白必须有新的历史学家来提供不同的视角。她写道:“我更青睐局外人。局内人笔下的英国毫无色彩……他们完成的工作就像罗马铺设的大道一样。但是他们避开了森林,忽略了那些虚幻而不可捉摸的存在。”现在,正如艾琳·鲍尔在《中世纪人》中记录下中世纪女性的生活一样,伍尔夫决定填补这些空白,追寻那些被男性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未曾有人踏足的路径”,书写那些“从未出现在书本上”的生活。“持续报道聚光灯以外的存在。”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伍尔夫规划出一条令人信服的路径,她将沿这一路径“跟随无名者从古代到现代,从树篱边到泰晤士河畔”,探寻未知的答案:诚然,印刷术发明后,诗人与读者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没有距离,人们自此可以在家中独自欣赏艺术。但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随着阶级结构逐渐确立,人们就已经不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共同歌唱。她希望探索这种最早的艺术创作形式之一遭到摒弃的根源。现在,诗人不再是无名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身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他们的作品受到市场压力、赞助人喜好的影响,同时,作为社会框架之...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动摇两人关系的所谓“基督徒生活守则”实际上与避孕措施有关,这是在当时关于性、现代家庭、女性经济自由的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1921年3月17日—这时塞耶斯已经结识库诺斯—玛丽·斯托普斯在梅克伦堡广场西边不远处的荷洛威开设了大英帝国第一家免费的节育诊所。有人认为斯托普斯这种行为败德辱行,会对神圣的婚姻造成难以转圜的破坏。这些保守言论没能阻止大批的女性慕名前来,诊所门口排起了长队。经过培训的护士、助产士为她们提供专业建议。斯托普斯以为节育正名为己任,主要向“已婚夫妻、即将步入婚姻的伴侣”提供建议。(同时也会建议不适合生育的夫妻进行绝育。)她在1918年出版过一本《夫妻之爱》(Married Love)。没有出版商愿意冒风险,这本书只能秘密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成了大卖的畅销书,几百名年轻女性读者给斯托普斯寄来信件。这些女性在维多利亚式的环境中长大,如今生活在更为开放的社会中,她们担忧过早生育会阻碍事业发展,但是圣公会在1920年7月公开批判“使用避孕药具会对身体、道德、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些年轻女性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库诺斯并不想和塞耶斯步入婚姻,也从没对她避讳这一点。他只是坦然表明自己愿意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与她发生性关系。而塞耶斯的拒绝并不是出于对避孕药具本身的担忧,而是因为避孕药具所象征的含义。“现代文明创造出避免自然结果的卑鄙伎俩”助力下的性本身对于塞耶斯并不具吸引力,她不像库诺斯那样被“动物本性”所驱动。她自然也希望与库诺斯同枕而眠,但必须是在一段充满爱意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一段特地“排除坦率、情谊和孩子”的关系中。但库诺斯将塞耶斯的拒绝视为一种虚伪的表现,她所宣称的渴望自由仅仅是口号。库诺斯在曼哈顿中心区的阿尔贡金酒店写下的寄给约翰·古尔德·弗莱彻的信件中,透露了他失望离开伦敦的原因:“在酒店的每一个角落,初次相遇的男男女女眼神火热,目光相对,然后说:‘我...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一向对制度意义上的婚姻抱有怀疑的态度,和简·哈里森一样,担忧婚姻赋予女性的家庭枷锁无法包容女性在公共世界探索的野心。在二十多岁的年纪,眼看着身边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婚讯鲍尔变得“愤怒而痛苦”;每当写下祝福卡片,不情不愿地寄出带有刺绣图案的婴儿连衣裙时,她脑海里浮现出令她深恶痛绝的、大众对于妻子身份的假想:“完美妻子应当设法将自己打造成智能化的集合体,集奶牛、围巾、影子、镜子为一体。一块橡皮泥,一张地垫,一台吸尘器,代数上呈负数。”鲍尔曾半开玩笑地对好友马格丽说,如果马格丽也和几位同学一样,一结婚就“丢掉曾经的兴趣爱好,丧失昔日的个性把老朋友统统扔到脑后”,她就再也不会和她说话:“在各种抽象主张中,我最关注的当属妇女权益主张。在我看来,女性要想取得任何成就或成为某种了不起的人,必须在婚后保持自己的个性,认识到爱情并不是世界上的唯一,即便再美好的爱情也只有一项用处:情感满足。”1936年,马格丽和丈夫多米尼克·斯普林·赖斯离异,一时之间流言纷纷鲍尔不以为意,她给马格丽写信表示关切,并敦促她继续进行政治工作,如有需要可以来梅克伦堡广场待一段时间。她在信中甚至颇有几分欢喜,也许是因为这件事证明,长远来看,坚决反对婚姻是更为安全的一条道路。与本书中其他几位女性一样,鲍尔身边聚集着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从她们身上获得激励和友情,在她们面前可以简简单单地做自己。“我真正相信直接、平等、自由和富有同理心的友谊是世上最美好的事”,鲍尔在给马格丽的信中写道,信中描述了和好友玛丽·格拉迪斯·琼斯一起度过的漫长的一天,两人“从下午到晚上,谈论历史谈论自我”。正是因为有这些女性好友的存在,鲍尔从不认为具有满足感的情感生活只能从男性身上获取。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世界鲍尔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她一直以最大限度的努力维持女性与专业学者这两个身份之间微妙的平衡,婚姻无疑极有可能打破这一平...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而青铜时代的海伦到了12岁,也将担负起为斯巴达城堡产下子嗣的责任。青铜时代晚期的残骸表明,女人的预期寿命要短于男人,主要原因是不断的怀孕和生产所带来的损伤。考古学家对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东部地区妇女的骨骼材料进行过一次意义深远的调查,他们研究了受损的耻骨后得出结论,即妇女生前通常会怀孕5次。对这段时期的其他研究表明,妇女可能一年至少会生一个孩子。一名青铜时代晚期的贵族女性,她通常会在二十七八岁死去,永远不可能活到绝经期;她看上去永远都具有旺盛的生殖力。然而我们知道,青铜时代晚期的贵族女子却在努力避免自己怀孕:当时的社会上流传着一些避孕的秘方和小窍门。埃及人对此的记录尤为详细。由于和埃及之间经常有贸易往来,迈锡尼人绝对有可能学到埃及的避孕方法,它从大约公元前1850年起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埃及的文献显示,埃及人曾和迈锡尼人统治下的米诺斯人交流避孕方法。在迈锡尼的祭坛附近,立着两根埃及的蓝绿色彩陶门柱,上面刻着阿蒙诺菲斯三世的王名和全名,门柱连接的房间有人说是埃及的“领事馆”,一个专门为埃及的利益斡旋和收集包括医学知识在内的情报的地方。埃及人喜欢使用栓剂(不管是塞入口中还是阴道)和膏药避孕。一些肯定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例如那些用大象或鳄鱼粪便做的药。然而老妪们偶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种药剂中含有金合欢树的叶尖(含有阿拉伯树胶),叶子在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乳酸——而乳酸是许多现代避孕药的有效成分。这些药膏和搽剂许多都用蜂蜜合成,并用天然海绵固定在适当位置——堪称蜂蜜胶囊的先驱,今天环保型避孕药的首选。现有的资料无法证明迈锡尼人使用过避孕药,必须等到古典时代希腊人才会记录下他们的药方。一旦有了书面证据,有一点便很清楚,那就是许多女人在避孕和堕胎时使用多种药物;也就是说,她们将尽可能多的原料混合在一起,然后祈祷神灵保佑一切顺利。(她们)给子宫口抹上雪松树脂,用醋和油浸泡海绵,吃圣洁莓(...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波莉、安妮和凯特曾经从事过一般卖淫活动的情况下,许多人声称这些女人参与了“临时卖淫”:这是一个掩盖了她们生活中的模糊地带、充满道德判断的笼统用词。这个词通过联想来给女人定罪——因为她贫穷、酗酒,因为她离开了她的孩子,因为她和人通奸,因为她有非婚生子女,因为她住在寄宿屋里,因为她深夜外出,因为她年老色衰,因为她居无定所,因为她乞讨,因为她露宿街头,因为她打破了所有关于女性该是什么样的规则。这一推论过程也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波莉、安妮和凯特三位被害人都无家可归,这个共同点却被完全忽略了;在有伤风化这一点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和一个“妓女”没有任何区别。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女性夜里在外活动是可能有很多原因的,但不是所有原因都像街头拉客那样一目了然。那些没有居所或家人的人,那些酗酒的人和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她们的生活并不遵循着传统规则。没有人知道或关心她们做什么或去哪里,而比起性方面的目的,或许正是这一点,才吸引了杀手。如果按照伦敦警察厅警察总监为定义“妓女”一词而制定的官方标准来审视波莉、安妮和凯特,那么很显然,她们不能被认定为妓女。即使从研讯证词来看,也不存在支持这些论断的证据。同样,也没有铁证能证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在被谋杀前的那段时间里重新回到色情业过。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个自认为是妓女,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社区中的任何人认为她们从事性交易。此外,也没有人站出来表示自己曾在波莉、安妮、凯特或伊丽莎白遇害的那些晚上,被她们拉过客。在验尸官听取了所有证人提供的证据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她们的死亡证明上作为“职业或专业”被记录了下来。玛丽·安·尼科尔斯被描述为“印刷机械师威廉·尼科尔斯的妻子”。安妮·查普曼被认定为“马车夫约翰·查普曼的遗孀”。伊丽莎白·斯特赖德被记录为“木匠约翰·托马斯·斯特赖德的遗孀”,凯瑟琳·埃多...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