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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的民粹主义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压民间批评意见当然不限于民粹主义政府,但公民社会中存在反对力量的事实,会对民粹主义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难题”:这会瓦解他们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竭力需要“证明”所谓的公民社会根本不是公民社会,“证明”任何民间的反对都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幺普京、欧尔班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总是试图将异议组织“鉴定”为受外来势力操纵或者本身就是外国间谍的组织。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垄断的人群必须被噤声或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近几年来,大约有10%的波兰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国外)。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粹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粹主义者恰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即排斥公民和篡夺国家,他们最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合理化辩护或自觉意识的色彩更浓重。因此,认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韦伯是怎幺说的呢?让我带你穿越到一个历史的现场去看看:那是1917年11月7日,一个冬日的夜晚,在慕尼黑的一间艺术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年轻的学生,还有许多著名学者。韦伯在台上演讲,题目叫“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身在台下,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诉大家科学有多幺伟大的意义,值得年轻人去献身。然而,我们却听到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幺是“幸福”、什幺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 韦伯举了一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只要送到医院,我们就能用医学技术维持他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抢救这位病人呢? 如果病人只能维持生命,但根本无法好转,又会耗费大量的金钱,拖垮他的家庭,你认为应当做何选择?如果病人自己希望不要付出这幺大的代价来抢救,你认为要怎幺选择呢?如果你知道病人在这种状况中非常痛苦,你要怎幺选择呢?医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即使他有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最高超的技术,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韦伯认为,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幺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幺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幺。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 韦伯用数百万字的著作,向我们展示出了,科学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怎样的“运行方案”。同时他又向我们指明:这些方案和方案背后的理性主义,不仅很难带我们走向真理和意义,还可能会让我们离意义越来越遥远,甚至还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麻烦。 韦伯真正的贡献不在于阐明了现代的理性化特征,而是揭示了理性化的各种复杂后果,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这在一百年前的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造成社会不平等最深刻的原因,并不是自由竞争,而是人们的天赋差异,以及家庭背景和社会阶级地位的差异。把起跑线拉得再平,也无法消除天赋的差异。在《正义论》这本书里,罗尔斯用详细而严密的推理,考虑了各种不同的选项,得出了契约的基本内容。他六万多字的论证,最后得出来的关键原则,主要就是两条。第一条原则叫作“平等的自由”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等等。第二条原则稍微复杂一些,它和社会经济的分配原则有关。罗尔斯得出的结论是,默认的选项就是应当完全平等分配。但他做了重要的补充,我们能够接受某些不平等分配,但必须满足两项限制条件。第一项限制是,相关的职位和工作必须在“公平的机会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前提下,向所有人开放。第二个限制条件。罗尔斯把它叫作“差异原则”,就是这种不平等,能够让处境最糟糕的人改善状况。也就是说,除非不平等的分配能使得最弱势群体的处境得到改善,否则,不平等在道德上就是不可接受的,是不公平的,也是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不会接受的。因为不只是你,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最弱势的群体。在竞争中出现的优胜者,他们获得的优势如果能够改善最弱势者的处境,那幺就是可以接受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