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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书的中心则是两个基本线索，一个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益加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另一个是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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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 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 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历史本身的纵向变化，也注重茶馆与国外类似公共空间的比较，特别是二者的近似性。 在解释上，认为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茶馆长期延续的原因。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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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生活在整个成都平原都十分重要实际上住在成都平原乡场上的人们像成都人一样依靠茶馆，农民也经常去茶馆喝茶。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可能比城里人更需要茶馆。成都平原的农民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居住在村庄里，他们散居在靠近耕地的地方，平时缺乏社区生活。他们经常到乡场进行交易，赶场天也是他们会友、找乐子的时候，茶馆便是他们最经常去的地方。1940年代对成都平原茶馆进行调查的王庆源称，他曾与许多农民交谈，他们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茶馆生活会怎样。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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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茶房甫经出现，男顾客便纷纷涌向雇用她们的茶馆，到这里不仅可一饱眼福，还可趁机与女招待调笑一番。茶馆主人们很快发现，这是非常好的生财之道，便纷纷跟进，哪怕是那些穷街陋巷的下等茶馆，也照此办理，以增强竞争力，以至于如果一个茶馆没有女茶房，便会被认为“过时”，生意也便难以为继。女招待也很快懂得怎样以姿态、动作、声音等来取悦客人，以女人特有的手法招徕顾客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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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经常用“行会”这个词去讨论20世纪以前社会和经济组织，没有在时间上进行认真区分，没有充分考虑到用一个现代词去分析前现代社会现象可能出现的混淆。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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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发现在20世纪前50年里有任何小茶铺发展成大茶馆的实例，几乎所有的大茶馆都是从开办时便初具规模，它们投资多，营业的空间大，雇用的工人多，接纳的客人众，因此利润不菲。大茶馆的老板与地方政府的官员、军队和商界的头面人物，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以得到保护。但那些小茶铺缺乏这些资源，资本少，规模小，利润低，无法再投资，故难以扩展，多数也仅处于糊口的水平。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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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小贩 在清末的各种记载中，描述了茶馆作为市场和交易场所的功能。韩素音在其传教士家庭的家史中写道：““来碗茶’的叫声不断地在茶馆里响起。”这种呼喊“便是洽谈生意、敬老、请求帮助、买卖土地或其他商品的开端，生意正式交易都是在茶馆或饭馆里进行的，因为家里不适合办理这类事务”。在成都的街头，地理学家G.哈巴德（ George Hubbard）看到“商人忙着赶路，到店铺或茶馆里去见他们潜在的买主或卖主。到处能看到小，用特别的声调、哨子、小锣、响板招揽顾客”。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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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娱乐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育工具，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从地方戏、评书等表演中接受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认为地方戏可以用来开民智，推进“文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政府颁布规章以控制民众的娱乐，利用公共娱乐灌输正统思想，影响普通人的头脑。这个研究也揭示，在不同的层次上人们接受不同的价值观，有的倾向正统，有的则陷入异端，显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分野。不过这种分野经常是模糊的，而且还彼此重叠。因此，茶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精英和大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作用的理想空间。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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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地方政府以“革除社会有害民众之事”，制定规章，只允许每个公园开一家茶馆；茶馆密集地方，酌情取缔；茶馆只能在早晚营业共6个小时。这些新规章反映了政府激进的、日益增长的对茶馆及茶馆文化的关注和采取的限制政策。不过没有资料证实这些新规定得到了认真的实施，否则大量从业者将失去生计。茶馆的营业时间也并未大幅度缩短，一般仍然有十五六个小时。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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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充分考虑到用一个现代词去分析前现代社会现象可能出现的混淆。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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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改良和控制茶馆的过程，是城市现代化和寻求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也是近代中国许多其他城市的共同经历。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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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茶馆里实际上存在三种不同的政治：对一般大众来讲的平民政治，改良者所推行的精英政治，以及对政府而言的国家政治。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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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显示了茶馆作为小公共空间，是一个各种冲突发生的地方，从纠纷、争吵、偷盗，到打架、暴力乃至杀人。这些冲突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从顾客之间的矛盾，邻里关系的紧张，到为生计的争夺，小商业间的竞争等，冲突经常发生在社会的最底层，揭示了社会群体、阶级、行业之间为使用公共场所谋生以及使用这些空间的权利所发生的争夺。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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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讲理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之一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处理争端，实际上是在公众的密切注意之下，使判决者或调解者必须尽量“公平”行事，否则，民众的舆论会对调解人的声誉不利，这也就是“吃讲茶”成为社会调解的同义词的由来。另外，即使调解不成功，暴力也不是那么容易发生，人们一般在这样的公众场合还是要尽量保持理性，即使发生斗殴事件，有众人的劝解，也可以在一定限度上避免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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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经常将茶馆作为解决争端和纠纷之地，称“吃讲茶”或“茶馆讲理”，不需要政府或官员的介入，反映了强烈的社会自治的观念和广泛的实践。这个传统产生于中华帝国时期，那时国家权力很少深入到地方社区和邻里。“吃讲茶”成为一个普遍的工具，给地方精英一个极好的机会在地方社区建立它们的影响和主导权。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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