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叫我来巡山发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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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后者(奴隶)是行动者了把考动动物从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必须统治和压迫的对象,从而生命的双重芳动,即维生的辛劳和生育的苦痛都比以前轻松多,痛苦也减轻多了。当然,这并不能取消芳动对人的强制,也不能消除人的生活中受制于需要和必然性的状况。不过不同于攻隶社会的是,在双隶社会中,必然性的“诅咒”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因为奴隶的生活每天都证明着“生命是一场奴役”的事实,但在现代,这种状况不明显了,从而也难以让人们注意到它和记住它。这里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不知道自己受必然性的强制,他就不可能自由,因为他的自由总是从他摆脱必然性的从未彻底成功的尝试中赢得的。尽管他对解放的强烈渴望来自他“对(生命)空虚无益的反抗”,但在这个“空虚无益”变得如此轻而易举、唾手可得时,他追求解放的动力很可能也就减弱了。我们之前工业革命的巨大变化,和我们之后原子革命的更大变化,也许都改变着世界,但都不可能改变人在地球上生活的基本条件。(pp. 8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菜辛从未与他所生活的世界和平相处。他喜欢“挑战偏见”和向宫廷的臣仆们宣示真理”。尽管他为这些快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们仍然是真实的快乐。有一次,当他试图向自己已解释这种“悲剧性的快乐”的来源时,他说:“所有的激情,甚至最让人不快的激情,作为激情都是快乐”,因为“它们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它们使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真实”。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刘地回想起希腊人关于激情的学说,他们把诸如愤怒这样的情感列入“使人快乐的激情”当中,却把希望和恐惧一起算到坏的激情里。就这一评价取决于真实性( reality)方面的差异而言,它与菜辛完全相同;不过,他们所说的“真实性”都并非以激情对灵魂的影响力来衡量,而毋宁说是由激情传达给灵魂的现实性( reality)的程度来衡量的。在希望中,灵魂越出了现实,正如在恐惧中它从现实面前退缩了回来。然而愤怒,尤其是莱辛身上的那种愤怒,却显明和揭示出了世界,正如菜辛在其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 Minna von Barnhelm)中的笑声试图带来与世界的和解那样。这样一种笑帮助人在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但它仍然是反讽性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把人的灵魂出卖给世界。快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强化了的对真实的意识,它来自一种对世界的热情开放和对世界的爱。甚至那种关于人将被世界毁灭的知识,也不能减损这种“悲刷性的快乐”。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按照他的解释,他对“犹太问题”如此着迷,这源于自身的“理想主义”。这些犹太人跟他鄙视的那些同化主义者不一样,他厌烦的那些正统犹太人也不一样。他们跟他是一路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所以他不能成为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 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 艾希曼认识的最伟大的犹太“理想主义者”是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从匈牙利运送犹太人期间,艾希曼同他进行过磋商,并且达成协议:艾希曼同意让几千犹太人“非法”离境、转移到巴勒斯坦(火车事实上由德国警察监管)条件是把集中营里的数十万犹太人“安静有序”地转移到奥斯维辛。几千位声名卓著的犹太人和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因为这一协议而得救。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最好的生物材料"。 卡斯特纳博士,按照艾希曼的理解,为自己的“理念”牺牲了犹太同胞,乃理所应当之事。本雅明・哈拉维法官,艾希曼审判的三位法官之一,曾经主持过以色列的卡斯特纳审判。当时,卡斯特纳就与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合作一事为自己护;在哈拉维看来,卡斯特纳“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现在,魔鬼就站在审判席上,可魔鬼到头来竟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会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入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这种双重标准确保了男人寻花问柳虽然不一定被社会彻底容许,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却只有在与男人合法结婚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上述观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即便是在性观念较为随便的工人阶级群体里——该阶级的夫妻经常发生婚外性行为、不做登记、不定期地分分合合——女性仍然首当其冲地受到道德评判,特别是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主流中产阶级社会的评判。在这个世界狭隘的审查目光中,波莉和安妮从离开丈夫并与其他男人好上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堕落女子了。凯特和玛丽·简都被认为是放荡的女人,因为她们都有两个非婚伴侣,而伊丽莎白被毁了两次:一次是在哥德堡,她的名字被列人妓女登记册的时候,另一次是婚姻失败后,她通过拉客来养活自己的时候。这种双重标准使生活变得非黑即白。即便传教士给予行差踏错的人怜悯和救赎的承诺,也只有经受了多年羞辱和无端谴责的人才会得到这种安抚。那么波莉逃离了考德利家的舒适环境,安妮没有脸告诉妹妹们她住在哪里,伊丽莎白从未让任何人真正了解...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