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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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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是受难者的典范，是因为他既发现了最深处的苦难，又有使他的苦难升华（就实际意义上而非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升华而言）的职业性途径。作为一个人，他受难；作为一个作家，他把苦难转化成了艺术。作家是发现受难在艺术经济中的用处的人一正如圣徒们发现受难在救赎经济中的有用性和必要性。可以在帕韦哲对如何利用和如何运用他的受难的思考中，找到他的日记的整体性。文学是用来受难的一种形式，孤独是另一种形式，它们既可用作激发和完善艺术的一种技巧，又可当作一种价值本身。自杀是第三种、也是用来受难的最终形式但它不被设想为苦难的终结，而是运用苦难的最终方式。 于是，我们在帕韦哲一九三八年的一页日记上看到了如下的一连串思想。他写道：“文学抵御着生活的攻击。它对生活说：“你欺骗不了我。我了解你的习惯，预测并玩味你的反应，通过陷你于巧妙的障碍中而停顿你的正常流动，以此偷取你的秘密。”抵御一般事物的其他一种方式是沉默，正如我们聚集力量以便纵身向前一跃。不过，这种沉默必须是自我施加的，而不是被人施加的，甚至不是被死神施加的。为我们自己选择一种艰难，是我们抵御艰难的惟一方式…那些就其天性来说能完全承受苦难的人，显然占了优势。这正是我们何以能够解除苦难的力量、使其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我们自己的选择的原因这正是顺从苦难的原因。它为自杀提供了正当理由。”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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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艺术门类中的超现实主义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即通过极端的并置方式（“拼贴原则”）来摧毁传统的意义，创造新的意义或反意义。美，按洛特雷阿蒙的话说，是“一只缝纫机和一把伞在一张解剖台上的不期而遇”。以这种方式理解的艺术，其活力显然来自冒犯，冒犯观众的那些奉为圭臬（nie）的陈规惯例，更重要的是冒犯媒介本身。超现实主义的感受力旨在通过极端并置的技巧来震惊观众。超现实主义的这种极端并置原则的运作，甚至可被解释成精神分析的一种经典方法，即自由联想。弗洛伊德的解释技巧把患者所作的没有经过事先考虑的各种表白解释成其间存在着相关性的表述，这说明该技巧建立在我们在现代艺术中习以为常的那种矛盾背后存在着连贯性的相同逻辑上。利用这同一种逻辑，达达主义者君特·希维特斯以刻意选择的非艺术材料创造了二十年代早期的废弃构成物。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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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松六部影片所具有的力量在于这一事实，即他的纯粹性和严谨性不只是一种有关电影资源的主张，像现代绘画的力量主要在于它是一种有关绘画颜料的见解那样。它们同时也是关于生活，关于科克托所说的“内在风格”，关于最严肃的方式获得人性的一种观念。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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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边，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于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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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男人，你被告知说这是男人性欲的一部分，纯粹的性关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女人并非如此。如果我发现自己在和一个白痴吃早餐，我会觉得很难堪—尽管我认为我不应该感到难堪。而且我还感到一这也是女性境况的构成—我吃亏了。然后我就想，“咳，男人跟女人上床时就不会这幺想”。但我就是不自主地觉得自己在屈就。男人的性就建立在这种屈就上。然而，与其对自己说，“我屈就一下也挺好，这没什幺，为什幺不呢？”，与其对此感到难堪且不欣赏自己的难堪，我显然更希望生活在一个大家都不这幺想的世界上。我认为在文化的层面上，女性在性上对男性施加着一股约束力。没有哪个异性恋男人可以像同性恋男人那样去滥交，因为他仍然要面对女人，女人要求的可不只是随便在什幺地方做个两分半钟的爱。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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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人无法正面地去思考死亡正如人无法正视太阳。我只把它想成是斜的。玛格丽特：我还以为我们聚到这儿是来谈论生命的呢。艾米莉：死亡是衬里。是缰绳。
——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
 
10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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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一人在路上，难免会碰到男子的示爱甚至求婚有时是儿戏，有时是膨胀的欲望或赤裸的调情，有时却是改变生活的渴望一当人们厌恶了自己的生活时，常常会误以为来自远方的陌生人具有一种新鲜而刺激的力量，能将自己的生活改头换面。然而，力量存在于内心，倘若自己没有力量，别人也无法给你。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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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二十世纪后期，一个人怎幺可能在道德上做到严谨？当有太多的事需要严肃对待，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严谨？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1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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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意识作为一个过程的特征——无法捉摸和流动——才让他感到有一种地狱般的体验。“真正的痛苦，”阿尔托说，“是你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在自身中变换。”“我思”，其存在明显得好像几乎不需要任何证明，在拼命地、伤心欲绝地寻找一种思考艺术。阿尔托惊恐地发现，智慧纯粹是一种可能性。笛卡儿和瓦莱里在他们伟大的乐观主义史诗中就追求清晰、明确的思想——思想的神圣喜剧作了陈述，阿尔托与他们的陈述恰恰相反，他报告了意识追寻自我的无尽的苦难和迷惘：“这种我在其中总是吃败仗的思想悲剧”，思想的神圣悲剧。他自称“在不断追求精神存在”。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9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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