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矜勿喜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哀矜勿喜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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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风顺风，关键在“顺”不在风，有了顺的准备，从什么方向吹来的风都不必惧怕，顺丰而行，可以行得更快。风吹向哪边，自己便往哪边倒去，东南西北风都无所谓。混江湖，吃的本来就是“四方饭”，东南西北都可以交朋友，却亦随时都可以变成敌人，时局混乱，愈应四方不忌，广结善缘。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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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才干，在日常琐碎中，不是一点也看不出，但毕竟难得鲜明。所以必须遇上大事、在盘根错节上，才愈显出过人出众之オ的光彩夺目来。秦氏之死，东府无人能办此大事（旧社会，婚丧大礼，非同小可，一般人是顶不起这个繁难的差使的），于是就从西府借来了凤姐儿，代理重任。

——周汝昌《红楼小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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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可以赞叹整个现代哲学家的勇气和惊人独创性，但几乎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前所未有地下降了。不是在中世纪，而是在现代思想中，哲学家开始充当第二小提琴手，甚至第三小提琴手的角色。在笛卡尔把他自己的哲学建立在伽利略发现的基础上之后，哲学家似乎注定了要跟在科学家和他们更令人惊叹的发明后面，亦步亦趋，费劲地在事后追寻科学的原则，让这些原则适应于一些对人类知识性质的整体解释。可是，这样一来，哲学就不再为科学家所需了，科学家——至少到我们的时代——认为他们不需要一个婢女，更不用说一个在她优雅的女主人前面高举火炬”（康德语）的婢女了。哲学家要么变成认识论者，关注一种科学家不需要的关于科学整体的理论；要么变成黑格尔确实希望他们成为的——时代精神的喉舌，时代的普遍情绪透过哲学的清晰概念而得到表达的传声简。无论是关注自然还是关注历史哲学家都在试图理解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的事情，并试图与之和解。显然，哲学比人类事业的其他领域都更多地遭受了现代性的磨难；很难说它的磨难是更多的来自这个几乎自动崛起的，其地位完全出人意料地上升到前所未有之高度的活动，还是更多的来自传统真理的丧失，即作为我们整个传统基础的真理概念的丧失。P23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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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劳动动物来说，确实“劳动感和价值完全依赖于社会状况”，即依赖于劳动和消费过程能平稳运作的程度，而不依赖于“恰当的职业态度”[49]；问题仅在于最好的“社会状况”正是那种使个人身份丧失的状况。这种万众联合如一人的状况根本上是反政治的，它恰恰是在政治和商业共同体中存在的联合的对立面。而对于后者来说，举一个亚里士多德用过的例子来说明，就是并非两个医师之间的联合，而是一个医师和一个农夫之间的合作，以及总的来说，在不相同、不相等的人之间”[50]的联合。（167-16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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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的聪明才智已足以让我们找到一些减轻维生之艰的方法，以至于把劳动从人类活动的行列里取消，在现在看来也不再算是什么乌托邦。今天，在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来说，劳动甚至变成了一个如此崇高，如此有抱负的字眼。劳动社会的最后阶段——职业者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成为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似乎个人生命已经真正融入了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此时唯一需要个人作出的积极决定就是随波逐流，也即，放弃他的个性，忘记他个人仍然感觉着的生活的痛苦与艰辛，默认一种昏昏沉沉的、“让人麻醉的”功能化行为类型。现代行为主义理论的问题不在于它是错的，而在于它能够变成真的，它们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某些鲜明趋势的概念化体现。完全可以想象，现代一肇始于人的活力如此史无前例、生机蓬勃的迸发，却终结于历史上已知的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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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广泛的共识似乎是，人们根本就不能够下判断，起码当对象是声名显赫的人时。辩论的过程总是如出一辙：从证据确凿、可以证明的细节，一下拐进了普遍性，结果人人都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有罪的。本来霍赫胡特控诉的是某一个历史上的确有据可查的教皇，可是人们偏偏要指控其针对整个基督教，又或说：“完全有理由提起更为严重的指控，不过被告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罗伯特·威尔驰语）。或者在对于通常能影响判决结果的“细节”面前，提出一个“全貌”说。这样一来，所有细节组成了环环相扣的连续画面；结果，除了照搬被告当初的做法，你别无二选。如此这般的一个全貌，就是犹太民族的“隔都心态”，它遮蔽了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在政治框架内，想象某个民族集体有罪或者集体无辜，就属于这些不起任何作用的、空洞的普遍化倾向。如此一来自然也就无须下判断，从而避免了紧随其后的风险。即便人们能够理解那些被灾难直击的群体——基督教会，“最终解决”时期的犹太领导层，“7·20事件”中的人——也很难如人们期望的那样行事；于是人们普遍不愿意作出判断，回避一切应尽的、强加的个人责任，乃至最终很难解释此类动机。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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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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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犹太人如同遭灭顶之灾的吉普赛人一样，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那么杀死犹他们还能算是罪大恶极么？艾希曼究竟是以人类破坏者还是以文化破坏者的身份受审？一个杀人犯是否因为在杀人过程中同时破坏了一种文化而罪加一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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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肺，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总的来说，他非常明白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做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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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问题不是特定的人，不是被告席上的一个人，倒是整个德意志民族，或者是所有形态中的反犹主义，或者是人类的本质及原罪，因此如果不能看到这种追究本质的样子的话，整个人类将排队出现在被告席上这也是可能的。……如果只是把被告作为一种象征，把审判看作为比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还重要，让人一看是作为提出饶有兴味的问题一种借口的话，那么作为当然的结果，我们只能向艾希曼和他的律师低头了。即起诉艾希曼是因为需要替罪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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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会去看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艺术品和纪念碑；也会邂逅那些突然建立又能长久维系的友谊，这种友谊有时会在陌生感融化了内心的拘谨、焕发出新的活力时开出花朵，这确实非常重要；但那些静谧的日子和那些喜剧性的夜晚才是我带回家最珍贵的财富。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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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间，樱草花那脆弱、微红、略微毛茸茸的茎，那娇嫩的花瓣，那精致的花心漏斗状结构，那在更暗、更宽的老叶子中蜷缩着的浅绿新叶，以及每簇花朵的排列组合，还有它们那仿佛刚被雨水冲洗过的甜美芳香一有关樱草花的一切都变得鲜活起来。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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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于1955年为出版《朱迪斯·赫恩》来到伦敦时，其妻子杰姬并没有随行，她或许正忙着将全家搬去纽约。他长得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但我立刻喜欢上了他：身材矮小、肥胖，脑袋圆圆的，鼻子尖尖的，像一只知更鸟，他那种缺乏起伏的阿尔斯特口音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胖是因为患有溃疡，而当时流行的治疗方法是大量喝牛奶，当然也因为杰姬是个出色的厨师，她做的火腿，烤制之前会真的注入大量白兰地（成为我最沉痛的食物记忆之一），为此她还备有个专门的医用注射器。第一次见面，我请他去家里吃晚饭时，他很小心地对我解释说他对妻子很专一，这种防范措施让我有些想笑，因为既明智又略带喜剧色彩。极少有男人会如此体贴地说明自己处于“请勿打扰”的状态（也许我这么说是在奉承他，说不定他并不是体贴，而可能只是一种清教徒式的胆怯。但我就是这么看的），一旦他确定我对他没有怀抱任何浪漫或掠夺性的幻想，友谊的大门便就此敞开。在我认识他和杰姬这一对儿之后，我们似乎就无话不谈。各种伟大的八卦，当我用“伟大”这个词儿，我想表达的就是“伟大”的意思，因为这是最高级、最纯粹的八卦：一种对人类行为饱含热情的兴趣，因幽默而点亮，超越了恶意。当然，我们经常谈论写作，包括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写作，最后还谈到了我的写作，但更多时候，我们会带着兴奋、敬畏、惊讶、恐惧或喜悦等种种心情，来谈论人们都干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干。我们贪婪地咀嚼着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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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其实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这些星星点点的绿色和金色，只不过是植物按照大自然的生存原则长出的形状和色彩。它们的存在，本不是为了美丽，它们生存的目的，与荨麻其实无异……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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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可以几个月都不见或不想见某人，这个人仅占据了你生命里相对很小的角落，你就应该不会特别悲伤地想念这个人吧。但萨姆死后，却在我心里越来越鲜活，远胜其他一些重要的逝者。在我的脑海里，他像照片般清晰，持续至今，他的姿态，他的表情，他行走、坐下的样子，他的衣服，这七年如胶片般一幕幕闪过，所有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见面的方式，如此这般，反复出现，我情不自禁在心里记挂着他。我尤其记得触摸他的感觉，他的皮肤光滑、凉爽、干燥、健康，他的味道清爽、好闻，我依然能感觉到每次做完爱后，他就躺在我身边，我们面向天花板，手指相扣，胳膊和腿亲密地厮磨。他的身体如此清晰地呈现，此时此刻也不例外，就像一个（可爱的）鬼魂，挥之不去。萨姆相信灵魂的轮回之说，他说若非如此，怎么解释一个人拥有美好的生活而另一个人却生活得如同地狱？非常明显，差别就在于每个人前世的积累。我反问他，若如他所言，那怎么解释这么多黑人都生活不好？难道他们前生都做了不好的事吗？这时他会变得很不高兴。他拒绝接受我的观点，我想是因为轮回说是他的希望所在。毕竞，他拥有大部分人无法拥有的好运气，在临近生命尽头时再对灵魂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善，就可以继续走下去。有一次他向我解释，这就是他从六十岁开始吃素、戒酒的原因。我多希望自己相信萨姆关于轮回再生的信念，如果真能这样，我不知他是否真能过上他所期望的高尚生活，但不论如何，他定能拥有比他抛开的生活快乐得多的岁月，这就已经非常好了。也许因为他，我老年生活的开端有了更多本属于年轻岁月的东西，因此他一直活在我脑海中，对此我特别开心。亲爱的萨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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