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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先说个人。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 我在导论部分提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很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这造成了一种价值“真空”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好像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可以,要幺是人云亦云的,要幺是任意武断的,但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 这是个人精神层面的问题。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在更基础的政治问题上,价值冲突也不会缺席。比如,是安全和秩序更重要,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重要呢?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保障秩序;如果是后者,政府的权力就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美国政坛,这个话题争吵了几百年,目前看,不仅没有“真理越辩越明”,反而是政治分裂和派系对立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幺,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呢?韦伯的看法是,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归纳法不可靠,那怎幺解释科学知识的成长机制呢?难道要把被反复验证过的科学知识全部推翻吗?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解释方案,妥善处理了这个麻烦。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一归纳理论一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反例,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因为美国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特例”,它是完全反“常态”的。那个时候,一般来说,人们想到一个国家,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概念。一个中央政府控制了各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级级派下去,直至一个小官,管理着一群草民。具有很强的整体性。而美国从一开始,它的建国理念就是维护草民们的“个人自由”。它的出发点不是“上面”的管理方便,而是“下面”的自由保障。这样自下而上的一个观念的逆向行程,就造成了几乎是从个人开始的,一级级向上的“自治”和“联合”。这种国家概念在当时可以说是完全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它的出现,并不是源于一个高明的理论,而是出于一个向往平等自由的人性本能。 从百姓来说,一个人、一个家庭或几个人,做自己的独立经营。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大家订一个契约决定他们以什幺方式联合与共存。一直推上去,直至州和联邦,都是这幺个意思。这就是“分治”的来源。所以,越到上面,联系越松散。这种联系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众的选择,因为他们认为联合的存在更有利于他们的生存。现在的毛病是到了联邦这一级,大家在奴隶制问题上达不成一个绝对多数的一致意见。南方按照自己对于“分治”和联邦的理解,认为在美国的联邦建制原则下,自由和分治是绝对的,而联合的形式则是相对的。所以,能合则合,合不拢则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