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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多见张迪臣，他努力向接触到的人打听消息，添加想象力，变成有用的情报，例如他听见同住唐楼的大难雄轻轻提过一句有堂口兄弟打算做世界，便对张迪臣说：“注意，有人计划抢劫日本金店！”言之凿凿，如躲在幕后偷听。陆北才的如意算盘很简单，既然已经提醒张迪臣注意，其后没发生抢劫，自是他预警有功而差人提防有道；相反，万一真的抢劫，他也可邀功，抱怨张迪臣为什么不认真对待他的情报，是否不信任他。陆北才琢磨出一个小道理：自圆其说比真真假假来得重要。真可圆，假也可圆，世事只有圆不圆，没有真不真。江湖术士无不预言一九三七年的丁丑牛是一头“涧下水牛”，困厄无援，进退维艰。确是如此，日军在华南地带咄咄逼人，香港的商船和渔船连带遭殃，或被拘押，或被击沉，死的死，抓的抓，香港政府里的英国人只能干瞪眼，无能为力。更可悲的是连老天爷也欺负人，霍乱爆发，死者千人；台风来袭，伤逾万众。香港的天空，晴一天，雨三日，人间天上都是威胁。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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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使罪犯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邪恶和杀人动机，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灾难妖魔化，并从中发现历史意义。我承认：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说，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迫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我们过去一直都无法接受的不是受害者的人数，而恰恰是这些大屠杀者少得可怜的愧疚感，以及他们所谓的理想中包含的下意识的卑劣。“我们的理想主义被滥用了”——现在我们经常从幡然悔悟的前纳粹分子嘴里听到这话。是的，确实如此——但这种理想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多么低劣的东西啊！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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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身体需求推动着的劳动动物，不能像技艺人用他的双手、他最原始的工具那样，自由使用他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认为劳动者和奴隶不仅受制于必然性，没有自由的能力，而且不能统治自身之内的“动物”部分的原因。[6]一个劳动者的大众社会（如马克思在谈到“社会化的人类”时所设想的），是由一群无世界的人类物种成员组成的，无论他们是受他人暴力胁迫的家奴，还是心甘情愿服从身体机能的自由人。准确地说，劳动动物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善功”活动中发现的，它内在对世界公共性的主动逃离。劳动动物禁闭在他自己身体的私人性当中，被需求的满足牢牢捕获，这些需求是他无法与他人分享和真正交流的，就此而言，他不是逃离世界，而是被抛出世界的。在很大程度上，前现代所有劳动者的社会处境——被奴役和被贬入家庭的事实，首先要归咎于人之条件本身；对于所有其他动物物种来说是其存在本质的生命，对人却变成了一个负担，因为人内在地“抗拒（生命的）空虚无益”。[6]生命是所有负担中更沉重的，因为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强加于人，而没有哪个所谓的“崇高欲望”具有同样程度的紧迫性。P84-8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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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奥古斯丁也许是最后一个至少知道作为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的人——“积极生活”这个词失去了它特定的政治意义，开始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物的活动。准确地说，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并没有造成工作和劳动在人类活动等级中的上升，以至于上升到与政治生活享有同等的尊严。[8]实际出现的反倒是另一种情况：行动也被从尘世生活必需性的层次上看待，以至于沉思[“理论生活”(bios theoretikos)此时被译作“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Lva）成了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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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能力和责任的人类动物，还没有做好雅备来照管这股威胁地球的力量。这两方面的结合回应了阿伦特早期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一方面相信“万事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认为人类只不过是受自然或历史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个体可有可无。极权主义就是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交织，一起推动的一种虚无主义过程。此一回应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人的境况》与阿伦特论极权主义的著作有机联系，两者共同构成了对当代人困境的一种原创性的、发人深省的诊断。 本书起源于阿伦特1956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讲座中的演讲，它本身也是一个更大的计划一论“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的副产品。在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阿伦特就着手这个计划。。。。。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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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从一位叫莫含・珀尔曼的前以色列公务员的鲁莽之举来看（开庭四周前，珀尔曼在伦教出版了《抓捕阿道夫・艾希曼》一书，引发热议），要把这个故事讲完整还是有可能的。珀尔曼先生的叙述显然以六局的档案材料为基础。六局是负责审判筹备工作的警务部门。（珀尔曼本人的说法是，既然他在艾希曼逮捕前三周已经从政府公务部门退休，他写这本书就只是作为私人作者”。这个说法当然站不住脚，因为以色列警方肯定在此人退体前几个月就已经对艾希曼开始实施抓捕。）这本书在以色列引发了一场尴尬，不仅因为珀尔曼先生提前泄露了重要的控方证据，说法院已经决定对艾希曼的证词不予采信；而且还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抓捕艾希曼的来龙去脉当然是他们最不愿公之于众之事。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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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性行为都蕴含改变她一生命运的潜力。他只是简单地激活了生命体；她却必须以自己的身体来构建、孕育这个生命，不管自己喜欢与否，她已经和这个生命绑在了一起。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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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精心设计为孕育后代而存在的女人，要经过多少代的努力，才能从身体的天命所带来的精神桎梏中解脱？不管吞一个小药片多么简单，都一样，女性甚至可能永远都达不到精神的自由境界。人的个性到底多少由化学成分决定，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化学成分肯定会起一定作用，正因为如此，在身体活跃的高峰时节，女人的自我常常泯灭于性活动之中，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才慢慢找到性以外的自我存在，有些人永远都找不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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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这样安排虽然更合理，却让我心里再次通涌起罪恶感。待在伦敦时我可以忘却焦虑，关注自己的事情（我现在越发享受这些事情，因为我已经放下它们一段时间了），但和母亲在一起时，夜里的忧虑却更严重了。 “我不怕死。”妈妈过去总这样说，还以平静的口气讨论身后事，以此表示她确实比大部分人不怕死——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但她往往会接着再说一句话，说得太多，都成陈词滥调了：“我只是怕死亡的过程。”当死亡近在眼前，这话变得令人毛骨悚然地真切。我的母亲并不害怕自己死掉，但当她因心绞痛而无法呼吸时，她真的很害怕。我也不怕她死掉，可我非常害怕她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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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老朋友，和我一般大，今年去世了，也和我一样没有女儿，但她很有钱，不仅请了看护在家，还请了相当好的家庭护士，与花出去的钱相比，可真他妈值得。危急时刻，她也偶尔在医院里满是老人的病房待上一周左右，比较而言，她待在自己昂贵的“家”里并不比待在医院更开心。实际上我觉得病房的唯一缺点，就是那里的护士水平更高，更能将你从悲惨的边缘一次次抢救回来，但家里就未必这样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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