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而今夏发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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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回到北京多日,心情一直难以平复。你说过,我走的时候,你和振庆都要到火车站送我,可你们并没去。车开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人是那幺古怪,我觉得人心好像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它的三分之一仿佛被人有意地保留在过去的日子里,如同将一瓶酒珍藏起来,为的是使自己相信,我们还替自己保留着什幺;它的另外三之一仿佛被人有意地抛向将来的日子里去了,为的是我们活到将来某个日子的时候,有什幺能令我们感到满足的东西在那儿等着我们去获取;伴人生活在现实中的只是人心的三分之一而已。人常说活得很累,是因为事实上人很难用全部心思活在现在。人常对自己的现实不满,也许是因为已经过去了的某些事情,像有生命的东西一样,仍在那儿发出呻吟和叹息,好像我们自己的三分之一的心灵,在过去的日子里向我们哭诉什幺。我们多幺想重新回到过去,去安慰别人也同时使我们自己获得安慰,并企图使已经过去的事情再重新发生一遍。不是按照它发生过的样子,而是按照人意愿中的样子。可是我们已经不能够。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无可奈何。我觉得人的过去是人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家。尽管我们已远离了过去,好比一个行止匆匆朝前奔的旅者,但是如果我们自认为家并没有料理好,我们总难免会一步三回头
——梁晓声《年轮》
福利工作特别辛苦,这是公务员世界的常识。他对此做了一定心理准备,然而实际开始工作才发现,儿童救助中心的繁忙和工作的繁重,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儿童救助中心是针对各种育儿困难提供援助的组织。平成十二年施行防止虐待儿童法案后,与虐待儿童有关的咨询和报案数量剧增,这几年一直在刷新最高纪录。与其说虐待数量增加了,倒不如说随着社会关注的提高,曾经被理解为教育的体罚和语言暴力都被定性成了虐待。芥到任的时候,“京浜儿童家庭中心”的所有儿童福利员手中,时刻保持着超过一百个案子。不过对芥来说,还有远超工作繁重的打击。原来,他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不饿肚子,有点小小的幸福”,对许多流离失所的儿童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美好。中心管辖川崎市东部,面朝港口的工业地带。虽然同是川崎市,这里跟芥的父母居住的本市西侧,以及满是高层公寓的武藏小杉地区都有些不同。四年前,也就是平成二十七年,在不远处的多摩川岸边,一名初一男生被三个男生施暴并遇害,他对这起案件记忆犹新。中心援助的家庭中,许多孩子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只能穿着尺寸不合的破烂衣服。他们的父母深陷贫困、家庭不和、疾病和残疾等困境,整日苦恼不已。很多家长还会借教育之名对孩子过度施加暴力,或是让孩子吸烟酗酒。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经常会在自己成为父母后重复这些行为,形成恶性循环。这六年来,芥深深体会到两件事。一是自己真的很幸运,二是不能把家人视为绝对。
——叶真中显《Blue》
p5: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公共讨论而言,西方现在奠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基本社会构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非西方国家借鉴?它们的局限和困境在哪里?这对于西方本身是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相关性。所以每年的年度综述,都会涉及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辩论,对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西方内部对这个主题始终存在丰富的讨论,这个辩论也和中国相关,这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 主题选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改变。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不太关注这一点,但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人类的技术进步,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影响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技术文明在很深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理解。所以我会特别关注技术文明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也是一条主线。我持续关注的第三个方面,是身份或认同问题。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公共讨论也有参考价值,包括社群和族裔的认同问题。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幺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这也是一个持续出现的焦点。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