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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频繁前往牛津市探望，但隔段时间就会写信给艾维，急切地询问孩子的饮食多少、是否哭闹，每个月除了看医生的费用，还会再寄三英镑。她曾告诉艾维，她希望孩子在“爱意中长大，而不是在过分富足的物质条件中长大”；或许是因为想起了库诺斯，还告诉艾维，“我希望孩子长大以后不会想在音乐、艺术方面发展，我真的厌倦了作家和这类人”。在塞耶斯这段时间写给艾维的信件中，乐观、务实的态度一如往昔。但在伪装面具之下，必然有着许多令人心碎的痛苦与挣扎。她将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在这一点上，想必过去精心构思侦探情节的经验一定对她助益良多。可为孩子提供物质保障毕竟不能永远代替母子之间的感情。她曾幻想过与库诺斯的将来，幻想两人有第一个孩子后的生活，可现实与幻想相去甚远。可是，她为了追寻梦想中的生活来到梅克伦堡广场，希望在这里独立生活，取得职业上的成功，智识上的自由。她是多么渴望这样的生活啊！如果私生子的单身母亲这一身份曝光，父母或许会因为失望与羞愧而与她断绝关系，国家不会为她提供制度上的支持，自食其力也会遭遇额外的阻碍，这样一来，刚刚展露一线希望的梦想生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塞耶斯这时的境遇与当年离开梅克伦堡广场的H. D. 可谓惊人地相似，可她并没有一位布莱尔在身边，为她提供情绪和经济支持。她不是因为比常人更勇敢才没有选择传统核心家庭这条更为保险的路，而只是因为一旦选择这条路，她只会更加地忧虑、自责。她没有忘记写作这一初心。可是她想不到有什么方法既能让她全心全意地写作、又能兼顾母亲这一身份所隐含的自我牺牲的期望。在当下，顾家、追寻事业这两者对于塞耶斯而言不可兼得。塞耶斯拥有选择的自由，做出了她的选择。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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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总以为，要治愈受过情伤的心灵，可供依靠的宽阔胸膛才是良药。可事实上，哪比得上值得全力以赴的工作、充满活力的身体以及暴富来得药到病除。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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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警告，尽管海伦已经成为红色警戒，尽管愤怒的语言源源不断地从这些神学家的笔端流出，普通人还是不加理会，继续做出亵渎自然母亲和惹恼教会的行为。每有一个女人被打上海伦的印记，戴着白色的忏悔帽站在教堂的角落里，就有一个见习修女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研读奥维德的情书。每有一个诗人希望看到海伦和帕里斯被地狱之火炙烤，就有十个人把帘子拉开，让这位特洛伊人进入斯巴达王后的寝宫。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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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许多士兵都带着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德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走上战场。一些人从自己所受的古典教育中汲取灵感和安慰。其他人则认识到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那就是，鲁莽而欠考虑、凶多吉少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中亘古不变的东西。他们反复地阅读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审视战争的矛盾和混乱时那些谴责和怒斥的段落，荷马认识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仇恨和忠诚、动机和策略均非常脆弱，就跟糖结晶做成的杯子一样。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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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结婚意味着一个女人要开始她真正的使命了：做一个母亲。在这方面，凯瑟琳显然是非常乖顺的。在结婚的头五年里，她生了四个孩子，其中最年长的阿尔弗雷德有智力障碍，还患有癫痫。虽然许多工人阶级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仍继续工作，可能是在家帮人洗衣服、缝缝补补，也可能外出去工厂或洗衣店工作，但阿尔弗雷德的病情和随后接二连三的生育恐怕让凯瑟琳无力再为家中贡献收入。无论如何，如果她或乔治能有渠道了解到可靠的避孕知识，他们和孩子的生活也许会大不一样。传说19世纪的人曾经想出了把桌腿用布裹起来的做法，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那个时代的人太过古板保守，根本不会去思考夫妻的生育问题，更别提写文章谈论了。这是大错特错的。在19世纪上半叶，弗朗西斯·普莱斯、罗伯特·戴尔·欧文和乔治·德莱斯代尔分别出版了作品，论述男女可以用来“限制家庭规模”的方法。这些建议包括体外射精、使用羊肠做的（可重复使用的）“如意套”、杀精剂和放在阴道内的“避孕棉”。然而，尽管这些信息被谨慎地传达给了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买得起书，但面向工人阶级的传播却不那么成功。乔治和凯瑟琳·埃多斯都不识字，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有这样的书或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对于入不敷出的家庭来说，他们哪怕买得起“如意套”，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买。无论如何，大众普遍认为受孕和避孕都是女人的责任。如同母亲、外婆以及周围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凯瑟琳接受到的教育也是为人妻就要终身生育。避孕，就算有，往往也是以丈夫精力不济或生病的形式出现。如果实在想要避孕，女性可以自己调制具有杀精或堕胎功能的草药汤剂和冲洗剂，但前提是她要有时间、金钱或对抗成见的勇气来获取这些原料。在许多情况下，她一样也不具备。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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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比一块破布都不如，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不管他们怎么写！他们这批蹩脚的作家，不管他们怎么写都是一个样！穷人身上的一切还是原来的模样。那么，为什么还是原来的模样呢？这是因为照他们看，穷人的一切一定都露在外面，心里一定不会藏任何东西，至于什么自尊心就绝不该有！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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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类在大地上追求的全部目的，仅仅就在于达到目的这一连续不断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生活本身，而非目的本身，当然，这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二二得四，也就是说，是一个公式，然而，先生们，须知二二得四已经并非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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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并不是在维护苦难，也不是在维护幸福。我是在维护…维护自己的任性，维护那在我需要的时候能为我提供保障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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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也常有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扇了我一记耳光，那我也许甚至会为此感到高兴。我是实话实说：大概我能从中获得某种享受，当然是一种绝望的享受，然而就在绝望之中却往往有刻骨铭心的享受，特别是当你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你已经山穷水尽、毫无出路的时候。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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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此笑逐颜开，在借据上签字时摆出一副豪放不羁的架势，满不在乎地告诉他，说我昨天“和几个朋友在Hôtel de Paris饮酒作乐；是欢送一个同学，甚至可以说是我童年的一个朋友，而且您知道吗，他是一个花天酒地的人，从小娇生惯养——唔，当然啰，出身名门，广有家财，前程似锦，又机智，又可爱，您可知道，他还是个攀花折柳的高手。我们喝光了另要的‘半打’，而且……”须知，这没什么；所有这一切都说得极其轻轻松松、随随便便，而且扬扬自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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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明究竟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变得温文尔雅了呢？文明只是在人身上培养出了丰富复杂的感觉而已断无其他什么。而通过这感觉的丰富复杂的发展，人甚至会进化到从鲜血中寻找享受。要知道，这类事在人身上早已是司空见惯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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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我再重复一遍，郑重其事地重复一遍：所有那些率直的实干家和活动家之所以如此生龙活虎，是因为他们蒙味无知，目光如豆。这该如何解释呢？应该这样解释：他们由于目光如豆，把近期的和次要的原因当作最原始的原因，因而他们就比别人更快、更轻易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已事业无可置疑的依据，于是便心安理得了，而这可是关键所在。须知要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而且不存丝毫疑虑。然而，就以我为例吧，我是怎样做到心安理得的呢？我所依凭的最原始的原因在哪里呢？根据又在哪里呢？我到哪里去找到它们呢？我开始思考，于是，我的每一个最原始的原因便立即引出另一个更为初始的原因，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正是每一意识和思维的本质。因此，这可能又是自然规律。那么，结果究竟是什么呢？还是老一套。请你们想想：我不久前所说的关于报复的话。（也许，你们并未在意。）我说的是：一个人进行报复，那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正义的行为。也就是说，他我到了最原始的原因，找到了根据，那就是：正义。因此，他在所有方面都很心安理得，并且由于坚信自己正在做一件正当而又正义的事情，因而他就措置裕如、卓有成效地实施报复了。可我却看不出其中有何正义，也找不到其中有何美德，因此，如果我实施报复的话，那只是出于愤恨。愤恨自然能压倒一切，战胜我的一切疑虑，因而也就水到渠成地完全成为替代最原始原因的原因，这恰好是因为它并非原因。然而，假如我连愤恨都没有（我刚才就是从这一点谈起的），那可怎么办呢？我的愤恨毕竟还是由于这些该死的意识规律而起了化学分解。瞧，对象在悄悄挥发，理由在渐渐蒸发，罪魁祸首却找不到，欺辱变得不再是欺辱，而变成了天意如此，变成了谁都没有过错的牙疼之类的东西，因此剩下的仍旧是那条出路——也就是更猛烈地撞墙。于是乎只好漠然置之，因为找不到最原始的原因。可你也可以试一试盲目地沉醉于自己的感觉，不假思索，不寻找最原始的原因，哪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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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并不是真的坏牌气。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从不曾成功了种什么东西一不管是慈善的或者凶恶的心肠，一个恶棍或者一个圣人，一个英雄或者一个竖子。我只能够蹲伏在我的洞穴里，尽在动气的、无益的回忆中困恼着。我想象我这样一个能干的人物，到头来一点事情都不能够做，只有一个蠢物才肯成我这个样子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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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自己也受不了了：最这年龄的增长，逐渐感到有一种需要，需要与人交往，需要朋友。我曾经尝试过开始与某些人接近，但是这接近总显得不自然，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但是我骨子里是暴君；我想不受限制地主宰他的灵魂；我想让他蔑视他周围的环境；我要求他高傲地同这环境彻底决裂。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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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 我现在要给自己提一个无聊的问题：什么更好——廉价的幸福好呢，还是崇高的痛苦好，你说，什么更好？甚至说脱离生活到这样的程度，有时候对真正的“活得生活”反而感到某种厌恶，因此当有人向我们提到它时，我们就会觉得受不了。要知道，更有甚者，我们几乎把真正的“活得生活”当作就是劳动，几乎就是在官署理当差，我们都暗自同意，还是照书本上做为好。有时候我们干吗要蝇营狗苟，干吗要胡闹，干吗要孜孜以求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干吗。如果按我们那些乖戾的要求照搬不误，我们只会更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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