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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了，当然一切都完了。尘归尘，土归土，下世投胎要投好。这是我外婆挂在嘴边的话。但她也说过“人死如灯灭”，年轻的我喜欢对她挑衅，问“如果人死如灯灭，什么都冇了，还投什么胎呀？”我外婆一边抽烟，一边淡然地自圆其说：“有谁知道呢？可能如灯灭，也可能会投胎，活着的人不知道，死了的人不会回来告诉你。所以啰，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都说一些，什么都信一些，最后不管谁对谁错，两边都有你的份，包无蚀底。”我一直记得这段话，并深受影响。长大后，我确曾尝试过什么都做做，什么都试试，什么都信一些也不信一些，否则不感踏实，没有安全感。可是再长大后，亦即当有了若干年纪，到了中年，始明白，不，不是的，做人必须好好选择，你选了做什么和信什么，就该全心全意去做，全心全意去信，生命太短暂了，把数十年放在做某种人和信某些事之上还嫌不够，若再分心，结果必难成事。然后又再比长大更长大了些以后，亦即开始老去，终究觉得我外婆说得有道理。但跟谁对谁错无关。而是，谁对谁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了，你信了，你体验过了，那才是你的，都是你的，里面都有你的份，等于替生命灌注了不同的可能性，聊胜于无地补救了生命的单一和枯燥。可惜我没法跟我外婆说明这看法，除非人死确实不如灯灭，我还有机会在某个空间、用某种形式跟她重逢。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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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树儿是小张老师的学生，我也是。小张是我本人加强了解孤独症的一个信息窗口，她和我分享了家长及社会大众对于孤独症康复存在的许多误区：孤独症是后天心理问题，是教养关系出了问题；孤独症是电子产品导致的；孤独症只是不会说话，没有眼神接触，其他的都是正常的；康复的时效性不用很长，有起效的时候则停止，马上进入幼儿园适应；只要来康复，短期就会有效果，会有和正常孩子一样的能力··现实中，周围环境以及大众的偏见、经济问题、家长对孤独症康复的认知等各种因素制约了孤独症康复的效果。对此，她有针对性地给我提供了一些居家康复建议：1.注意将树儿在康复机构和学校学习到的东西应用、泛化到家里面去。2.及时和康复师沟通，知道树儿在学习什么，知道康复师是怎么干预的，尽可能在家中运用康复师的干预方法。3.有精力有条件的话，在家里面也设置一个类似康复机构干预的生活空间。4.当树儿有不良行为时，家长应对的方式应与康复师一致。5.制定符合树儿生活习惯的作息表、一日流程表，尽量减少对日程的干扰，因为自闭儿比较刻板，所以如果日程有变更，需要提前告知，以让其有时间适应变化。此类种种，不仅缓解了我自己的一些焦虑，也让我更加清楚作为树儿的母亲，未来该如何一步步去做。在我的理解中，康复师就像一个家庭观察者，透过康复师的视野，可以折射出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孩子太过宠溺或太过严厉。同时，康复师也发挥了心理咨询师的部分功能，通过和康复师沟通，能缓解我的育儿压力，改善亲子关系及夫妻关系——此前也提到，我与树儿爸在育儿理念上存在较严重的分歧。康复师的服务对象不单单包括自闭儿，还包括家长。为自闭儿提供康复服务，维系好与家长的关系，获取家长长期的信任，是身为康复师必备的两种能力。假如把孤独症儿童比喻成石头，康复师则有点像雕刻家，经由他们千锤万凿，粗粝的石头会被雕琢得相对圆滑（能适应社会，起码能居家生活自理）。每一块顽...

——朱矛矛《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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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所予的不是未来本身，而是作为意愿之计划的未来。……意愿从未为了意愿而意愿，或者说在意愿活动中得到满足。一旦意愿某物转变为做某事，那意志就不仅关心殊相，而且——这非常重要——渴望实现自己的目标。易言之，意愿自我的通常情绪是焦躁、不安和操心，这不仅是因为灵魂通过希望和恐惧来回应未来，而且是因为意愿的计划预设了一个一点也得不到保证的“我-能”。意愿那令人担心的不安，只能通过“我-能”和“我-做”加以平息，即停止意愿自己的活动，让心灵从它的支配下摆脱出来。简言之，意愿总是意愿去做某事，因而毫无疑问轻视纯粹的思考，因为思考的整个活动依赖于“什么也不做”。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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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是绝对正确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是社会主义。其原因非常简单。资本主义始于剥削。这就是后来决定发展的定律。而社会主义把剥削带到了它的逻辑终点，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没有使之得到缓解。这种残酷的发展始于资本主义，并在社会主义中延续，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被法律所缓和，而今天所谓的人类社会主义不再是指这种发展。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剥削的过程。因此，我总是拒绝对两者进行区分。对我来说，这确实是同一个运动。而在这方面，卡尔·马克思是绝对正确的。真正敢于思考这个新的生产过程的人只有他一这些生产过程在17世纪，然后在18世纪，最后在19世纪逐渐于欧洲形成。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不明白的是，权力到底是什么。他不理解这种明显的政治性的东西。但他确实看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放任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它将会产生一种倾向，只要有法律阻碍它的残酷进步，那它就要将其一一废除。此外我必须说，17一19世纪的资本主义当然无比残酷。当这种负面的、否定的力量会给其他人带来可怕的不幸时，我是不会相信它的。您问我的立场是什么。我没有任何立场。我真的没有迈人当代或任何其他政治思想的潮流。但不是因为我特别想保持原创性一很简单的事实是，我真的不适合任何立场。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明显的事情。而可以这么说，人们甚至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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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旦想说某人是谁，我们的语言就把我们引向了说某人是什么的歧途，我们纠缠在对他和其他人都必定同样具有的一些属性的描述上；我们开始在语词的陈旧意义上描述某种类型或性格，结果抓不住他独有的个性。这种挫败最直接地关系到哲学上著名的关于人的定义的不可能性，即所有定义都是对人是什么的确定和解释，从而是对他与其他存在者共有的属性的确定和解释，但是他特殊的差异只有通过对他是“谁”的确定才能发现。除了哲学上的困难外，试图用语词来凝固某人活生生的本质(它表现在流动的言和行中)的不可能性，还与我们主要作为言说和行动的存在者，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人类事务领域大有关系。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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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的事物世界，技艺人建的人造物，只有在它超越了为消费而生产的纯粹功能主义和为使用而生产的纯粹功利主义之时，才变成了一个有死者的家园，才能稳固地存在，比有死者不断变易的生命和行动更长久。生命，这段每个人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经历的途程，在非生物学的意义上，体现在行动和言说当中，但行动和言说本质上跟生命一样空虚。“丰功伟绩和豪言壮语”转瞬即逝，留不下任何痕迹、任何长久的结果。如果说劳动动物需要技艺人的帮助，来减轻他的劳动和卸除他的痛苦，如果说有死者需要技艺人的帮助来建立一个地球上的家园，行动者和言说者就需要技艺人在其最高能力上的帮助，即艺术家的帮助，诗人和历史编纂者的帮助，作家或纪念碑建造者的帮助，因为没有以上这些人，他们行动和言说的产物，他们上演和讲述的故事，就根本持续不了多久。为了让这个世界成为它一向要成为的样子，成为一个让人们在地球上度过一生的家园，人造物就必须是一个适于行动和言说的所在，必须为着那些活动而准备——这些活动不仅对于生命必需品来说全然无用，而且与各式各样的制造活动性质迥异，尽管世界本身和所有在其上的事物都是由制造产生的。这里我们不需要在柏拉图和普罗泰戈拉之间作选择，选择到底是人还是神是万物的尺度；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万物的尺度既非生物生命和劳动所驱使的必然性，也非制造和使用所推动的功利性工具主义。（13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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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与人的行为（ behavior）不同——在行为上，希腊人也像所有文明人一样，按照“道德标准”来评判，一方面考虑动机和意图，一方面考虑目标和后果。行动只能以是否伟大来衡量，因为它本质上突破了所有通常接受下来的标准而达到了非同寻常的程度，在它那里，任何普通和日常生活以为真的标准不再适用，因为凡存在的，都是独一无二和自成一格的（sui generis)。[33]修昔底德（或伯里克利）深知，当他察觉到雅典的荣耀在于它到处留下了“他们善行或恶行的永久纪念（ mnemeia aidia）”时，他就已经打破了日常行为的普通标准。用德谟克利特的话说，政治的技艺在于教人们如何去展示伟大和荣耀的东西（I megala kai lampra）；只要城邦在此，激励着人们敢于做非同寻常之事，万物就安然无恙，如果城邦衰落了，一切就都不复存在。[34]动机或目的，无论多么纯粹或堂皇，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像心理学性质一样，它们只是不同类型的人的典型特征。而伟大，或每一业绩的特殊意义，既不在于它的动机，也不在于它的成就，而只存在于它本身的展示当中。（16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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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人》（To 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的。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那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所有这一切都并不新鲜。这些情况，早在三十年前就被萨特在《恶心》（我仍然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著作）中用坏良心（bad faith）和严重感（l’esprit de sérieux）描述过。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认识的人都是肮脏的无赖（salauds），而每件事都处于一种不透明和无意义的状态，充斥着迷乱并引人厌恶。对同样境况的描述也出现...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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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我们都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做。任何人只要正式抗议或做出什么违抗杀人部队的事，二十四小时内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就永远消失。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接受这样一种死亡。极权国家让它的反对者消失于无名。当然，如果有人情愿这样受死也不要默默忍耐罪行，那么他只会白白断送性命。我并不是说这种死法没有任何道德意义，只是说没有现实意义。我们本可以毅然决然地，只为一个更高的道德含义做无谓牺牲，然而我们之中无人深信于此。”更不必说，作者一直未察觉到的是：他所强调的“高贵”，在缺乏所谓“更高的道德含义”的前提下，是多么空洞。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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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那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有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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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一冬眠。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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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非同寻常地缺少母性本能，这一缺点或许天生如此吧。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对洋娃娃不感兴趣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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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坦承自己的自私与懒惰，并说这两项或许是她人生的憾事，但她并不为此感到自责，“止于此就行了吧，因为天天看着不好的一面是相当无聊的事”。（P7）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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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越说，我越觉得她似乎已经被卡内蒂，以及她最近刚刚去世的高寿母亲，耗尽了整个生命，只留下无尽的空虚……但奇怪的是面对玛丽·路易斯，我并不觉得有真正的空虚之感。她谈论绘画时感觉非常棒，这下我恍然明白，为什么从她身上我看不到空虚之感。她是那种拥有最大幸运的典型例子，不管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却天生能成就事业。尽管她被两个爱人占了这么多便宜，玛丽·路易斯自己却也是很会巧妙操纵他人的人呢。每次她认识别人不久，就会怯生生地要求别人帮助，比如能不能介绍她认识个好点的牙医、水管工或裁缝？能帮她处理一下退税的事么？她请求的方式，让你永远觉得你是她唯一的希望。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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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为了方便做笔记，我会把方案用A4纸打出来。leader有节奏地翻阅，不说话，脸上看不出表情，我回忆起几次面对面修改方案时的对话，发现在大厂里，一个基层管理者能专注的时间很有限。在听我说话时，他总是被手机弹出的信息、电话打断，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回复别人的信息，时间被一片片分割和争夺。我经常处在被动等待中。等思绪拉回来，我又将之前的话重复一遍。这种感受会让我觉得不平等，但只要有耐心，我们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些共识，但这种共识很脆弱，变动随时可能发生。

——张小满《大厂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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