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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物语
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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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梦境中，宝玉遇见一位“神仙姐姐”，––秦可卿这个美好的女性给幼少的宝玉的深刻而又异样的印象所造成的一个梦中之影像。是她，教导他尘世中许多事物和哲理，像是一个警觉，劝诫人的正统说教者，然而又是最能欣赏、理解、体贴宝玉的一位最聪慧、最大胆、最有情的知音莫逆。对宝玉的成熟、成长和一生，可卿是个关键性的启蒙大师。我认为，雪芹小时候，曾是经历过这样类似的人物和事情，否则他是写不出的。是她，引导他领略了声色之乡、命运之府，在“薄命司”中给他展示了全部书中一切少女的（包括已为少妇的）不幸身世和悲剧归宿。从生理的成熟到心理的成长上，都给予了这个早慧早熟的男孩子以巨大的深远影响。这难道还不是一个比甄英莲类型不同而更为重要的总领全书的女性吗？

——周汝昌《红楼小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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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我们所见，康德称之为理性的思考能力，有别于知性这种认知能力，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这一区分在于如下事实，即“理性概念用来统握，正如知性概念用来理解知觉”。换句话说，知性旨在把握给予感官之物，而理性想要理解其意义。认知的最高标准是真理，它源于我们通过感官知觉获得意义的显象世界，其证据是自明的，也就是说不可被论证动摇，而只能被其他证据取代。……但这绝不是意义以及追求意义的思想能力的情形；后者不会问某物是什么或者它是否确实存在——其存在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探究其存在意味着什么。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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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赋予人造物以稳固性（没有这种稳固性，人就没有一个可依赖的家园）的事物当中，有许多东西既没有严格的有用性，而且，由于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也没有可交换性，从而不能通过共同的等价物，如货币来交，如果它们进入交换市场，也只能被任意定价。另外，我们与艺术品的恰当交往方式不是“使用”它；相反，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普通使用对象的整个场景中搬离出来，它才能获得在世界中的恰当位置。同样道理，它也必须远离日常生活的紧迫需求和需要，比其他东西都更少地与日常生活发生关系。艺术品是否一直都是无用的，还是它从前曾为人的所谓宗教需要服务（就如同普通使用物为更一般的需要服务一样），并不是这里讨论的范围。即使艺术品在历史起源上确实有专门的宗教或神话性质，事实也是艺术在与宗教、巫术和神话分离后，仍灿烂辉煌地存在了下来。由于这种显著的恒久性（ permanence），艺术品是所有有形事物中最具世界性的东西；它们的持存几乎不受自然侵蚀过程的触动，因为它们不是供生物生命使用的，对它们来说，使用决非它们的内在目的的实现（就像一个椅子在被用来坐的时候就实现了它的目的那样），而是它们内在目的的毁灭。因此，艺术品的持存性比其他事物为了存在所需的持存性更高级，它可以跨越时代而达至永恒。在艺术品的恒久中，供有死者使用和栖居的人造物的稳固性（从来不是绝对的）才获得了它的代表物。没有哪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的持存表现得如此纯粹和清晰，因而也没有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如此壮观地把自身显示为有死者的不朽家园。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才变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的预告——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一一已经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见，它发声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P1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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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即使饥饿之类的需求处于同情的奇迹而被他人分担，其脆弱的程度也不足以使它们建立起任何一个类似共同世界那样稳固和持久的东西。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现代世界缺乏对诗和哲学的公众赞赏，而是这种赞赏不足以构成一个让事物免于时间的毁灭的空间。相反，在现代世界中，公众赞赏空洞地，每天以越来越大的数量被消费着，以至于货币酬劳这个最空虚的东西反而显得更为＂客观＂和真实。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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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多民族混合居住的条形地带作出如此奇特的行为（没有一个保加利亚籍犹太人被遣送或非正常死亡）。据我所知，目前尚无人给出解释，但这总让人想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纳粹上台时，他碰巧在德国，他们让他去背国会纵火案的黑锅，他在德国最高法院受审时的表现，为他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重，德国也不例外。“德国境内总算还有个真正的人，”人们常这样说，“是个保加利亚人。”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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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许多人都一致认为，不存在集体罪责这种东西，而且也不存在集体无辜。因为一旦承认它们的存在，那么对任何一个人都无从谈及有罪或无辜。这当然不是要否认诸如政治责任这样的东西。政治责任完全不同于集体中个体成员已经实施的行为，因此既不能放在道德语境中评判，也无法诉诸刑事法庭。每一个政府都要继承前任政府的政治责任，无论这个前任是功还是过；每一个民族都要继承该民族过去的政治责任，无论这个过去是功还是过。拿破仑在大革命之后夺取了法兰西政权，当时他曾说：我将对法兰西从圣路易到公安委员会时代做过的一切负责。但他强调的只是所有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实之一。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无非是：每一代人生来就处在一个绵延不断的历史过程中，他们既分担父辈的罪孽，也受惠于历代祖先的功绩。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并不是这种责任，这种责任不关乎个体，而且当一个人说对父辈或同胞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有罪，只能是个比喻的说法。（无论是对自己没有做过的行为怀有负罪感，还是对某件事情的确应承担罪责却毫无负罪感，从道德层面看都是错误的。）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国际法庭来仲裁国家之间特定的政治责任，这一点完全可以想象；而无法想象的是，这样一个法庭会成为一个宣判个人有罪还是无辜的刑事法庭。刑事法庭上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判定个人有罪还是无辜，如何对被告和受害者双方都给予正义的判决。艾希曼案也不例外，尽管法庭在这里遭遇的是一种在任何法律书籍中都找不到的罪，一种在任何法庭上（至少在纽伦堡审判之前）都没有见到过的罪犯。这份报告探讨的，只是耶路撒冷法庭在何种范围之内满足了伸张正义的要求。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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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希望，现在仍然希望，我不需要为了生活而在办公室里打工，但如果必须这样做，那么出版社的办公室是可以接受的。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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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伟大的八卦，当我用“伟大”这个词儿，我想表达的就是“伟大”的意思，因为这是最高级、最纯粹的八卦：一种对人类行为饱含热情的兴趣，因幽默而点亮，超越了恶意。当然，我们经常谈论写作，包括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写作，最后还谈到了我的写作，但更多时候，我们会带着兴奋、敬畏、惊讶、恐惧或喜悦等种种心情，来谈论人们都干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干。我们贪婪地咀嚼着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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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誓永远也不再写小说了。这件事只不过证明了任何一个能写作的人，被逼急了也能挤出一本小说来……我当时相信，现在依然相信，除非一个人尽力描述真相，否则描写人的经历毫无意义，但我这种信念确实与从小的核心教养——别太拿自己当回事相左。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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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当下成功与否，更多依赖于运势，较少取决于其主观努力。如果又没钱，身体也不好，心灵从未被有趣的知识或引人入胜的工作熏陶成型，童年也许还遭受到蛮横不称职的父母扭曲，或者在性生活中遭遇过背叛而从此陷于悲惨的情爱关系......如果有人曾经历过前述任何一项或多项，甚至全部不利境遇，又或者任何一项或多项或所有我甚至不敢想象的其他灾难，那么面对他，一个如我这般幸运的人谈论晚年，不管我说什么，很可能都完全没有意义，甚至会显得冒犯。因此，我仅仅为，也仅仅对幸运者说话。不过幸运者的数量可比你想象的要多，因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好运或不幸，不仅源于周遭。当然，运势的很大部分是别人给予或他人导致的，或因病毒、天气、战争、经济衰退造成，但同样有很大一部分是天生铸就，而所有幸事中最幸运者莫过于天性达观。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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