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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涵
我真的爱你，不是喜欢你的喜欢，而是很爱很爱你的爱你。

广州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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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是“夹带”在人家两个正主角之中而“混”入世间的。他在下凡时，眼见仙草和侍者，识认亲切。因自己本无“形象”，遂乘便袭取了人家神瑛的身体相貌——是以成为“贾（假）宝玉”。……所谓“宝黛爱情”，从根由上说就无此情此事，只是一桩“误会”而已。所以他们二人也完全谈不上什么“姻缘之分”。宝黛初会，有几笔特写，彼此都觉“面熟”，好似“久别重逢”……其实这只是说明一段“夹”“混”历程中的“见过”——但只是黛玉所见的本是神瑛侍者——即“真宝玉”，她哪能想到另有曲折呢？……从湘云的“判词”“曲文”中透露，她日后“厮配得才貌仙郎”。书中哪一个男人陪称得上一个“仙”字？只有那“前身”是神瑛的才具此资格。
——周汝昌《红楼小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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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渐渐理解树儿的孤独症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我知道了她的心智大概只有两岁孩子的水平——难怪她从来不顶嘴，从来不和我吵架，从来不会反抗。那是因为她的自我意识还没得到充分发展，她没有能力拒绝我。我将这点拿捏得死死的，将与她的相处简化成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她只有一个选择，按着妈妈安排的路亦步亦趋地走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她跟着朱教学了十六节果我考虑过她是否害怕，是否真的愿意去学。其实很多普通孩子上兴趣班，也可能是被迫去的，但他们的抵触情绪或许可以通过语言沟通或其他方式被抵消掉。他们甚至可以讨价还价，为自己争取到不学的权利。然而树儿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她真正发展出主动学习的意愿并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是上小学一年级以后的事了。随着树儿逐渐长大，我开始允许她不按我的规划行事。小时候控制她，给她下很多指令让她完成，比从小就尊重她，有耐心让她自己试错要容易得多，但我不该让她过分牺牲自己去成全我。
——朱矛矛《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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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本身，不只是提出不可解答的“终极问题”，而且也包括不以知识为目的、不已实际需要和实际目标位导向的反思，如海德格尔曾说的那样，是“格格不入”的。它是对人们正在进行的任何所作所为的中断。所有思考都要求停下来思考。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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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因为前辈家图的诗句中已经涵盖了思考中的我的基本经验，我在书的结尾引用了这句话：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是最活跃的，而当我完全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最不孤独的。（加图这句话非常有趣！）这是一种纯粹的、不受任何生理或身体障碍所干扰的体验。但是，当您开始行动的时候，您就在和这个世界打交道，您不断被自己的脚绊倒，此外您还带着您的身体————正如柏拉图所说：身体总是要求被照顾，让它见鬼去吧！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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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言说相比是次要的，言说和行动则是同时发生和同等重要的，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类型；这一点首先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其处于暴力领域之外而言），要以言说来进行；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除了言说传达或交流的信息外，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p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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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在这里的区别，只是一个因为人的原罪而视政府为必要之，另一个则希望最终取消政府。它们区别不在于对公共领域本身有不同评价，而在于对人性的不同看法。这两个角度中的任何一个出发都不可能认识到，先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或把国家改造为一个非常有限的政府部门的，是公共领城的消亡；在马克思的时代，政府已经开始萎缩了，即被改造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家务管理”、直至我们的时代开始彻底消失，甚至变成了更有限，非人的管理部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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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使一部分人群丧失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而把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既创造了最初的财富积累，又创造了把这种财富通过劳动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条件。从工业革命之前的最初几个世纪就显示了，这种肇始于剥夺并以剥夺来维持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生产力的巨大增长。真正胼手胝足、勉强糊口的新劳动阶级，不仅直接处于生命必然性的残酷逼迫之下，而且同时被免除了一切与生命过程无直接关系的忧虑和操心。历史上第一批自由劳动阶级在其早期阶段被解放的力量，是“劳动力”固有的力量，即生物过程纯粹的自然丰富性，它像所有自然力量一一繁殖以及劳动的自然力量一一样，提供了吐故纳新过程之外的大量剩余。现代初期的这一发展，与过去发生过的同样事情的区别在于，剥夺和财富积累不仅带来了新财产和新的财富分配，而且又回馈给这个过程，造成了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的占有饿（202-20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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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指控的罪行，艾希曼一直坚称他只“协助并教唆”犯罪，并未亲手杀过人。令人深感欣慰的是，判决书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控方没能成功证明被告的这个说法有误。这非常重要，因为它触及罪行的本原（这不是普通的犯罪）和犯人的本性（他也不是普通罪犯）。判决还委婉道出了那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在死亡营里，囚犯和受害者才是真正“用双手操纵杀人工具”的人。判决书指出的正是症结所在，这才是事实真相：“一旦我们用刑法典第二十三条的原话来描述他的行为，那么一切从本质上说就变成向他人提供建议、施以援助或者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开绿灯了。然而，在这桩罪恶滔天、枝蔓丛生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桩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层面、不同行动模式之中，这些人包括隶属不同等级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若采用常见的煽动者与帮凶等概念给他们治罪并不可行。这些具体罪行都属于集体屠杀，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数，就连从犯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乃至许多罪犯同那些实际杀人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根本无碍究责的尺度。相反，普遍看来，我们同刽子手之间的实际距离越远,责任程度反而会越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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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3 到最后，他这里依旧是处理“敌人，犹太人”的唯一官方部门（艾希曼，盖世太保局IV-B-4）。然而事实上，他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因为所有的部门和机构、州省和党派、军队和党卫军，此时都在忙于“解决”那个问题。再者，不容忘记的一点是，所有这些手执大权的机关单位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关系对于他们的受害人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在事业上都有着同一个目标：将犹太人赶尽杀绝。这种竞争精神当然激励每一个人忠于自己的组织，直到战争结束，这精神仍然存在，只是现在起的是反作用：每个人都渴望通过牺牲别的组织来“为自己的组织脱罪”。P79 马达加斯加计划一直旨在扮演掩护的角色，其真正目的是要为从生理上灭绝西欧地区所有犹太人做进步准备（对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并不需要这样的掩护！）。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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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具有犯罪性质的政府里，这面带有“警告标志”的“黑旗”就“公然”高悬于通常合法的命令……之上，飘扬在一则正常情况下实属犯罪性质的命令之上。回落到明确无二的良知上来，或者，用法学家们更加模糊的语言来说，回落到“人性中普遍的多愁善感”……上来——这种回落不仅是在向问题卑躬屈膝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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