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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啸笑timid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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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会有狂人，也永远会有由于种种原因上当的。但是，美国人并不因此而怀疑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成人，你就拥有许多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至于你是要正确地使用它、滥用它，还是自己放弃权利而去听任别人摆布，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也必须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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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到这里就发现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视台，它从早到晚播放的主要内容就是国会和政府机构的听证会。也就是说，政府的预算，设立或取消一个项目，外援的增加和减少外交和内政的某一具体政策等等，大小问题在作出决定之前，正反两种意见都通过电视在百姓的眼皮底下激烈争办过。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参与，你可以旁听所有的国会会议。我们的朋友塞林娜，她听到中国“文化革命”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幺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幺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面临的检查官与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幺，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的美国公民的权利。美国有许多人质疑死刑是否人道，是否能真正地遏止犯罪，同时，由死刑的问题还牵扯出许许多多的其他问题，比如，判定死刑的界线，究竟那些人应该处死？社会是否有能力承担死刑犯的庞大上诉费用的问题。因为在美国，要以法律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谨慎的。即使处于死刑，也要允许犯人有充分的再三上诉的机会，因此，每个死刑犯在宣判到执行，其平均等候时间长达十年左右。证人常常成为一个案子的关键，少了一个证人就输了一场官司。对于检方来说，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案子破了，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了，可是证人或是死了，或是跑了，你拿不...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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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汇集了全世界最奇异和纷杂的思想，最聪明和最凌乱的思路，最清楚和最不可理瑜的逻辑，最惊人和最怪诞的行为……这一切原本属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可是有一天他进入了你的国境，成了你的一员，他所附带的一切你就不能拒绝。全世界的问题都成了你的问题，全世界的麻烦也成了你的麻烦。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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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历史进步往往始于妥协，如果互不协、可以使历史也随之一起僵持很多年。如果一方以强力压服另一方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未必就是一种真正的历史进步。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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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谈到过，美国的建立过程是很不一般的。美国在建国十三年之后才有了一个正式的政府和总统，实际上，这个政府在当时比起其他国家的政府，仍然是缺少很多东西的。比如说，各州有自己管理治安的警察，而联邦政府是没有警察或者类似警察的机构的。这种状态居然持续了一百多年。以至于犯罪分子只要从甲州逃到乙州，警察就只能望洋兴叹。并不是美国人愚蠢到了连这点简单道理都不明白的地步，而是他们认为，一个有着极大权力的联邦政府再加上一个强有力的警察机构协助的话，距离控制人民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自由和安全，自由和代价，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的选择。即使在美国，自由也不断在让步。尽管美国人对有可能产生一个沙俄式的秘密警察机构怀有极大的恐惧，但是，在犯罪的攻击下，国会在1907年终于让步，同意成立一个二十人编制的针对国内犯罪问题的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前身）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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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以后，觉得很吃惊的一点，就是这里在发生一个民权案例的时候，各种民权机构以及许多平民，他们都会抛开对当事人个人的好恶，抛开对他的信念、言论、行为的好恶，去支持这个当事人保护自己的先法权利。这个时候，他们看上去像是在共同守护一个堤坝，似乎一旦决堤就会一毁俱毁。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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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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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地承受能力之后，作出地一个选择。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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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掉的右牙象征迦尼萨为人类做的牺牲。她说。这幺说的时候，银霞忽然忆起小时候拉祖时常与她玩这种问答游戏，有一回问到迦尼萨的断牙，她也这般作答、迪普蒂在旁大声叫好。“你看啊银霞，迦尼萨断一根牙象征牺牲呢，所以那些人生下来便少了条腿啊胳膊啊，或有别的什幺残缺的，必然也曾经在前世为别人牺牲过孓。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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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霞一家多年后搬到美丽园的新居所，她的母亲不时说起楼上楼的这段往事，总说她那时候就想着要搬走了。“那地方风水不好，一大摞白鸽笼，把人和鬼都困在里头，谁也出不去。” 也许是从未真遇见过鬼，银霞习惯了楼上楼的驳杂，总觉得那儿煞气大，打骂哭闹与讨债恐吓之事从来不少，那些孤魂野鬼相对而言倒是都孤僻安静；鬼与鬼之间从不串联，也不结党，与她们共冶一炉似乎没有多大的难处。有的时候她甚至觉得这些鬼魂如熟人般可亲。譬如她在组屋的长廊上走动，感觉有阴风撩人，又听得婴儿唧唧哼哼，必会想起那个穿校服的女鬼。银霞暗地里为她庆幸呢──既然带着一个孩子，应该不至于像别的孤魂那样寂寞而无所事事。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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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祖死的如此突兀，事前毫无预兆，也因为无缘参与他的丧礼，亲眼一睹他的遗容或听一听一群印度妇人哭丧的声音，细辉与银霞总觉得拉祖的死不那幺真实，好像这只是一场恶作剧，比之大辉的消失更不可靠，仿佛随时还有转圜的余地。他们两人因而不曾认真去谈论拉祖之死，似乎心有灵犀，都觉得只要不去召唤它，有一天拉祖厌烦了便会突然冒现。就像小时候玩捉迷藏总有的孩子躲得太密藏得太深，久久不被寻获最终等他们躲腻了，或因为担心遭人遗忘，便忍不住自行现身。即便在事情发生五年后，在何门方氏的丧礼上，银霞在马票嫂身边坐了许久，心底仍隐隐有着一丝希冀，以为没准哪一刻会听见拉祖的声音，隔着老远呼唤她，银霞银霞！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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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人生命中的所有事件，都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关联中：首先，在客观层面，是自然过程的因果关联；其次，是主观层面，这种关联只相对于经验到它的个体而存在。而且，它就如同自己的梦一样主观。两种关联同时存在④，且事件完全相同。尽管是两个完全不同链条上的链接，然而在两个层面却恰到好处。这样的一个个体的命运，无不适应另一个个体的命运。而且，每一个个体，都是自己的人生戏剧中的英雄，同时又在另一部陌生的戏剧中担当角色——这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而且只有凭借最精彩的命中注定的和谐，才成为可能。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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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生活绝非通往重塑自我与个体的唯一途径。但在如今这个高度互联、超级活跃、24小时年中午休的社会文化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并不会将我们带往寂寞或者与世隔绝，相反，独居给了我们时间与空间，来实现有效率的自我隐居。孤独，一旦我们学会与之相处，不仅能帮助我们恢复自己的精力，也能激发我们产生更好的、共同生活的新想法。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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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个另类可能会深谙欧洲教堂建筑，甚至15世纪礼拜仪式上一些优美典雅的习俗，但除了个别的婚礼和葬礼，他从来不去教堂。不仅如此，他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一个去的。在他们看来，不知是谁想出了去教堂做礼拜这样荒唐的念头，简直太让人难堪了。如果在公共场合被迫低头祷告，那幺另类就会偷偷擡起眼审视周围那些顺从习俗的人的表情，观察人们的姿势和衣着。另类很健谈，他们语言学得很出色，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你仅仅因为自己是个美国人或因为眼界狭窄，就甘愿这辈子只讲一门语言，那可真够丢脸的。另类不像中产阶级和中上层人士那样，只会讲一两个装饰门面用的外国词……他们能整段整段地翻译法语、意大利语、德语或西班牙语，有时甚至连俄语和中文都行。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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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中间，受难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精神时尚。因而，我们予以高度评价的，不是情爱，而是受难一一更确切地说，是受难带来的精神上的价值和好处现代对这种基督教感受力的贡献，是发现了艺术作品创作和性爱冒险是受难的两个最完美的源泉。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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