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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罗飞
帆船能驶进童话，神话。

广州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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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之间的界线、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相当模懒了，但这两者还是不应该混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为之斗争的工会，有责任使自身最终融入现代社会，特别是有责任在经济安全、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方面得到显著提高。但就工会在要求社会变革的同时要求与社会相应的政治组织变革而言，它们从来都不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大部分时候都是利益集团，与代表其他社会阶级的政党没有什么不同。区别仅仅出现在少数的和决定性的时刻：当革命进程突然表明，这些人如果不受官方政党纲领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就会有他们自己的关于在现代条件下民主政府如何可能的看法的时候。换言之，政治组织和工会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和经济要求的强弱程度，只在于是否提出一种新政府形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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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本身在它“根据结果计算”时就变成了大脑的一种功能，结果人们发现电子工具要比他们自己能更好地履行这些功能。行动在不久前还一直被理解为纯粹的制作和制造，而制作本来具有世界性，并且内在地不关心生命，但现在也被看作仅仅是劳动的另一种形式，一种生命过程的更复杂但并不更神秘的功能。P252-25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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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劳动动物使用工具和器具的目的不是为了建造一个世界，而是为了减轻自身生命过程的辛劳，它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已实质上生活在一个机器世界中了，劳动的解放用机器取代了几乎所有手工工具，实际上是用更高的自然力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补充了人的劳动力。（11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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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任何接受所谓“帮助”的人，如果他们是被利用来实现他人的梦想，那么他们都可以提出这―指控。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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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8 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良知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一一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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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责任中，代理责任（Vicarious responsibility）是一种特殊的事例。可是，替代他人负担罪责（Vicarious guilt）是不能成立的。（约尔·弗茵堡《集体的责任》）如果是每个人有罪的话，那么谁都成了无罪了。罪和所谓的责任不一样，往常是被甄别、选拔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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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安德烈只是认为一个像样的出版商应该有诗歌产品线，就像过去，英国的乡村绅士即便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打鸟或骑马上，也坚持像样的房子里必须有藏书室一样。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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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相信灵魂的轮回之说，他说若非如此，怎么解释一个人拥有美好的生活而另一个人却生活得如同地狱？非常明显，差别就在于每个人前世的积累。我反问他，若如他所言，那怎么解释这么多黑人都生活不好？难道他们前生都做了不好的事吗？这时他会变得很不高兴。他拒绝接受我的观点，我想是因为轮回说是他的希望所在。毕竟，他拥有大部分人无法拥有的好运气，在临近生命尽头时再对灵魂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善，就可以继续走下去。有一次他向我解释，这就是他从六十岁开始吃素、戒酒的原因。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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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令我吃惊的是，我并没因为没有孩子而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激情地想要孩子，后来还流过产。>> 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恍惚，不记得这是术前还是术后，随后立刻因麻醉剂的作用而吐了起来，同时意识到肚子已没那么不舒服，也不再流血了。仿佛就从身体的那个部位，传来了一阵完美的欣喜之感，汹涌地将我笼罩：我还活着！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强烈感受。这种感觉将失去孩子的悲伤扫荡一空。>> 我不必为孩子做什么，只需要怀着兴趣和羡慕观察他，这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正因为我没有，也做不到承担和这些孩子们近距离相处的麻烦，我才能不受约束地去理解他们的爱和希望。>> 我阅读大量书籍，就是为了体验别人的生活方式，我的很多爱情经历也出于类似目的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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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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