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罗飞发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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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某种关于何为高雅、何为粗野的不言自明的标准——唯独小说除外。它可以容纳任何层次的语言、任何情节、任何想法、任何信息。当然,也正式这一点,使小说最终难以成为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迟早会有一天,不要再指望那些有辨识力的读者还会对那些把若干私人生活展示给他们看的慢条斯理的“故事”感兴趣(他们发现电影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更为自如,更为生动)。当音乐、雕塑艺术和诗歌依靠其对艺术进步论的热情献身和对新风格、新材料的狂热要求,千辛万难地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不合时宜的教条中挣脱出来时,小说却证明自己无力吸收以其名义盛行于二十世纪的任何一种真诚品格和精神追求。它降格而为一种深深地(如果不说无可挽回地)为中庸之道所拖累的艺术形式。......小说放弃浅显易懂的形式和不再固守一套老掉牙的美学理论,无疑将导致大量的既乏味又做作的作品;人们或许非常盼望那种古老的非自我意识能够重新回来。然而,必须付出代价才行。...因为直到我们拥有了一个连贯的严肃“现代”小说传统,那些大胆探索的小说家才不会再真空中工作。......萨洛特反对现实主义的理由,令人信服。现实并不是如此清楚明白的;生活并不是如此栩栩如生的。大多数小说中的逼真性所引起的那种不假思索、对号入座的现实感,是令人怀疑的,也应该被怀疑。...她对传统小说中一些因素的反对,我完全赞同。...我不能忍受那种无所不知的作者向我展示生活是怎幺一回事,赚取我的同情和眼泪,不能忍受他的肆无忌惮的热嘲热讽,他的那种对他的人物无所不知的神秘的神气,不能忍受他试图让我感到我自己也对这些人物了如指掌。我不再信任那些使我的求知欲获得完全满足的小说。...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世人对某些战争惨况的知觉其实是建构出来的,而建构的工具主要是摄影机记录的照片。它于黑暗中亮起,经由许多人分享,然后从眼前消失。与文字记录相反—文章是以其思想、典故和辞藻的复杂性去吸引小众或大众—照片只有一种语言,而且是说给所有人听。(P.30-31)回忆是定格9freeze-frames)或的,其基本单位是单一个别的影像。在这资讯泛滥的年代,照片提供我们一种领略某事的快速方法,一种记忆某事的压缩形式。照片像一句引言、警句或成语,容易朗朗上口。我们每人的脑海中都储存了千百张的照片影像,随时可于瞬息间召回。(P.33)新闻业征召影像入伍,正是希望它能逮住人们的注意,令他们惊愕、意外。正如1949年创办的《巴黎竞赛》(Paris Match)的广告口号︰「文字的重压,照片的震吓」(The weight of words, the shock of photos)…在这个日益视震吓为有价,为刺激消费之主要指标的文化里,影像的狩猎已成常态。「美需使人惊厥痉挛,否则就不是美。」安德烈.布贺东(Andre Breton) 如此宣称。(P.33-34)“照片的优势在于它结合了两个彻底相反的特色。一方面它们的客观性是「与生俱来」(inbuilt)的。然而它们又总是必然会有一个观点。它们是真实事物的记录,这点显然是任何再怎样持平的文字描述都无法冀及的,因为负责记录的是一部机器。然而它们又是对真实事物的见证,因为必须有个人带摄影机去拍摄。”(37)受到感动不一定是好事。滥情(sentimentality)可以丑臭地与嗜啖畸暴或更糟糕的口胃相结合。…人并非因为受到数量庞杂的影像冲击而变得无动于衷…令感爱呆滞的原因是所感而无所行动。所谓冷感,所谓情感与道德知觉的痿痹状态,其实充斥着愤慨与受挫的情绪。若要从人的七情之中挑选最佳之「情」,那显然不是怜悯。…不论我们怀抱多少善意,怜悯都是不...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不过因此我终于见到了班达米尔湖,不然我怎幺能够料到,在那满目荒瘠的深处竟会像梦幻一般静静地藏着这幺一个美丽的所在呢? 即便是昌弘他们的工作车,最迟也在早上四点就出发了。一共两辆车,车上是他们工作队里的四个日本人,一个总是跟随他们左右的荷枪实弹的护卫军一那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十六岁少年,以及从阿富汗外交部派来的一个随行翻译。 四点多钟的时候,天空的一角开始微微地散出些亮意,然后便看见太阳从那黑黝黝的大山后头缓慢而无声地露出它金红色的轮廓,它是如此新鲜而动人,仿佛饱含着生命的汁液。这时车子也渐渐脱离了黑暗,在前后皆茫茫无涯的荒漠中孤独地行驶着。 这种行驶仿佛永无尽头。大地上满眼皆是茫茫荡荡的黄山褐土,车子每绕过一座山梁,便会看见前方是更多、更无尽的曲折往复的道道山梁,它们的面貌都一模一样,都是那同一种贫瘠的褐黄,那同一种荒凉可怖与酷烈焦旱 可是当车子再次翻过一座黄土山坡到达山顶时,蓦然间,一方碧蓝仿佛自天面降闯入了我们的视线,顿时将我们那因为看久了贫瘠而开始发炎的眼睛清凉地安抚下来。 那一种蓝,它是如此宁静地躺在遥远的谷底。它就像是蓝的家园。它就是蓝本身,就是宁静与遥远本身。 那种蓝,那种凝固深沉矜持的蓝,因了四周饥渴的褐黄,更显出一种雍荣和高贵。正如同人存在着无法区分高下的不同心性一样,湖,也因各有心性而使“最美”顿成虚妄。湖,在溯水之外,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为什幺真正高贵的美总是掩意在重的艰难与困险之中?班达米尔湖,仿佛深藏着一个人类无法知晓的秘密,因了这秘密,却又显得如此泰然自若。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一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仅仅代表残忍和恐怖。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国家社会主义一从更广泛的范围上讲,法西斯主义ー一也代表着今天在其他旗帜下坚持追求的一种,或者更确切地讲,多种理想:生活的理想作为艺术,对美的狂热,对勇气的盲目崇拜,异化在群众性狂喜中的消失;对知识界的拒斥,(领导人家长身份下的)男人的家庭,等等。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理想是生动感人的,如果认为人们受到《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的影响仅仅是因为这两部片子是由天才电影人制作的,那幺,这是不诚实的、也是多此一举的看法。里芬斯塔尔的片子至今仍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人们今天仍旧怀有片中所表现的渴望,这些片子的内容说的是一个浪漫的理想,许多人仍然把自与这一理想联系在起,并以各式各样的文化异议的方式和文化宣传为新的团体表现出来,如青年文化/摇滚文化、被压抑情绪释放疗法、反传统精神病学、第三世界追随、神秘信仰,等等。群众的异常兴奋并不能排除寻找绝对领导的可能,相反,它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寻找。(并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现在拜倒在领袖脚下、屈从于极为畸形的专横规定的年轻人当中,相当多的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是反独裁主义者和反杰出人物统治论者。)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