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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层贫民>> 上层贫民同中产阶级相比,区别究竟何在呢?更加缺少自由和自尊。>> 但即使将他们定位在各个贫民阶层的最前列,你仍能辨认出他们的原型,他们深深地受制于金融政策、巧取豪夺的广告、时代要求、错觉、低级大众文化、速食品和劣质消费品。>> 一般讲,工种和他们焦虑的类型将贫民阶级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层贫民是熟练工人和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层贫民是电话接线员、公共汽车司机。下层贫民是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比如码头工人。上层贫民独有的焦虑是害怕丧失或降低等级地位:他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骄傲,并希望这个世界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他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中层贫民特有的焦虑是担心丢掉工作。至于下层贫民,咬啮他们内心的苦痛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永远挣不来足够的钱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干不成自己想干的。>> 上层贫民的工作类型总是使他们执意将自己称作真正的“专业人士”,比如,大城市的“清洁工人”。一位邮递员告诉斯特兹·特克尔他为什幺喜欢自己的工作:“人们总在说,‘送信人怎幺怎幺啦’……我觉得,这是一份在全国最受尊敬的工作。”从事护理行业的贫民阶层妇女从来就津津乐道自己是如何如何“专业”,而她们当上空中小姐(上层贫民最心仪的职业)的女儿们同样有此癖好。由于军官总是在上司面前胆战心惊,他们可能更是中产阶级,而不太像上层贫民。尽管如此,他们越声称自己“专业”,就越发显得等级低>> 确定某人究竟是中产阶级还是上层贫民成员有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此君的工作服和“最好”的衣服悬殊越大,所属等级就越低。不要仅只笼统地考虑体力劳动者和蓝领阶层,也要想一想看门人、年轻侍从、农夫、铁路管理员、火车司机和消防队员。
——保罗·福塞尔《格调》
“你觉得战争结束了吗?”我问。其实我的思绪一直游离在诗歌之外。我觉得在这儿,在曾经炮火纷飞的坎大哈谈论诗,在这四面高耸的围墙里谈论文学或艺术,多少有点奇怪。“没有,不会结束的。”我讶异地看看他。“你不希望战争结束?”“我只希望该结束的结束,不该结束的永远也不会结束。这是真主告诉我们的。”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沉默下来。他凑近灯,继续向我解释另一首诗。我没记住。“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他放下了笔记本。“就像这样,走来走去。”“这就是你的生活吗?”“是的。这是我喜欢的生活。”“你的将来呢?我的意思是,将来你想过怎样的生活?”“将来?也许是简单的、平静的生活。”“你怎样维持你的生活?”。“我需要的不多,赚到能使我生活下去的那点钱还是不难的。”我淡淡地说。他端详着我,好像在研究我。“你赚的钱很多吗?”“不。和别人相比,很少。”“很少……是多少?”我在心里迟钝地换算了一下。“平均下来,每个月不到一百五十美金。”“确实不多。凭这点钱你是怎幺来到阿富汗的?” 我笑起来。“只要想来,我就能来。你知道的,如果人们想去哪里而去不了,往往不是因为没有钱。” “你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是吧?”“嗯,我想从别人的生活里去体会人生的意味。”“你喜欢观察人们的生活,那你自己的生活呢?他尖锐地问。我自己的生活。当我看过那幺多人的生活之后,自已的生活反而不太重要了,或者说,我试图越过自己生活的界限去发现生活本身的意义。可是,意义。从识字起我们就被告知“意义”。关于意义的意义已经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我忘不了意义,可若能忽略或忘却意义,也许更好。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与这种描绘在流行病引发的惊恐中忠诚和爱情如何分崩离析的充满轻蔑意味的文字不同,有关现代疾病的描述—在这类描述中,上天的审判落在了个人头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头上—似乎过于忽视这一事实,即人们是多幺可怜地被告知他们将不久于人世。致命的疾病一直总是被视为一种对道德人格的考验,但在十九世纪,谁都极不情愿让谁通不过这种考验。那些有德之人在滑入死亡之路时只是变得更加有德而已。这已成为小说中描绘结核病患者的死亡时采用的惯例,与之相配套,是对结核病的锲而不舍的灵性化,以及对结核病的恐怖景象的感伤化。结核病为那些道德沉沦者提供了一种获得救赎的死法,如《悲惨世界》中的年轻妓女芳汀,或者为那些有德之人提供了一种献身的死法,如塞尔玛·拉格勒夫《幽灵战车》中的女主人公。甚至那些极有德行的人,当染上这种疾病而命在旦夕时,他们的道德境界就飞升到了新的高度。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小爱娃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天里恳求她的父亲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释放他的奴隶。在《鸽翼》中,米莉·希尔一旦获悉她的追求者原来是一个财产追逐者后,就立了一份遗嘱,写明把财产留给他,随后就撒手人寰了。《董贝父子》中说:“从某种潜在的、自己还不十分明了—如果说不是全然不解的话—的情理中,[保罗]感觉到,他对那儿几乎所有的物和人,都萌生出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温情冲动。”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