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宇宙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小宇宙发布的句子 ▼

共发布927个句子：

陆南才逐渐相信，人与人若想长久相处，最好是由一方压倒一方，一旦有了对等的地位，自由反而烟消云散。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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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隐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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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人完全能拥有一个他自己的公共领域，即使这个公共领域不是一个严格的政治领域。他的公共领域是交换市场，在那里他显示自己亲手制作的产品并得到应有的尊重。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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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对本国犹太人命运的冷漠态度，似乎直到这个国家被解放以后依然没有改变。默滕博士，作为艾希曼审判的辩方证人之一，如今有些自相矛盾地声称，他对一切毫不知情，却在不经意间救过许多犹太人的命。战后，他作为一家旅行社的代表平安无事地返回希腊；后来被捕，不过很快就被释放并准许回到德国。他的案例大概比较特殊，因为在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总是以酷刑告终。他在柏林当着控辩双方代表的面所提供的辩护词当然很奇怪。他说艾希曼曾协助营救约两万名萨洛尼卡的妇女儿童，而一切的罪魁祸首是维斯利策尼。可是最后他又说，在他作证前，艾希曼在林茨当律师的哥哥找过他，还有一个由前党卫军成员组成的德国组织也找过他。艾希曼本人对这一切予以否认——他从未到过萨洛尼卡，也从没见过这位对他很热心的默滕博士。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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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漏洞的背后是法官们的无助——理解罪犯本是法官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耶路撒冷的法官们彼时则明显体会到—种无助感。公诉方将被告描述成一个“邪恶的虐待狂”，’这显然是个错误。可是，即便法官们在这一点上做到了不对公诉方亦步亦趋，或者就算再进一步，指出公诉方的自相矛盾之处——豪斯纳一方面想要审判他所见过的世上头号变态恶魔，另一方面又要审判这个恶魔身上潜藏的“众多跟他一样的人”，甚至还要审判“整个纳粹运动和反犹主义”——对于理解罪犯也都无济于事。法官们心知肚明的是：若相信艾希曼是个恶魔，那么也就高枕无忧了；尽管那样一来，以色列的审判工程即便不会土崩瓦解，至少也会魅力尽失。毕竟，你不可能把全世界的眼球和来自四面八方的记者都吸引到这里，却只给人家看看被告席上的杀人狂魔。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这也是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及其律师反复强调的。在这—点上，艾希曼案的证据甚至比审判主要战犯时的呈堂证供更具说服力；这些主要战犯为良心辩白，轻易就遭到了驳回。他们—面说，职责使然不得违抗“上级命令”；一面又吹嘘说，偶尔会拒绝服从。这些被告明显在撒谎，唯有一项证据尚能证明他们是有罪责意识的——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纳粹，尤其是艾希曼隶属过的那些犯罪组织，一直忙着销毁他们的犯罪证据。可这个证据更是靠不住。它顶多能证明这样一个共识：大屠杀的法令刚刚颁布，还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或者用纳粹的话来说，在把人们从”次等人的束缚“，尤其是“犹太长老”的统治中“解放”的战争中，他们输了。简言之，它无非证明他们承认战败。假如胜利了，他们中间还会有哪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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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只需回忆过去，就能确信他不是在说谎，不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他和他所生活的世界曾经那么完美和谐。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这些谎言一年变一个样，还时常自相矛盾；更有甚者，对于纳粹党组织的各个不同分支或不同人群而言，这些谎言也并非一定一致。但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现在，纳粹政权垮台十八年后的今天，谎言中的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被遗忘，有时人们还是很难相信，谎言竟已成为德国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对所有德国人民影响最深的谎言是那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战”。发明这个口号的不是希特勒就是戈培尔。从三方面看，它更易令人自我蒙蔽：它首先暗示出，这场战争并非普通的战争；其次，它是由命运而非德国所发起的；第三，它事关德国人的生死存亡，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消灭。的成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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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在晚餐时讨论过信仰问题，因为晚餐后，当我们在舒适的夏夜穿过草地，走向平底船港时，我对他说尽管我不信上帝，但因为人们一直教育我信，因此我觉得应该信，就好像是一种原动力。邓肯反问:“为什么？也许宇宙的开端和结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也许人类的大脑太过原始，无法想到其他的事情？”我当时回答了什么？我唯一的记忆是自己擡头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心中充满了对极致的感悟，有一种眩晕般的兴高采烈，好像我的眼睛第一次看见早该看见的空间。我并没有再深究这个观点的含义，但也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将其接受为真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我对宗教的观点。我年老后，因为约翰·厄普代克而再次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他正在研究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曾说过或写过这样的话:“我厌恶无神论，主要是由于从人类智慧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相当无趣。当我们说字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人死了就一了百了，这种话包含任何哈佛所称道的不确定性、创造性或人性吗？”这话曾让我非常困惑。也许是的，相信宇宙自然超越了任何个体、任何种族成员的理解力，这种陈述从人类智慧的角度来看，确实相当无趣，但从感情和诗意的层面，我觉得这个事实比任何神话故事都具有创造力，令人激动，无比美丽。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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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她已经没上声乐课了，她的声乐老师一遍又一遍对她说，你应该在纸条上写下“我要成为全世界最棒的女低音”，然后把这纸条贴在镜子上每天看着，但她想：“这多蠢啊！我一点也不想成为全世界最棒的女低音。”虽然很喜欢表演，她也并不十分投入，因为她很厌恶试镜时常常遭受的羞辱。由于这些原因，她最后决定回家帮父亲打理农活，为此还专门在赛伦塞斯特报了个农场管理学习班。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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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掉的东西并不是生命的价值所在，但这内藏自我的破旧残损的皮囊，连同着自我对自我的意识才是，这一切，将与所有人一样走向虚无。这就是为什么死亡和旁观者毫无关系，因为除非某人在无意识中逝去，即便将死的人，依然充满了生机，自我依然鲜活地存在其中。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坐在母亲床边想着:“可是她不可能正在死去，她还在这里呢，活生生的。”她最后的话语“真神奇啊”，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却非常精彩，她确实想告诉我些什么。生死之间的沟壑如此巨大而突然，所以，就算死亡是每个生命都已经、正在或将要经历的事，也会让我们深感震惊。真难想象亨利·詹姆斯说死亡是“卓越的”之时，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死亡是生命里最常见的事情，不过这个可怜的老人在最后的喘息中说出这句话，也许我不该对此太吹毛求疵。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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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自己生活得非常失败，但现在，当我回头看时，谁会相信啊，完全不是我当时想的那回事！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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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小说里，年轻女人常被称为少女，她们通常又任性又贞洁，有时也个性十足，非常反叛。但即便如此，结局也一定是她们抖抖索索地臣服在某个年轻男人怀里，这个男人在书的开头可能会显得非常固执己见，但总会发生一个决定性事件，证明此人异常正直。这一对人还很可能遇到一个奇怪的修补匠，或流浪音乐家，或诸如此类的人，他们总有无尽的、匪夷所思的聪明机智。男女主角通常身份高贵，至少也是知书达理，尽管出身良好，却不知何故快乐地与农民或修补匠混迹在一起。这是小说常用的诡计，让他们装成下层人，方便随后制造一堆误会，然后再揭示真相。这类书对阶层的尊重可真够明显的。就算当今的英国小说依然替中产阶级说话，但已经不像在这些书中表现得这么愚昧自得了。但这些可笑的书籍，依然大受很多聪明又有修养的成年人追捧，当然，我自己也曾是其中之一，我当时大概十来岁吧。所以谁知道一百年后书籍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反正现在最流行的小说我和其他老人们实在是受够了。也许未来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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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出海那天几乎没有风，天水一色，天空既像珠贝，又像白鸽的前胸，混合着柔软的蓝色与粉红，异常精致，我此生从未见过。>> 我们经过这些船只，驶向海岬的尽头，马上就要进入大海，这时我忽然感觉到船底轻轻荡漾，猫爪般（小猫咪的爪子，更恰当些）轻柔的一阵微风吹过来，轻轻掠过水面，水面上，每一朵小涟漪的边缘都闪耀着太阳的光芒，曾有人告诉过我，奥尔德堡[插图]的渔夫们把这种情形叫作“叮当”，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也再没有见过比那天下午更美的“叮当”。>> 人一旦年过八十，就没理由抱怨死得太早。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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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所在的岗位公开招人，招聘要求里有几个词语，我看了一眼便无法忘记：聪明、灵活、韧劲好、逻辑思维强、推导缜密、对人有兴趣。它们像一股云团一样撞向我。我先感受到的是强烈的否定，因为看起来每一个词语都像我的反面。随之而来的是奇异的理性，什么样的人能真正集这些特点于一身，而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螺丝钉？每个词语都是主观用词，无法佐证。在一个场景下，它们可以是褒义词，在另一个场景下，也可以是贬义词。

——张小满《大厂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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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父亲反对哈里森上大学，是母亲留下的遗产让她如愿接受大学教育。时隔多年，哈里森同样也是在女性的帮助下，得到女性机构的支持，才得以脱离既定的命运。1898年，哈里森受邀回到纽纳姆学院。原来，学院为毕业生专门设立了三年研究员资格的制度。哈里森满怀喜悦地接受学院邀请，成为第一个受惠的毕业生。现在她终于有了机会，她决心营造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的环境。哈里森在伦敦时通过兼职赚取的收入并不稳定，常因需要前往各地巡回演出而分心，室友难相处，合租房内也总是堆满了物品。现如今，她终于有了一份按时发放的薪水，再一次拥有了一间专属书房；学院花园宽阔而宁静，她可以在这里驰骋神思，周围都是富有活力的女性学者，她们中的许多人，如珀内尔·斯特雷奇、玛丽·佩利·马歇尔和埃莉诺·西奇威克，都成了哈里森的终生至交。渴望弥补逝去时间的哈里森一开始就与学院约定，她在岗位上只需要做研究，免除像上课任务、行政事务、教牧职责这些本属于职责范围的相关事务。经过商议，哈里森每周只需教一门课程，以此换取旅行、阅读、写作的自由。哈里森对学术工作纯粹的投入赢得了学院内众人的敬仰：她受同事尊重（尽管有几位不得不代其承担琐碎而乏味的事务），深受学生爱戴。晚饭后，学生们常常成群结队地来到她的房间，一起窝在沙发上吸香烟、喝威士忌，浏览散落在地上的希腊花瓶照片。女性主义周刊《时与潮》描绘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哈里森：“任何对大学女教师的预期想象都不曾束缚她：她不受教师身份的桎梏，按照自己的意愿穿着打扮、教学、创立理论。”早年初到纽纳姆学院之时，作为学生的哈里森的希腊语水平远远落后于幼年就开始学习相关科目的男同学，对文献学的掌握也远达不到自信的程度。但在作为研究员回到纽纳姆学院后，她从旁观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拓宽了学科原有的界限。不到五年，哈里森就出版了突破性的学术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书中对希腊宗教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娓娓道来，被作者笑称...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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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伍尔夫，简·哈里森也起着极大的影响和激励作用。按照家庭规划，弗吉尼亚和姐姐文妮莎本应如当时上流阶层家庭对女孩的期望那样，担负起管家的职责，学会自我牺牲。她们没能像家中的男孩那样去学校上学，但依旧决心学习知识、发挥创造力。两个人整天都待在房间里，文妮莎对着画架，弗吉尼亚则对着高高的书桌。整个青少年时期，弗吉尼亚一直跟着家庭教师刻苦学习希腊语。1904年10月，弗吉尼亚在姨妈陪伴下待在剑桥休养身体，以走出精神崩溃并第二次试图自杀的阴霾。期间，表亲弗洛伦斯·梅特兰带着她去纽纳姆学院拜访各位“学养丰厚的女士”，简· 哈里森便是其中一位。同年，拜访不久后，弗吉尼亚搬到戈登广场，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和书评，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社交生活。因此，以下推测大约不算牵强附会：这段拜访经历曾推动弗吉尼亚彻底下定决心。哈里森的作品向她展现了一种全新而颠覆性的历史观照方式，伍尔夫因此看见强大、可供女性回望的“母亲”，明白父权制社会赖以存在的结构是人为构建且极不稳定的。伍尔夫之后的小说、论文无不受此影响。对于布卢姆斯伯里的男性文人圈，包括利顿·斯特雷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E. M. 福斯特，伍尔夫一直感觉有隔阂。他们结识于剑桥大学，都是由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担任导师、只接收男性的精英社团—剑桥使徒社的成员。即便在戈登广场客厅，这个男女共处一室、自由讨论的地方，男性有时候也会聚成一个小圈子，说着弗吉尼亚听不懂的拉丁语笑话，弗吉尼亚这时就会有强烈的孤立感。（罗杰·弗莱曾经夸赞哈里森“拥有真正的使徒式的头脑”，可谓是一则认真严肃的高评价。）简·哈里森为伍尔夫照亮了另一条她能感觉到归属的路线：一所不同的剑桥大学，一个不同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子，一种观照历史的不同方式，以及一种不同未来的可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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