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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傻的杀手
所有的惛惛，都是为了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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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权力不只是这种在共处中存在的潜能，如果它能像体力一样为个人拥有，像强力一样应用，并且不依赖众多意志和愿望之间不可靠的、暂时的联盟，那么人就可以变得无所不能。因为权力像行动一样是无限的，它不像体力那样受人的本性和人的身体存在的物理限制，他人的存在是它唯一的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的权力首先相应于开始谈到的复数性条件。出于同样的原因，权力可以被分割而不受削弱，而且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甚至倾向于产生更多的权力，只要这个相互作用的模式有活力而不陷于僵死状态的话。相反，体力是不可分割的，他人的在场反倒会制约它，多数人的相互作用对个人的力量造成明确的限制，不仅使它保持在有限范围内，而且被多数人的潜在权力所控制。把制造产品所必需的体力等同于行动所必需的权力，只有对于一神的非凡属性来说才是可想象的。所以在多神教中，无所不能从来不是诸神的属性，不管神在力量上如何高于人。相反，对无所不能的渴望，除了乌托邦式的僭妄（hubris）外，总是意味着对复数性的破坏。在人类生活的条件下，唯一可以取代权力的不是体力（它在权力面前无能为力），而是强力，是一个人可以单独用它来反对同伙，或者一个或少数几个人通过暴力手段的攫取而垄断的力量。但是暴力可以摧毁权力，却不能代替权力。强力和暴力的结合造成了历史上并不鲜见的强力与无权的政治联盟，大量无能的强力虽然激烈汹涌却无益地消耗着自身，既留不下纪念碑和故事，更不足以记忆和载入史册。在历史经验和传统理论中，这种联盟即使本身难以辨认，也作为专制政体而为人所知。人们对这种政府形式由来已久的恐惧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残暴——正如历史上一长串仁慈的专制君主和开明君主所证明的，残暴不是它不可避免的特点——而是它的无能和无效同时谴责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p158-15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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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古代对于奴隶制的态度，就要记得大部奴隶都是战败的敌人，只有一小部分奴隶是由于出身。虽然在罗马共和国治下，奴隶基本上是从罗马统治范围以外的地方运来的，但是希腊奴隶通常他们的主人属于同一个民族；他们由于不敢自杀而证明了他们天生的奴性，因为勇气是首要的政治德性，他们的行为就表明他们“天生”不值得尊重，不配成为公民。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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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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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给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上了一课：“大屠杀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以色列人”正面临失去犹太纽带的危险，也就是说，失去他们自己的历史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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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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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到处都打着“胜利”的旗号，但人们庆祝的并不是胜利，而是和平，是生活回归到它本来应有的样子。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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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影响办公室士气的爱情，是折磨男人而不是折磨女人的那种，这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欣慰。我祖父母那代人，或至少我父母那代人会认为，在需要承担大任的工作中，男性比女性更受青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一个女人或许和男人一样聪明，但她的智慧是靠不任的，因为一旦在爱情里受挫，她就会崩溃。没人提到经期的情绪不稳定，但这个想法潜伏其中：女人这种可怜的小东西，天生就不能指望她们克服自己身体的变幻莫测。我们这代人倒不会这么想了，但这个观点依然存在，需要被反驳。因此，我很高兴地发现，虽然我和我的女同事们在私人生活中有时会忍受痛苦的情感体验，但我们从未允许这些痛苦如尼克和安德烈那样丢脸地影响工作。 尼克，一个惯于沉默的绅士，上唇僵硬得几乎吱吱作响，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为我们工作的年轻女人，为此强迫妻子和自己离婚，但又被情妇甩了，只好回到了妻子身边。在整个过程中，他所释放出的歇斯底里的程度让旁观者疲惫不堪，一筹莫展。当情妇决定不要他后不久，他孤独地租住在一个沉闷的公寓里，我是真的为他感到难过。一个如此有尊严的男人被贬损到如此可怜的地步，还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是个悲剧。但是，还不到一周，安德烈向我报告说，尼克和他的妻子一起回来了，还要求我们表现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的尊严和我的同情心都大打了折扣。除了无法想象没有女人操持柴米油盐的生活外，对尼克如此迅速的扫兴结局，我找不到其他解释。 安德烈的爱情试炼则没有尼克那么严重，但对我们这些观众的打击也不小，这是个始于偶然，终于一生的故事，有起有落，结局幸福。 早些时候，在我最初成为他的红颜知己时，他和女人的关系总是维系得很短。他会认真宣称自己坠入爱河（他坠入的始终是爱情，而不仅仅是喜欢），紧接着就宣布结束了。有一次，从陷入到发现该女人无法相处仅隔了三天，因为“她一直给我打电话”，“但这不是很好吗？...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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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讲老年的书并不一定要以呜咽收场，当然也不可能锣鼓喧天。你们找不到什么可供汲取的教训，没什么新发现，也没看到什么解决方案。除了一些随意的散漫想法之外，别无所余。其中一个想法是，在这个年纪回头看自己的一生，虽然人的生命与宇宙相比如白驹过隙，但从自身的角度，它却依然令人惊异地宽阔无比，能容下许多相互对立的不同侧面。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同时包含宁静和骚动，心碎和幸福，冷酷和温暖，攫取和给予，甚至更加尖锐的矛盾，比如一边神经质地确信自己注定失败，一边觉得自己会成功甚至因此扬扬得意。不幸意味着命运的钟摆从较好的位置荡到了较差的位置，并停留不变，一个人快乐的安全感遇难终结；而大部分人的生命经历着命运的跌宕起伏，并非一味朝向幸或不幸的极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终点距起点并不遥远，好像一开始就设置了基准，永远停在那里，不论你怎么绕，最后终将返回原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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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工地，看看能是怎么“滚球子”的。我拒绝了。当时四十五岁的母亲，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跟一同打工的男人干架，我在大学学喜欢的专业，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宿舍的姐妹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去参加社团活动——母亲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劳动。我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她没有经历过的。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她正在忍受劳作时身体上的痛苦。每次，她带着想要说教我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时，我只有短暂的愧疚和短暂地为她感到不公平，过一会儿便抛诸脑后。我似乎是在理所当然地享受当下，故意忽略母亲。 拒绝和母亲去工地上看看的我，或许是因为怕看到母亲的“痛苦”。我上学的学费正是母亲“滚球子”挣出来的。我想到自己在学校毫无成就，甚至带着一些享乐的生活，就无法面对眼前的真实。我沉默面对母亲向我投射的期待目光，选择了不去回应。 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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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不“听话”的时候，她总是带着哀怨的语气跟我说起外婆跟她说过的话：世上只有瓜恋子，哪有子恋瓜？哪有牛儿不抵母？我问她，妈妈，我是怎么抵你的？她回答，用头抵的！每当她说出“刻薄”的话又有一些后悔的时候，便会用理亏的语气对我说：除了你妈，这世界才没有别人管你，等你生了孩子就明白了…这句话有点像是威胁，又有点泄气。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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