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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is to fight for rather than to wait for.

 
行动的全部灾难都出自复数性的人类条件,但复数性也是作为公共领城的显现空间的必要条件。因此试图取消这种复数性总是等同于取消公共领域本身。摆脱复数性危险的最明显的办法是君主制,或一人统治,它有许多变种一一从一人反对所有人的绝对暴政到仁慈专制统治,到多人形成一个集体,以致人民“团结如一人”,使他们自身成为一个“君主”的那类所谓民主制。柏拉图的解决方案——哲学王,用他的“智慧”解决了行动的困难,仿佛行动的困难是一些可解答的知识问题,也是一人统治的一种变种,而且决非最少专制色彩的变种。这些政府形式的弊端并不在于它们的残酷(它们常常不残酷),而竟在于它们运转得太过良好。暴君如果理解了他的职责,也能“亲切温和地处理一切”,如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在古代他的统治可与“克罗诺斯的黄金时代”相媲美;他们的措施在现代人听来非常仁慈,一点都“不专制”,尤其是我们听说古代唯一一次取消奴隶制的尝试就是科林斯的僭主佩里安德(Periandros)提出的(虽然不成功。但这些政府形式的共同之处是把公民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坚持认为他们只应当关心他们的私事,只有“统治者应当参与公共事务”。这确实会促进个人的勤奋劳动和私人行业的发展,但公民在这种政策中所发现的,却是他们被不遗余力地剥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必要时间。虽然从短时期来讲,专制有显而易见的优点:稳定、安全、高效,但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优点就为权力的不可避免的丧失让路,那么人们就应当警惕,哪怕实际的灾难要在相当长的未来时间里才会显现。 事实上,从人类事务的脆弱状态逃避到安宁有序的稳固状态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自柏拉图以来的大部分政治哲学都可以轻易地被理解为:为彻底逃避政治寻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的各种尝试。而统治概念正是所有这些逃避政治方式的标志,也就是仅当一些人有资格发命令,另一些人被迫服从命令的时候,人们才能合法地在政治上共同生活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对于宽恕和行动紧密联系,就像破坏和制作一样紧密联系的最可信论证,也许来自宽恕的这样一方面:在取消所为之事的宽恕中,似乎显现出了与行动本身同样的揭示性质。宽恕以及它所建立的关系总是十分个人化的(虽然不定是单个人的或私人的), 在其中,所为之何事被宽恕, 取决于为了谁的缘故。这一点是耶稣清楚认识到的(“她的许多罪得到了赦免,因为她爱得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这也是人们普遍相信只有爱才有力量宽恕的理由虽然爱是人类生活中极罕见的事情 [81 却的确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揭示力量以及彰显谁的无比清晰力量,因为它不在乎所爱的人是什么,不在乎他的品质和缺点,也不在乎他的得失过错,就此而言爱是彻底无世界的。爱,由于它的激情,破坏了把我们与他人联系以及分开的居间物(in-between),只要爱持续着,那么唯一能切入两个相爱的人中间的居间物就是孩子 爱情自身的产物。孩子,这个现在把相爱的人联系起来并且为他们共有的居间者,也是那个让他们彼此分开的世界的代表,孩子意味着在现存世界中切入了一个新世界 [82]通过孩子,相爱的人仿佛又返回了爱曾经把他们驱逐出去的世界。但是这个新的世界性,这个爱情事件的可能结果和唯一可能的幸福结局,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爱情的结束,它要么必须征服新的伙伴,要么必须转化成另一种相互拥有的形式。爱在本质上是无世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它的罕见,它才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反政治的,也许是所有反政治的人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种。 因而,如果真像基督教所认为的,只有爱才可以宽恕因为只有爱才对于某人是谁毫无保留地接受,无论他做过什么都总愿意宽恕他,那么宽恕就仍然不属于我们的考虑范围。不过爱虽然限制在自身狭小的空间内,尊重却存在于人类事务的广阔领域中。尊重类似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philia politike),是...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