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莓女装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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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北才也从地上站起，远眺海面上船来艇往，不禁凄然。有些事，有些人，同在世上却互不懂得。他们那类人，我们这类人，是互不靠近得船舶，却在同一个江湖。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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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俗语常说“有今生，没来世”，尤其对他们这类人来说，更是有一回便算一回，难谈生生世世。陆南才告诉自己，那夜不高兴主要是迎面遇见，像眼睁睁看其他小朋友吃水果，没自己的份，不甘心，不服气，仅此而已，跟吃醋妒忌无关。如果真有让他觉得难过的地方，其实是两人之间的秘密愈积愈多，愈积愈厚，昔日畅所欲言、无所不谈的坦率感受愈见稀薄，他怀念那些拉扯的夜晚，一前一后，一尊一卑，那才各有自由。陆南才逐渐相信，人与人若想长久相处，最好是由一方压倒一方，一旦有了对等的地位，自由反而烟消云散。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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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看，一边不断去思考心理医生提出的问题。我曾一度自怨自艾，觉得自己基因不好，才导致树儿患上了孤独症，明面上还和树儿爸互相“甩锅”。我为了杜绝“疯血”代代传的悲剧，曾人工终止妊娠三次，最后克服各种心理和生理的障碍，多重考虑之下，生下了树儿。没想到，命运跟我开了这样的玩笑。苦难本身会在日常生活的交谈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令人猝不及防。我周围的苦难已太多，负面消息总是如洪水般袭来，包括我自己的。我看见了别人的痛苦，这些痛苦都离我不远，而我自己也经历着类似的痛苦。然而，痛苦之下，我也得出了清晰的结论：虽然树儿得了孤独症，是来自星星的孩子，虽然我经历了情绪的剧变，有许许多多负面的东西涌入，但我一直爱她，这点毫无疑问。我放弃了追求“正常”的执念，慢慢接受树儿患孤独症这一生活中的非正常因素。抛弃对孤独症的偏见后，我的生活也趋于平和了。我不再带着自责去幻想：要是不是她，或者她是个普通的小姑娘该多好。我内心那些复杂纠结的情感渐渐消退了，被贴上孤独症标签之前和之后，她始终如一是我亲爱的女儿。

——朱矛矛《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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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全部灾难都出自复数性的人类条件，但复数性也是作为公共领城的显现空间的必要条件。因此试图取消这种复数性总是等同于取消公共领域本身。摆脱复数性危险的最明显的办法是君主制，或一人统治，它有许多变种一一从一人反对所有人的绝对暴政到仁慈专制统治，到多人形成一个集体，以致人民“团结如一人”，使他们自身成为一个“君主”的那类所谓民主制。柏拉图的解决方案——哲学王，用他的“智慧”解决了行动的困难，仿佛行动的困难是一些可解答的知识问题，也是一人统治的一种变种，而且决非最少专制色彩的变种。这些政府形式的弊端并不在于它们的残酷（它们常常不残酷），而竟在于它们运转得太过良好。暴君如果理解了他的职责，也能“亲切温和地处理一切”，如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在古代他的统治可与“克罗诺斯的黄金时代”相媲美；他们的措施在现代人听来非常仁慈，一点都“不专制”，尤其是我们听说古代唯一一次取消奴隶制的尝试就是科林斯的僭主佩里安德（Periandros）提出的（虽然不成功。但这些政府形式的共同之处是把公民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坚持认为他们只应当关心他们的私事，只有“统治者应当参与公共事务”。这确实会促进个人的勤奋劳动和私人行业的发展，但公民在这种政策中所发现的，却是他们被不遗余力地剥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必要时间。虽然从短时期来讲，专制有显而易见的优点：稳定、安全、高效，但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优点就为权力的不可避免的丧失让路，那么人们就应当警惕，哪怕实际的灾难要在相当长的未来时间里才会显现。事实上，从人类事务的脆弱状态逃避到安宁有序的稳固状态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自柏拉图以来的大部分政治哲学都可以轻易地被理解为：为彻底逃避政治寻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的各种尝试。而统治概念正是所有这些逃避政治方式的标志，也就是仅当一些人有资格发命令，另一些人被迫服从命令的时候，人们才能合法地在政治上共同生活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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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行一起发动的过程最终浮现为某个新来者独一无二的生活故事，并独一无二地影响到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生活故事。由于这个业已存在的人类关系网包含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愿望，所以行动从来都达不到它的目标；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媒介，行动才能有意或无意地“生产”故事，就像制造活动自然而然地生产出有形之物一样。这些故事可以记录在文件里或纪念碑上，可以显示在使用物或艺术品中，也可以在讲述或复述中编织进各种材料。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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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世界。一方面，我把自己局限于对那些一般人类能力的分析上，这些人类能力出自人之境况，因而是永恒的，即只要人类境祝本身不改变，它们就不会无可挽回地丧失。另一方面，历史分析的目的是追溯现代的世界异化一人逃离地球进人宇宙和逃离世界返回自我的双重过程一的根源，以达到对这样一个社会之本性的理解：这个社会从它被一个崭新、未知的时代的来临所征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发展和表现自身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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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宽恕和行动紧密联系，就像破坏和制作一样紧密联系的最可信论证，也许来自宽恕的这样一方面：在取消所为之事的宽恕中，似乎显现出了与行动本身同样的揭示性质。宽恕以及它所建立的关系总是十分个人化的（虽然不定是单个人的或私人的），在其中，所为之何事被宽恕，取决于为了谁的缘故。这一点是耶稣清楚认识到的（“她的许多罪得到了赦免，因为她爱得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这也是人们普遍相信只有爱才有力量宽恕的理由虽然爱是人类生活中极罕见的事情 [81 却的确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揭示力量以及彰显谁的无比清晰力量，因为它不在乎所爱的人是什么，不在乎他的品质和缺点，也不在乎他的得失过错，就此而言爱是彻底无世界的。爱，由于它的激情，破坏了把我们与他人联系以及分开的居间物（in-between），只要爱持续着，那么唯一能切入两个相爱的人中间的居间物就是孩子爱情自身的产物。孩子，这个现在把相爱的人联系起来并且为他们共有的居间者，也是那个让他们彼此分开的世界的代表，孩子意味着在现存世界中切入了一个新世界 [82]通过孩子，相爱的人仿佛又返回了爱曾经把他们驱逐出去的世界。但是这个新的世界性，这个爱情事件的可能结果和唯一可能的幸福结局，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爱情的结束，它要么必须征服新的伙伴，要么必须转化成另一种相互拥有的形式。爱在本质上是无世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它的罕见，它才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反政治的，也许是所有反政治的人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种。因而，如果真像基督教所认为的，只有爱才可以宽恕因为只有爱才对于某人是谁毫无保留地接受，无论他做过什么都总愿意宽恕他，那么宽恕就仍然不属于我们的考虑范围。不过爱虽然限制在自身狭小的空间内，尊重却存在于人类事务的广阔领域中。尊重类似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philia politike），是...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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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集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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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藻海无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部小说中，故事的讲述者是这样的：他的生活因奴隶解放而遭到破坏，他因黑人现在可以自由地对白人表现出敌意而感到困惑、愤怒和悲伤。但因为观察得精准，黑人和混血儿在其中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读者能够理解为什么库里布里会被烧毁，为什么丹尼尔·科士威会变成这么一个讨厌之人，为什么蒂娅走到了安托瓦内特的对立面，事实上，她从来就没真正成为她的朋友，这对她们两人都非常残酷。安托瓦内特的世界，并不是因这些人的恶意被毒害的，只是因为她的家人一直是他们的主人，像牲口一样对待他们才导致的。简并没有在书里明确地说出这一点，但确实展现了这一点。简写得好的时候，比日常生活中的自己要透彻得多。我不想出版她的《皇家大道》，是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将一个能在重要时刻从这样的高度战胜自己局限性的作家，作为种族主义者来鄙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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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小事让我清晰地瞥见了简·里斯的核心奥秘，一个如此无能之人，一个承受了混乱、灾难，甚至毁灭的人，内心是钢铁般坚强的艺术家。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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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画裸体时，我才感觉这一技能的难度和重要性。看着眼前赤裸的人，他平静地呈现在你面前，让你集中精力仔细研究，你会理解“写生”这个词的精准，你正在观察的，就是“生命”本身，是每一个存在的起因，这个起因既无法言说又令人惊骇，基于生命的存在，我们遭遇的一切事物均值得关注和尊重。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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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是的存在驱散了我的白日梦，却没有驱散我心中的浪漫，我爱上了他，那时我觉得爱情就等于婚姻，并深信一旦嫁给我爱的人，我必将在有生之年对他忠贞不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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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轻时，很大一部分自我是基于别人怎么看待你而创造出来的，这一特点通常会持续到中年。在性的领地，这一点尤其突出，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同学，是个胖胖的、长相普通的女孩，很开心也很乏味，毕业后一年，有一次我偶然在车站遇到她，有一个瞬间完全没认出她，因为她变得非常漂亮。发生了什么呢？原来是一个我们都认识的时髦男人曾爱上了她，并向她求婚，他觉得她很可爱，喜欢她的开心模样，于是她就成了一个自信又有吸引力的女人。这种类似的转变可能发生在与自尊相关的很多方面，其结果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我自己长大成人的早期，自尊心曾经被类似的事件击倒。但如果你老了，你就超越了所有这一切，除非你异常地不幸。在我四十多岁时，人们觉得我会写作，能写出版书，这个事实朝好的方面改变了我，当然，也完全可能朝另外一个方向让我变得更糟。我现在已经八十多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没什么事情会对我的自尊心产生如此至关重要的影响，对此，我有一种奇怪的解放之感。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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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个人的贡献下成型，不管这种贡献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那些无以计数的个体产生了我们，我们又将自己的沙粒堆积上去。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一样，是十分荒谬的。死掉的东西并不是生命的价值所在，但这内藏自我的破旧残损的皮囊，连同着自我对自我的意识才是，这一切，将与所有人一样走向虚无。这就是为什么死亡和旁观者毫无关系，因为除非某人在无意识中逝去，即便将死的人，依然充满了生机，自我依然鲜活地存在其中。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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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萨莉，她的孩子到了学习阅读的年纪时，萨莉很是苦恼，因为她发现很多幼儿读物的主角都是动物，比如书里写一只小老鼠，而不是一个小孩子，因为不听妈妈的话而惹了一堆麻烦，一只小兔子去菜地偷菜，一头大象最后当了国王。为什么呀？她问，为什么要用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生活相关的故事来教育孩子呢？但我倒觉得，孩子们之所以会对书里的动物们有反应，是因为人在小时候，并不需要去发现或认识“真实生活”，他们最需要发现或认识的，其实是自己的感情。拿那对广为人知的卡通人物，《小熊维尼的小屋》里的小猪和跳跳虎为例吧：小猪是个脾气急躁、胆小如鼠的小家伙，被逼急时也会表现得很勇敢，但这会让他付出很大代价；而跳跳虎则是个非常自大的家伙，有时甚至很讨人厌。这两个角色中有小朋友们想去发现和认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也能找到这些特征。如果通过一个孩子来表现这些特征，那这些特征就会只属于这个孩子，因此会引发一种人面对另一个人所特有的挑剔心态。而用“虚构的”动物来表达（我还没见过哪个孩子头脑简单到不知道动物不会说人类语言），就可以避开这种心态，直接深入到急需被孩子分类、理解的感情深处。孩子们熟悉的关于人而非动物的故事，比如邮递员帕特的故事，也会将主角用这样一种不真实的方式来描述，就好像他也是动物一样。对萨莉的孩子而言，重要的不是给他们讲好听的真实故事，而是在他们对真实故事有需求时，为他们准备好。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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