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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简介：
马伯庸（笔名），出生于赤峰市，成长在桂林，上海上学，父母是高级工程师，但据说，马伯庸数学考试未及格过。曾经留学新西兰数年，当前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马伯庸发表过大量评论、杂文、历史普及、幽默小品文以及一些短、中篇小说，范围涵盖科幻、奇幻、历史、灵异、推理、动漫等多个领域，其中一些作品如《从机器猫看阶级斗争残酷本质》、《寂静...
共562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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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一招“转宁国府审理”，看似踢皮球，其实藏着无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既让案子顺利推进，同时又保护了巡按自己。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前文所说的种种作弊手段，还只是大略分类，往细了说还有更多手段。总之，无论朝廷想出多少条防弊之术，民间总能迅速想到与之对抗的办法。上头三令五申，寄希望于严办严査，下面却总能利用人性的漏洞。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大多数成员都会下意识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动。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所谓的“潮流”或“时势”，谁逆了潮流，谁阻碍了时势，就会遭到反噬。驳查监生的遭遇，不过是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点点波澜罢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户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既缓解了基层情绪，又推行了政策，还锻炼了队伍，为以后埋下伏笔，可谓前后勾连，一举数得。这般手段，真是面面俱到。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户帖推行十周年，国家卷土重来，百姓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身负户帖之枷，面对虎狼之吏，已经没办法像洪武元年那样再玩小动作了。真应了那句话，税收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其实朱元璋沿用职户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控制欲太强了。这种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别适合维持稳定，而稳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视的。在朱元璋心里，老百姓最好老老实实待在土地上，别到处溜达生事。换句话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和个人自由。这个职业户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妥协产物，在稳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义。没想到朱元璋试用了一下，觉得太好使了，干脆把它当成一个常规，一代代传了下去。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籍单位——户。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国家机器想达到这个境界太难了。大秦帝国尝试过一次。......在这个结构之下，朝廷的意志可以从中央贯通到最低的里一级。 这种基层结构的成本太高，可秦廷又不愿放松管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法律再细密些、再严苛些，指望民众畏法谨行，老实不生事，以此减少管理负担。可是，实际效果恰好相反：律法越严，管理起来就越麻烦，基层就越容易出问题；而基层问题一多，官府不得不强化惩戒，反而让成本越来越高。一来二去，形成恶性循环，直到结构不堪负荷。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有句俗话，叫“皇权不下县”。很多人将其误读为皇权管不到基层，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皇权管不过来基层。这种让渡管理可以保证统治效率，但也会产生一个问题——让地方坐大，形成和皇权对抗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对中央朝廷的指令进行过滤，对自己有好处的，加码执行，对自己不利的，蓄意扭曲或者对抗。在明初那会儿，这个问题格外严重。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制度。十年之前，户帖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局面。但出于种种客观原因，朱元璋做了很多妥协和折中，他觉得很不痛快。经过整整十年的磨合和实践，朱元璋觉得可以按自己的理想，放手来玩一回大的了。在和户部尚书范敏等人商议过后，朱元璋决定对基层组织下一次狠手。他给这一次改革设置了两个目标：第一、击破横亘在朝廷和基层之间的利益集团，提高对基层的掌控力；第二、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鳞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索，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不过这套户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太过理想化，从根上想搞绝对平均主义，又为了稳定把民众束缚得极紧，指望他们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动。朱元璋在位时，这一系列制度尚能执行，他一死，这套体系便开始发生变化。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比如“过湖监生”的待遇问题，是从宣德之后开始凸显。这一段时间，正是大明士绅集团开始发展壮大的阶段。根据《大明律》，这些士绅可以减免税赋徭役，比起自耕农经济上天然具有优势。他们又可以通过科举等渠道，在政权里取得话语权。最终这个利益共同体在中枢则为高官，在乡里则为缙绅，以士林为纲网，以族亲为身基，形成一个能与皇帝抗衡的集团。这个共同体的天性，是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去兼并土地，攫取利益。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驳查黄册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亩，与这个集团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驰。他们即使没有刻意去阻挠，也肯定不会主动去改善。更妙的是，让国子监驳查黄册，是洪武爷定下的规矩。虽然国子监的地位今不如昔，但他们大可以用“祖制难违”的借口，拒绝改革，任谁也说不出个“不”字。当然，这并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两个幕后黑手，在斗室里算计着如何破坏黄册制度的阴谋。具体到个人，不乏明智的官员上书要求变革，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大多数成员都会下意识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动。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所谓的“潮流”或“时势”，谁逆了潮流，谁阻碍了时势，就会遭到反噬。驳查监生的遭遇，不过是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点点微澜罢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一股力量来自中央，千方百计想要搞清楚基层情况；另外一股力量则来自基层，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尤其是一涉及钱粮徭役之事，人类的想象力和智慧是无穷的。上头有多少条政策，下面就有多少条对策。汉代搞“案户比民”，民间就敢“舍匿虚田”；隋唐有“大索貌阅”，民间士子就敢“冒籍取解”；宋代搞“衙前差役”，老百姓就会“析居避役、鬻田减户”。......朱元璋搞出的这个黄册、里甲与鱼鳞三位一体之法，别看纸面上的设计颇为完美，落实到执行层面，仍有无数漏洞可钻。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大明的治政国策，乃是以贮存其中的版籍档案为基础，说这里是“国家重务”，不算夸张；而历代皇帝对于这个库房的重视程度，亦当得起其“万载根本”的地位。可如此重要的一处机构，从初建之时起，便面临着一个离奇的窘境、一个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困扰的千古难题：没钱。更准确地说，是户部从来没有编列过相关预算。在朝廷的账本上，从来没有这么一笔“后湖黄册库开销”的支出。这事，得怪大明的总设计师朱元璋。朱元璋觉得，如果单独为黄册库编一笔预算，会导致开支总数上升，这笔负担最终会落到底层农民身上。他一拍脑袋，想到了个好主意。在黄册库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么安排的：......把七八个衙门的结余汇总起来，便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养活黄册库。一不至于浪费各衙门的余钱，二不至于再从百姓身上征敛，多完美。可稍有财务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看似完美的结构，运转起来有多么可怕。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不过以张阁老的能耐，也只能绕开黄册制度，不能公然废除。因为这条线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区。何况黄册虽然失去了赋役之用，尚还有锢民的功效，对越发汹涌的流民大潮来说，多少有点缓冲作用。于是从万历初年开始，后湖黄册库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理论上朝廷已经不需要它了，但碍于祖宗成法和背后的利益，还必须每十年攒造一次，算是一种制度上的惯性。偶尔会有御史站出来，絮叨两句要不废了黄册算了，然后就没下文了。大明官场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一来，万历皇帝派宫里的太监充作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来，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跟朝廷财政无关。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都纲是僧纲司的主官，司掌整个徽州府的宗教事务，从九品。它看似是个最低级的芝麻官，实际权柄可不低。当地僧人违法犯戒、寺庙的争端诉讼，都交由都纲来裁决调解。不过这个职位虽有官身，却无俸禄，手下办事的皂吏仆役一应费用，还得僧官自己掏钱。所以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诚德者任之。什么是“诚”？捐纳一大笔银钱就是诚，证明自家有财力胜任。什么是“德”？你必须得到本地诸寺住持的认可，有大德联名作保，才有资格担当。说白了，这个官位得买。买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乡绅乡宦为什么能在基层一言九鼎？一是有钱可以左右经济，二是有声望可以上达天听。这两个条件，是基层权力的来源所在。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巡按亲问”在刘乾亨手里，变成了一件核武器。它的用处不是毁灭，而是威慑，放在发射架上引而不发，才最有力量。所以这一招“转宁国府审理”，看似踢皮球，其实蕴藏着无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既让案子顺利推进，同时又保护了巡按自己。果然，徽州府知道以后，什么也没说，也没什么能说的，等结果就是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官腔，也得看怎么打。在这份看似冷漠的文书里，都察院写了这么一段叮嘱：“遵照近奉钦依事理……亲自虚心鞠审，毋拘成案，果有亏枉，即与辩理。有罪人犯，依律议拟。不得转委别项官员，以致推调淹滞。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段批示，每一个字看着都是标准官腔，不带任何倾向，可仔细琢磨味道，就能发现深意。“遵照近奉钦依事理”意思是本着最高指示的精神。这是个大帽子，让读者知道发话的到底是谁。“毋拘成案”，是让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决，等于说皇帝对詹宽的判决不满意，必须反过来；“果有亏枉，即与辩理”，谁最亏枉，自然是上京告状的苦主罗家；“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调子，你要是不按上头的心思判，那上头便认为你是固执、罗织。在明眼人眼里，这态度已表达得足够明显，朝廷就差明着说一句我支持罗家。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当初那些掩面而走的灰户、囤户，发现严打的风头已经过去，便大摇大摆地又回到船岭，扒开灰窑继续开工。他们凿岩的势头比从前还猛烈，开矿规模比从前还大仿佛欲望压制了・这次要一气全反弹回来。 等到乡宦士绅们发觉情况不对，整个龙脉已是一片千窑万矿的热闹景象。他们找到冯开时，请求他采取措施。冯知县微徴一笑，表示自有妙计。 没过几天，冯知县召集县里民众，公开宣布捐俸。他作为父母官，愿意捐俸百金，尽买龙脉石山烧灰处的地，留给县学作为学田。 这招谭昌言已经玩过了，事实证明没什么用，山民们根本不愿意出卖地契。不过捐这个动作，从宣传上确实好看，能充分体现出知县爱民如子的用心。 知县既然有了动作，士绅们也不好装聋作哑，大家各自出了点钱，湊足了三百两用于赎买龙脉。不过由于赎买政策形同虚设，这一轮宣传，只成全了冯知县的官声。 土绅们有点不甘心，再次去催问，冯知县又是微微一笑，拿出一篇文稿来。原来，冯知县已经写完了一篇陈述婺源保龙禁灰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真的是辞藻华丽，典雅斐然。 比如他描写龙脉风水：“由来独加护持，以至龙神独王。挺生徽国道，周孔之源。辈产硕儒，著述匹邹鲁之盛，科第蝉联相续，台座鹭序推先。”“”指像白鹭一样群飞有序，多指朝堂之上的百官站位。 ……土绅们看到最后，通篇都是花团锦簇、骈四俪六的辞藻，却没什么干货，除了吹嘘了冯知县自己捐俸的义举之外，一条具体措施也没写。冯开时解释说，这篇文章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上面看的。 他把文章的收件人地址一亮，满座皆惊。送直隶徽州府知府刘可法，送钦差整饬徽安兵备、江右参议张文辉，送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田生金，送差督抚应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王应麟，送差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周。好家伙，冯开时竟然将自己的文章，群发给整个南直隶的高层，一个不少真当这是拜年短信啊。县级官府解决不...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那么多官二代和学霸一起闹事，冯开时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他很快给了一个批复 “东会同学诸生员拆毁究。如违，解院、道重处。 所有人看到这段批语，都觉得新鲜。冯大人从来是妙笔生花、满腹锦绣，什么时候写过这么短的回复？又什么时候写过这么干巴巴的文字？一个典故没有、一个生僻字没用，这，这还是冯大人的风格吗？ 反常，太反常了。 学生们又仔细研究了批文内容，更反常了。 东衙”指的是县丞。县丞的办公室在正堂东侧，因此有这个代称。冯开时的批示，是让县丞夏时跟学生们去把被举报的灰拆毁，这本没什么，可难道后面不该接一句“各地方不得徇情容隐，一体究治，断不轻贷”吗 还有，拿住破坏龙脉的罪犯之后，难道不该接一句“本县惓惓严禁，枷责治罪”吗？ 这位冯大人一推六二五，抓犯人的事扔给县丞，审判犯人的事踢给察院、兵备道去重处，知县该做的事，一句没提。 他这是怎么了？ 答案在两个月后揭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一过完春节，冯开时不及待地宣布离任，高升去了南京户部。县学的学生们这オ恍然大悟，原来他早知道自己要走，自然不会去管保龙烧灰这种烂子，敷衍敷衍得了。学生们气坏了，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官员。冯在任六年，表面做得光鲜亮丽，可保龙战争疏漏百出，这种人也配高升？这些学生到底社会经验，不明白人家活虽然干得一般，可PPT写得好，一文遮百丑。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在很多历史书里，作者讲到各朝开国君主时，往往热衷于描绘其在疆场的血腥攻伐，沉醉于宫廷官场的钩心斗角，对于民政建设往往一笔带过。这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君王们得了天下，税赋钱粮、民众徭役就会白动各归其位，倾心输诚。事实上，这些琐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难事。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 必须像烹小鱼一样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则一不留神就烂了。纵观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的这一系列举措， 正好是老子这句话的最佳脚注。他的每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策略务实而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 从“户帖”到“赋役黄册”，从“一百一十户里甲”到“鱼鳞图册”，从“粮长制”到“实习历事”，层层推进，有条不紊。朱元璋别的施政成败姑且不说，至少在地方户籍建设上，他展现出了一个成熟、理性、精明且极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其中的管理手段之稳重，放之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嘉靖四十年之后，应天乡试不允许南直隶籍贯的人做主考官，以防有偏袒同乡的行为，对提调官的籍贯却没限制 —— 毕竟提调官不管阅卷，想偏袒也没办法。 可人的智慧总比规则要高明一些。不参加阅卷，同样有办法做做手脚。 徐公申是苏州长洲人，他利用提调之权，故意把老家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卷子和江北的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四府的混在一起，先送进考官房；等到阅卷过半，他再把应天、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六府的卷子送进去。 科举都是主观题，是否中举，完全取决于考官一念之间。江南士子的水平，比江北高出一截。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掺在一起送进去，无形中会产生对比，让三府中举率更高。 更何况，本届乡试人数太多，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容易心理倦怠。批前面的考卷，可能还会仔细批阅品味；批到后来，便开始敷衍，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徐公申把应天等六府的卷子押后送达，等于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竞争对手。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一直以来，黄册就是大明政治的一个晴雨表。黄册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国力是否上升、对基层的控制是否有效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为了不让民间知道我们有多烂，我们必须保持神秘。这逻辑说来实在黑色幽默，可仔细一想，却也无他法可施。 户部立刻下发文件，宣布从此各地衙门凡申请去后湖黄册库抄册的人，只许调阅里册立的单户信息，不得抄录府、州、县的全档。 虽然这么做还是无法解决黄册管理问题，但至少成功地将其掩盖住了。按照大明官场的标准，没暴露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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