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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焉简介：
胡安焉，男，1979年生于广州，中专学历，中国当代作家。1999年中专毕业后辗转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东莞、南宁、大理、佛山等地谋生，先后从事酒店服务生、便利店店员、快递员等19种职业。2009年起在网络上进行文学创作，期间因经营网店、摆摊等生计中断三次，2020年疫情期间失业期间恢复写作。2021年9月移居成都，2023年出版非虚...
共362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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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鹤岗生活的人们的共性，也许更重要的并不在于他们的身份、社会位置，而是精神上的那部分东西。也许这些人正试图拒绝那种单调、聒噪的声音——某种单一主流的价值观，或是可以称得上老旧的、散发着幽幽陈腐气息的那种生活——工作，赚钱，成功，买房子，买大房子，结婚，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自己也垂垂老去。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鹤岗的房子，重新想起这些话，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帖子和我自身的感受。我们这些人，明明处在——用更年长的一些人的说法——人生中最好的阶段。但为什么我们感受到的是如此强烈的疲惫，以至于我们试图逃避，逃离，或者干脆躲起来？
——李颖迪《逃走的人》
他坐在地上拆开纸箱，随后将它们放回原来的位置。对物体的迷恋和封闭自我几乎是同一时刻发生的。在工厂工作和拍纪录片失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人的行动随机且深不可测：下一秒去哪，午饭吃什么，晚上听哪首歌，明天见到谁，信任，依赖，或是欺骗，背叛，隐瞒，它们随时会打乱生活的步调。而太阳照射世间的角度，天空蓝色的密度，宇宙射线抵达地表的时间，动物迁徙的规律，这些节律永恒不变。因此他宁愿和物品生活在一起。
——李颖迪《逃走的人》
如果说这群人，来鹤岗的人，试图逃走的人，每个人都是一台能接收微弱信号的收音机，我们是否能真正接收、明白、理解另一个人所发出的讯号？还是说，那些讯号终将会被忽视，误解，或最终将会消散？
——李颖迪《逃走的人》
它提供的是故事，也是寄托。在眼前这个如地铁般快速、如晚高峰车厢般拥挤、人人都要费力找到一块立足之地的时代，谁不会被那种将自己抛向无人之地的幻想吸引呢——原野，山峰，河流，还有一间自己一个人独占的房子。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北京，我和朋友吃着饭，聊到房子。朋友在南三环跟人合租，室友之间的了解就是租房软件上的介绍：性别/职业/星座。房子是两居，各自有密码锁。公共空间各享一半：冰箱三层，从第二层的中间隔开，上下一人一半。厕所里，牙刷、牙膏、手纸也保持距离。输密码，回房间，两个合租的人像两个影子进入各自的洞穴里。他们离得如此之近而又毫无联系。隔着墙，互相听见对方拿快递、上厕所，偶尔在厨房看见对方来不及收拾的碗筷。两年里，他们几乎没说过话。 “有时候真想离开北京啊。”朋友说。那天我们吃饭排队接近一小时。坐在街边等位时，天光变暗，梧桐快落叶了。身后的餐馆人声鼎沸。看着大众点评上的套餐、优惠券、秒杀，我们接着聊起乏善可陈的工作，兴致寥寥。谈论工作的意义似乎早就过时了，太热情了甚至显得傻。“工作就是工作。”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说起工作，说的是绩效和KPI，不是它的乐趣、意义和自我实现。当时仍在新冠流行期间，它更加剧了某种困顿感和停滞感。但我们其实也害怕真的停下一离开既定轨道，比如辞职了，之后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吗？就这样迟疑着，踌躇着，不满意想走，想走又不敢走。明明还“年轻”，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这不应该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吗？我聊起了隐居吧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李颖迪《逃走的人》
当年我总体上是个很温驯的人，在别人面前很少坚持自己的意见，多数时候都是服从别人的主张。我发现在很多事情上，大多数人都比我更成熟和清醒。在处世这方面，我的家教几乎完全空白。我父母从没教我和人相处和沟通的技巧，以及怎么避免吃亏等。相反，他们对我的教育是假设了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克制、自觉、服从和无私（这种无私是指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看待自身的利益和得失）。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后来我才认识到，很多人连换位思考的基本意识都没有。而我当然不喜欢吃亏，我可没有高尚到即使吃亏也还心无怨念。那么要摆脱这种困境，要不我就学会怎么拒绝人，要不就索性疏远所有人。显然对我来说，后一种方法更容易。。。。。。我还很不习惯和人讨价还价，我不喜欢和人讲利益、谈条件。和人谈判给我的感觉近似于有意识地得罪人，而我不喜欢得罪人。可是我也不是真的无所谓个人得失。我的讨好型人格令我不堪与人交往的重负。早年的我在和人交往时经常吃亏，有时确实是由于我蠢笨，还有些时候则因为性格上的弱势。我会故意去吃亏，以证明自己的无私和表里如一。可我实际上不喜欢吃亏，而且吃了亏还要让人觉得我傻或软弱这点令我尤其懊恼和气愤。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我的性格非常被动，习惯服从而不是去说服别人。我不是那种锲而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我很容易放弃，尤其害怕被人拒绝，所以根本不敢勉强别人；当我面对别人的难堪和尴尬时，我会比对方更难堪更尴尬。我向顾客推销产品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揣摩他们的想法。假如我感觉顾客稍有抵触或抗拒，我就会立即放弃，甚至都不用顾客说出来。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可是我还想在写作上再进一步，我知道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表象。当然，我没有能力分析这个社会的本质，这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我相信一个道理：只要我在某个方面足够深入，万事万物的共性都会从中呈现，因此重要的是深入。而这次我决定深入的对象是自己。毕竟我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必然部分地是某个时代和社会、某些文化和观念的产物。当我追究我怎么变成了今天的我，以及为什么会有那些经历时，追究的过程必然会发掘出远比我锚定的目标更丰富的内容。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是我与人发生龃龉时，内心会非常焦躁不安，对此我难以克服。我特别害怕得罪人，受不了别人的非议。 当年我会这么糊涂，除了因为年轻，还由于我父母从不和我谈论这些事情。他们在家里只教我与人为善，教我遵守和服从，却从没提醒我还要捍卫自己的权益一连一次都没有。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捍卫过自己的权益，甚至都没有“个人权利”的意识。他们都是事业单位的基层职工，一辈子没接触过私营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其实我讨厌自己的孤僻性格，也为伤害过别人感到内疚，但我无力压制自己过剩的自我意识。尽管我比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适应孤独，但这不代表我喜欢孤独。只是和人交往带来的精神负担太重，对我的生活妨碍很大，令我难以承受，我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如果我是个外向和开朗的人，后来很可能就不会写作了，否则我不会直到三十岁才真正动笔一我不清楚哪种情况对我来说更幸运一些。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我开始意识到，个人不能适应和融入社会，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因为还有人故意不去适应和融人社会，而且重要的是他们都过得比我快乐。我是个文静、内向、压抑、自卑的人，而他们大多激动、开朗、外向、自信。不难想象，我有多么羡慕他们。我在这里交到了一些要好的朋友，在他们的带动下，我开始听起了摇滚乐。实际上，我的性情和摇滚恰好相反一摇滚要反抗一切，而我是个驯顺的人。因此我从来都不能像朋友那样沉浸进去，但是和他们保持趣味一致令我高兴。我愿意附庸风雅地和他们一起沉迷和激动，哪怕只是装出来的沉迷和激动。他们的年龄其实都比我小，但在旁人看来我才是最小的那个。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不过我不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我怕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迟钝。我不是一个感性的人，我习惯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因此欣赏不了片里那种青春期的忧伤。或许我这辈子从没在生活中经历过青春期，而只是在文艺作品里补了个课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有这段工作经历，更不会在今天把它记录下来。我认为我的际遇，或者说我遭遇过的人和事，归根结底是由我自身决定的。在某个层面上，这也是一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可以选择接受它，或者选择改变自己，但不能既不接受也不改变。因此今天的我对过往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我只想尽量去理解这一切。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今天我已经四十三岁，我从前的同学同事年龄也和我相当。尽管我很少和他们联系，但在QQ群和微信群里，我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观点。我发现大多数人的智识水平不会持续地增长，一旦生活状态到达稳定自足，思想观念就会随之趋向封闭保守。这时人不再轻易地质疑和刷新自己，而是不断地巩固和重复自己。很多人很早就已经定型了，他们只在和切身利益直接有关的方面有所精进和积累，而在此外的方面可以无知和狭隘得惊人。无论如何，我已经成了今天的我，相比于我可能成为的其他样子，我对今天的自己还是认可的。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这里插句题外话，后来我才认识到，做我们这种小本生意，其实真的就是在给商场打工。我们出钱出力、累死累活，把商场做旺后，自己所得的利润，远不如商场产业的升值幅度大。而商场一旦旺起来了，业主必定要涨我们的租。于是我们就像渔夫养的鸬鹚，租金就是我们脖子上的绳套。我们辛辛苦苦捕到的鱼，根本吞不到自己肚皮里，而是卡在脖子里，渔夫一伸手就掏走了。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尽管开第二个店是我们必须迈出的一步，但我合伙人的意愿却不如我来得迫切。确切来说他认为我太急进了，他反复地劝我要谨慎，建议我们放慢节奏。但我当时无法像他一样平心静气。我每天在商场里待上十二三个小时，切肤地感受着各种压力，情绪很难不受到影响。比如说，一笔生意差点没能谈成，顾客转头光顾了另一家店，这时我会感到懊恼。又比如，从顾客嘴里听到有别的店主在背后诋毁我，这时我会感到愤怒。其实我应该多和顾客培养感情，保持互动，因为顾客是认人不认店的。可我抗拒那么做，因为交际会带给我压力，于是有些顾客就白白地流失了。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心里忧虑，但无计可施。当我们和其他店撞款时，遇到来比价的顾客，我不知该如何周旋。我在很多方面都很笨拙，同时又心太软，经常毫无必要地让价。其实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意。我讨厌做销售工作，也确实做得很糟糕，但我必须硬着头皮做，于是我越来越感到不安。今天回顾当时的我，可能有点把潜在的危机夸大化了，也就是自己吓自己。但我每天都陷在危机感里，如果不做些什么，根本就安不下心来。我的合伙人不像我那么着急，是因为他没有亲身站在商场里面对种种竞争。他只是每晚看我发给他的营业数据，那只是一些数字，当然不会令他紧张。而我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我已经无法思考，我难过得像室息一样。但出于本能，我伸手按住了她的手，阻止她那徒劳的尝试。她立即拾头看向我，她的表情不是生气，也不是疑惑，而是一副混杂了惊恐和乞求的哭相一我从没在成年人的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我马上松开手，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晴也湿了，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我仿佛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进而我体会到，我所有对别人的怜悯其实都是一种自怜的投射；倘若有天我不再怜悯自已，我可能也就不再怜悯任何人了。我在心里警告自己：地要怎么试穿就怎么试穿，哪怕她接着往腿上套十条短裤 我也不要去妨碍她了。最后，她买下了其中的一条。我还记得她臂弯上挎着一只明黄色的大提包，当她打开那只提包时，我看见里面空空荡荡，零散地躺着一些钞票。我不知道她属于哪类精神病人，但她可以分辨钞票的面额。我看着她一张一张地拈起那些钞票，其中有些皱起来的，她还要先捋一下，把钞票捋平了，再整齐地叠起来，递给我。我接过她递来的钱，突然觉得和这相比，整个世界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和乏善可陈。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时期，我觉得自己已经有轻微的应激性精神障碍的症状。回到广州之后，我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人都不联系。电话我早已不接，连号码我都换了，QQ上有人给我留言我也不回。这一年我刚好三十岁，虽然我认为以十年为单位赋予人生某种标准或意义并不科学合理，同时也不该通过一个人做成或拥有什么来衡量其价值，但我还是无法做到超脱于世俗定见之外。我为自己的一事无成感到自卑，尽管我认识到这种自卑并不成立，我哪怕一事无成但仍然可以骄傲，因为我本来就没想做成什么事，这不属于我的自我评价标准。可是当年的我还不能像今天这么坚定，当别人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时。对我仍然会造成困扰甚至伤害。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不过尽管我没去上班，却也不是每天坐着发呆。我买来大量的文学著作读，并且开始尝试写小说。这一次我非常认真。我已经看得很清楚，无论是打工还是做生意，都是我不喜欢、不擅长的事情。把人生寄托在这些方面，我就必定一事无成，所以我希望在写作上能取得一些成绩，留下的作品能经受时间考验，在将来仍然被人阅读、被人喜欢。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出于逃避心理而选择了写作。因为我不去上班，这似乎很难向人解释 我经常会因为过度反省而失去对自己的信任，平白地消耗掉热情和动力，导致做事情缺少恒心。事实上，最初促使我萌生写作念头的，是一些曾经感动过我的作品，那些作品给过我安慰和鼓励，触动我真正地去认识事物的价值和人生。我也想创作出那样的作品，传承那些珍贵的感动。其实我是个很少感动的人，我的感情并不丰沛和活跃，和大多数人相比，我都显得更冷淡和理性，因此我很珍惜自己有限的感动。我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被崇高和纯粹的精神打动。不过你也可以说。崇高也是一种纯粹，因此归根结底是纯粹。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我认为知识可以积累，观念可以革新，能力也可以锻炼…但是一个人的感情、感知和性格等方面的形式特质，要比知识、观念和能力等对写作更具决定和根本意义。写作就是把自己固有不变的可能性兑现到极致。而这也是一个写作者和另一个写作者，或者说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根本区别的体现。当然，以上只是我今天的看法，只对我现阶段的写作适用。我要强调的是，这并非对其他写作者的建议。在我看来，做到真诚地思考、观察、感受和记录，就已经可以向自己交代了。这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毕竟还有很多人，甚至是远此我聪明能于的人，不懂得真诚为何物。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今天回顾当年的自己，我认为对于后进的我来说，更要有一种毫不动摇的自信和百折不挠的心态，以及直接从写作中获得满足和充实的能力，才能在交流中既汲取到有益的养分，又不致损失珍贵的内在驱动力。至于说天分，今天我已经不在乎了，而且我认为当年的自己也不必在乎 这就是个伪命题而已，写作不是专为有天分的人准备的。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写出多么好的作品，而是坚持写下去。我认为在更本质和重要的层面，我能写出些什么，或者说能写好些什么，是早就已经被决定了的一我本身是什么，我就能写出些什么。而我本身是什么在我开始写作前就确定了，不会因为我开始写作就发生改变。重要的是人而不是作品。当然你也可以说：人就是作品本身。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佛通通被抹去了。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就像刚来到这个世上。在一定程度上，我开始按自己喜欢并认为好的方式待人处世，即尽量简单和真诚。因为我察觉到，在本地人看来，外地人身上肯定会有某些难以理解的方面，他们区分不了这些方面是由我的外地属性造成还是由我本人造成。这也就是说，我身上的种种缺陷和不足，现在都被裹在我的外地人披风里，不再茂人识别和关注了。继而我认识到，在这里我无论做出什么可关的事情，他们都只会觉得外地人真奇怪，而不是轻视或嘲笑我。于是我不再惧怕旁人的目光了。这种感觉真好啊，我很享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显然，我也没能免俗，在全书的结尾总结了一段文字。这些都是我今天的信念，并非与生俱来，也经历了从浑浊到清澈、从怀疑到坚定的过程。或许听起来有些像鸡汤，其实如果我可以选择，我希望没有出生到这个世界；如果我有孩子，我也希望他（她）的人生不要像我的。只是和所有人一样，当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如果我不存在，当然就不会思考一只有存在的人会思考存在的意义。这像是一个悖论，或是一个恶作剧，尤其是当得出的结论是存在并无意义时。可是如果答案只有一个，即存在肯定有某种意义，那么这才是真正的鸡汤。我觉得人生就像一种疾病，天然地存在种种病症或缺陷，因此并不完满。至少我没见过完满的人。这种不完满永远无法完全弥补。而我的所有努力，都建立在这一认识上。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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