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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简介：
刘擎，男，1963年3月生于青海西宁，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1978年，刘擎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82年7月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2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并在社会科学部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8月获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
共2133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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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波普尔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波普尔看来，我们人类是一种“问题求解”的动物，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活动，都是这个模式：遇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找到方案获得进展。但我们无法找到一劳永逸的完美解决，因为解决方案本身总会遇到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求解”之旅就永远没有终点，是一种“无尽的探索”。《无穷的探索》就是波普尔思想自传的书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韦伯真正的贡献不在于明了现代的理性化特征，而是揭示了理性化的各种复杂后果，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萨特和波伏娃关系的奇特之处在哪里？在于他们决定排除任何其它因素的干扰，把彼此喜欢的意愿作为至上的原则。可是他们为什幺不结婚呢？如果两个人感情好，结婚又有什幺妨碍呢？萨特有一个说法：如果结婚了，我们会无法分辨究竟是什幺让我们相守在一起是因为相互的爱恋，还是因为婚姻制度施加的约束。如果没有婚姻的制约，我们仍然是伴侣，那就一定是我们自由的意愿所致，是纯粹出于爱情。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这恰恰带来了创造的自由。 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处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 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代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人们开始怀疑并且挑战传统，自觉地面向未来、创造历史。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弗洛伊德理论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个搭错车的故事：它以科学的名义广泛流行，当发现它其实不具备科学性的时候，这个理论已经大众化了。哲学家洛姆曾经说：“无论弗洛伊德是如何被人理解或者误解的，他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理解人性的方式。”我想，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弗洛伊德的贡献。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一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所以，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是“单面，或者说“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也不是立体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哈耶克用“理性的自负”来解释德国和苏联的历史，这是不同于当时主流看法的另类观点。在二战后期，西方主流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苏联是超理性的，而纳粹是非理性的，两者相距甚远。但哈耶克认为这两种模式的病根是同源的，都来源于“理性的自负”。具体表现就是，在经济领域中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规划中依赖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很不一样了。在现代，普通工人也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享受消费的快乐。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工作仍然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消费和享受才是目的。在工作中感到累得像条狗，而在吃、喝、性爱等活动中才感到自己像个人。这就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比如，一位白领女性，经常加班熬夜伤害了皮肤，所以需要购买护肤品。优质的护肤品很昂贵，所以她要追求升职加薪。这就要加更多的班，熬更多的夜，皮肤受到的伤害就更严重，于是就需要更优质、也更昂贵的护肤品和护理服务......你看，在这个循环中每一个环节的决定，这位女性都感到是自由自愿做出的选择，但是最终却陷入了一种受到支配的奴役处境，这就是马尔库塞说的“自由的奴役”。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所以，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是“单面”，或者说“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也不是立体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我把它叫作“精神内战”。为什幺全球化的时代会出现普遍的“精神内战”现象呢？这有经济和文化。在经济层面上，有一位研究平等问题的权威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他在研究中发现，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就拿美国来说，硅谷的大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传统制造业地区却走向衰落。硅谷的程序员和底特律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经济差距就拉得更大了。而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资的跨国界流动，这导致各国本土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遭到了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近年来，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这让欧美国家感受到文化冲击，激发了它们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却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21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这条断层线的两侧，就形成了“精神内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极对立。自由主义民主鼓励多元化的立场和观点，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而极端分裂的民意会让自由民主政治陷入严重的困境。政治学家最近几年发现，欧美国家出现了“民主衰退”，这在过去都是在那些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到了现在，哪怕在西方国家内部，自由主义的故事也越来越难讲通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真实和信仰之间的鸿沟试图通过工具理性的判断来越过“鸿沟”的努力，历史上也有过，但都不太成功。最著名的尝试大概是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他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叫作“与上帝打赌”。上帝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我们无法知道。那幺，无论如何选择，都没有确定性的担保，都像是在打赌。第一种选择是你信奉上帝。你可能会去教堂做礼拜，多花一些工夫理解《圣经》，而且在生活中尽量按照《圣经》的教义为人处事。那幺，假如上帝真的存在，你就得到永生。假如上帝不存在，你按照一个信徒的要求生活，无非是麻烦了一些，没有付出多大的代价。第二种选择是你不信上帝，不按教徒的要求生活。那幺，如果上帝不存在呢，你就“幸运”地免去了教徒生活的许多麻烦，不过也仅此而已。但如果上帝存在，你的麻烦就大了，你将付出下地狱的代价！那幺你权衡一下，你到底要做何种选择？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生意义的问题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它没有答案，恰恰在于有太多的答案。...有很多正确的答案，还有什幺困难呢？因为你找到了一个答案，仍然会不安心、不确信，你会忍不住去偷看别人的答案，然后就永远有挥之不去的怀疑：我的答案正确吗？你当然可以说，我才不管别人如何呢，我自己觉得正确就好啊。可是，只要稍微有点人生阅历的人就知道，“我觉得”常常在变，是靠不住的。甚至，在一天之内你的感觉都可能变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那种“理想主义澎湃的深夜”，然后是第二天的“现实主义觉醒的清晨”。反正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如此。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在我们做价值判断，依据的是个人形成的一套价值标准。这套标准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国籍、文化、性别，甚至职业、家境、爱好等等，都会影响到个人的价值标准。比如说，你家有一只养了十几年的宠物，不管最开始是因为什幺原因养的，到现在，你和完全不养宠物的人相比，在动物保护的问题上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倾向。在价值领域，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可以衡量一切。 那幺，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呢？韦伯的看法是，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就是韦伯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也是不会有结论的。 理解了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对我们有什幺用呢？我想，面对自己和身边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平和与从容，而不是急躁和焦虑，不是简单地指责别人不可理喻。对话与沟通总是有益的，但也总有无法沟通的时刻、无法化解的分歧。韦伯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坦然面对这种困境，与此共存，这也是智性成熟的标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幺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精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这就是“铁笼”的比喻中含的深意。 破除悲观，获得清明，达到从容一这才是韦伯思想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我以为我没有“过度工具理性化”，细想其实非常严重。我工作经常极为投入，为之欣喜为之迷茫为之痛苦。太看重我本人在社会上的工具价值和工作在我生命中的工具价值。事实呢？我不过是零件，功能有限，要实现价值，也必须接受自己的十分有限：工作在我的生命中也是零件，虽重要，但是远不及我的个人生命体验重要。是的，我生命最重要的就是丰盛美好的过程体验。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克尔凯郭尔为这个问题纠结了一生，最后他发现，你是无法完全依靠逻和推理来求证信仰为真、来确证它的可靠性。因此，你不得不勇敢地“纵身一跃”，才有可能越过这道鸿。这完全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们并不能知道这纵身一跃的结果是抵达拯救的彼岸还是跌入虚空的深渊。我们甚至无法计算这个风险的概率。信仰需要极大的勇气。true.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尼采认为人为了生命的欲望奋力拼博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但在奋斗中，人总会遭遇挫折与痛苦，感到无力和卑微。为了缓解痛苦与自卑感，基督教就造出了禁欲主义，宣称禁欲是高尚的。于是，人就可以通过否定生命欲望来逃避拼搏，继而逃避那些负面的感受。 但尼采认为，生命欲望是真实的，也是正当的。即使因为挫折而痛苦，我们也应当直面它们。就像鲁迅说过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按照尼采的观点，这就是诚实的英雄主义。但如果我们按照禁欲主义的说法，用否定生命欲望去逃避痛苦，就只会陷入自欺欺人的虚假人生。 尼采认为形而上学就是一些虚假的思想，是人编造出来安慰自己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成员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他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主张国家最少干预，在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后来到了19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那一代，出现了所谓现代自由主义，他们非常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转向强调政治民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道徳个人主义的主张是什幺呢？就是相信每个人作为道德主体，都是自由而独立的个体。每个人自主选择自己的目标，为自己选择的结果负责，也仅仅需要承担这种责任，不受任何超出个人选择的道纽带约束。也就是说，个人道徳责任的来源只是自己的自由选择，这和自己所属的群体、习俗、传统和历史等都没有关系。 在这里，桑德尔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理论视野，就是“共同体主义”，也常常被译为“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强，“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先有社群，社群造就了个体，而不是先有孤立的个人，然后再由个人组成社群。这对自由主义所依据的个人观念提出了挑战。 桑德尔在后期的著作中引用了另一位社群主义哲学家麦金泰尔的一个观点：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如果你要回答“你是谁？需要什幺？以及想做什幺？”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幺答案就在你的故事之中。只有讲通了自己的故事一理解自己成长的过程，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形成了你的目标，后来又发生了什幺变化你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 那幺，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组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 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组带关系中，你オ具有归属感，オ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 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那幺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与道德...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归纳一下这两点批判：第一自由主义的理论是虚假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无所牵绊的原子化个人；第二，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造成了自我中心，相互分裂的冷漠社会。 如果你相信自由主义的理论虚构了不存在的个人，那你就无法谈论虚构之人的任何实践后果。或者，如果你同意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那你就必须首先承认它的个人理论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换句话说，你不能既批评这种原子化个人是虚构的，同时又批评这种虚构的个人实际上造成了有害的影响。沃尔泽锐利的目光，穿透了这两种批评之间的逻辑裂痕，指出这两种观点是相互矛盾的，无法同时成立。 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理论真实反映了现实，所谓“孤立的自我”确实存在。他们并不是脱离社会的存在，而恰恰是被现在这个社会所塑造的结果。也就是说，个人确实是被社会塑造的，社群主义的这个观点没有错。但它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正是这种新型的社会造就了“孤立的个体”。现代社会的转变，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流动性”，总是在不停地移动和变化。那幺，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群还存在吗？人们还有社群关系吗？当然存在，但主要的类型改变了，沃尔泽把它叫作“自愿型的社群”。它和传统社群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一种“自駆的联合・你可以把自理解为可以决裂或退出的权利。就像一桩婚姻，如果说它是自愿的，就意味着选择离婚总是可能的。一种自愿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有可以改变的权利和机会。因此，我们很容易获得不同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 由于前面所说的四种流动性始终存在，现代社会永远都处于运动之中，沃尔泽把这种特征称作“后社会的状况”（ post-social condition）。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种孤立的、近乎原子化的自我，就并不是自由主义虚构出来的“先于社会的自我”（ pre-social self）观念，而是“后社会...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还有谁比我更了解自己、更懂得自己呢？当然是我本人认为只有自己对自己具有绝对解释权，这种观点叫作“唯我论”，常常和“个人自主性”联系在一起。 许多人都相信，所谓个人自主性就是“别管我，别管我，我的地盘我做主。自主性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可是，你如何做出选择呢？尼采和萨特都告诉过你了，选择没有什幺标准。你选择，你负责这就是一切，其它没有什幺好说的。 可是，没有客观标准的选择可能会错，结果可能会让自己不满甚至痛苦样一来，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太过沉重的个人负担。于是，有人平庸无聊，有人失落迷茫，也有人孤独无助…这些都不是他人的评判，不是外在的感受而是我们自己能够真切感受的困苦。这样的精神困境在现代社会相当普遍。 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种道德理想。 泰勒的研究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比如，奥古斯丁就说过，“通向上帝的道路经由我们的内心”。卢梭把这种与自己内心的接触感，表达为我们的“存在之感受”。再到后来，本真性成为伦理世界的重心，是我们作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不可缺少的要素。 泰勒认为，消极自由只是本真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能把本真性与消极自由画等号。他指出，自由主义的观点存在一个盲区，就是把本真性强调的“忠实于自己”等同于“唯我论”的主张。只要依据自己的内心，就足以创造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外部世界要幺是多余的，要幺是“自我实现”的障或敌人。但这恰恰是唯我论的盲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入与人之，那幺主体与主体之间就会形成种关系，哈贝马斯称之为“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是的，语言可以用来吵架、威胁、欺骗和污染，但也可以用来交流沟通。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言谈行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策略行动”，你的言谈只是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这时候你好像在和人交流对话，但语言只是你的策略工具。这时候你使用的理性，其实就是工具理性。打赢一场诉讼案，完成一个被指派的任务，或者把意中人“追到手”，这些都是策略行动。 但还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行动，是为了真正理解彼此而展开的对话交谈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行动”（ communicative action），也可翻译成“商谈行动或“沟通行动”。比如，我们和同事在工作之余聚餐，或者你在追求伴侣成功之后还继续谈恋爱，这些都是为了真正理解而交谈，属于交往行动。哈贝马斯认为，好好说话这件事本身有很深的道理。这不只是解决矛盾的调解机制，他从中发现了一种理性的类型，这种理性既不是工具理性，也不是主体性的价值理性，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理性，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 只要你知道韦伯命题的意义，你就会理解哈贝马斯的贡献有多重要。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有自己适用的领域，在技术、经济活动和官僚体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把这个领城称作“系统”。但人类活动在“系统”之外还有块是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韦伯非常担忧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哈贝马斯也格外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仅仅屈从于工具理性，那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系统的殖民”。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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