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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莉·鲁本霍德简介：
海莉·鲁本霍德（Hallie Rubenhold），英国社会历史学家。她最出名的工作是通过研究历史档案，还原了开膛手杰克案受害女性的真实生活，打破了她们都是妓女的刻板印象 。目前在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担任策展人，也在大学当讲师 。她不仅写书，还参与过影视编剧工作，比如BBC剧集《名姝》和电影《风流艳妇》都有她的参与 。‌‌她最知名...
共66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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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安妮的重大时刻。她得到了一个机会，让自己的人生获得成功，完成社会对她的所有期待：不仅仅做家中的帮手，而且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成为女主人，最重要的是，成为妻子和母亲。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尽管她的罪过可能不涉及男女关系，但在维多利亚社会看来，离异妇女和堕落女子没什么不同。因德行有亏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妇女，同红杏出墙的妇女一样受人憎恶。一个女人，如果她“酗酒且不守规矩”，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不顾及自己的仪表，缺少一个体面的家庭，或是没有丈夫或家人来约束她的行为，那么她在众人眼中就和妓女一样堕落。她们成为同一类人：被驱逐的女人。和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在世人眼中，安妮已经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了，所以与杰克·西维建立同居关系，从而在法律上沦为通奸者，倒也构不成多大的区别。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由于爱德华·沃克似乎是一个坚定的教育支持者，因此波莉在学校念书一直念到了15岁，就她的性别和阶级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工人阶级家的女孩只学认字，不学写字，但波莉两者都会。虽然沃克家买不起什么奢侈的东西，但能接触到文字读物或许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长大的唯一好处。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安妮·查普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发生的众多悲剧中，最令人痛心的或许是，在那一夜，或任何一夜，她其实都大可不必露宿街头。相反，她原本可以躺在娘家的床上，或者在伦敦的另一边让妹妹们照顾。她本可以接受肺结核治疗，她本可以在孩子们的拥抱中得到安慰。每一次，都有人伸出援手，想要将她从深渊中拉出来，但酒瘾的反作用力更强，羞耻感也同样牢牢地攥紧了她。正是这一点让她万劫不复，也是这一点，在许多年以前，就早已扑灭了她的希望和生命。谋杀她的人在那晚夺去的，不过是酒后余留下的行尸走肉罢了。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安妮·查普曼死后不久，住在伦敦贝尔格莱维亚高档住宅区南伊顿广场的殖民地部高级公务员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先生很受触动，提笔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他对白教堂的连环谋杀案颇感忧虑。烦扰他的并不是“多塞特街、弗劳尔迪恩街的堕落居民”死亡的事实。爱德华·费尔菲尔德更担心的是，在这场骚乱之后，像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女人会离开斯皮塔佛德地狱般的小屋并进入他所在的街区，将她们的“歪风邪气带进迄今未受污染的街道”。“这四名白教堂的弃儿被杀所引起的恐慌和兴奋暗含着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她们有生存的权利……”这位政府代表继续说道：如果她们有这样的权利，那么她们就有进一步的权利，可以租用避身之处以躲避英国夜晚的严寒。如果她们没有这样的权利，那么总的来说，她们遇到了不知名的外科天才，这是件好事。无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清理东区的堕落居民”。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会对这种应受谴责的评论感到不寒而栗，但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其实只是表达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即便在当时算不上共识，也至少是在1888年时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的。费尔菲尔德是个单身汉，经常流连于俱乐部，在那里他以“略带轻浮、略带放浪的个性”而闻名。当他不在俱乐部里的时候，家中有一个厨师和一个伺候他吃饭的女仆会照顾他，他还会定期举办私人晚宴招待自己的男性友人。费尔菲尔德和大多数有文化的公众一样，从报纸上了解到他所需要知晓的有关东区“堕落居民”的一切。他从读到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她们令人厌恶的、贫穷的、沉湎于酒精的生活。他对贫民窟妇女的理解无论还有什么欠缺之处，都会被“常识”所填补：她们都是些绝望的、肮脏的、满嘴脏话的妓女。然而，可悲的是，他和《泰晤士报》的其他读者不曾意识到，他口中的“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典型女人”身上的故事远比见诸报端的要多。爱德华·费尔菲尔德不知道，安妮·查普曼已经“把她的歪风邪气带进”了他所在的地区，因为安妮·查普曼在那里度过了她...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自打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出生的那天起，她们拿到的牌就没有好过。她们的生活是从负开始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而且生来就是女性。打一出生起，在世人眼中，她们的重要性就不及她们的兄弟。和有钱人家的女儿们相比，她们就像是世界的负担。连一个证明的机会都没有，她们的价值就已然被抹消了。她们永远挣不到和男人一样的收入，所以她们上不上学也就不重要了。她们能找到的工作都是一些补贴家用的杂活儿，这些工作的目的不是带来成就感，也无法产生价值感或个人满足感。工人阶级女孩的头等出路是从事家政服务。经过若干年的辛苦工作后，她们有望成为一名厨师、管家或贴身女仆，在地位和尊严上得到提升。像凯特·埃多斯或波莉·尼科尔斯这样的穷苦女孩是找不到文职工作的，尽管她们都识字，但能做的通常只有在血汗工厂里缝12个小时的裤子，或是薪水连食宿费都不够付的粘火柴盒这样的工作。贫穷女性的劳动是廉价的，因为贫穷女性是可以被牺牲的，因为社会没有指派她们来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却不得不支撑起一个家。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入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谋杀案发生的当时，“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观点强化了这些评判是非的道德准则。然而，虽然它在1888年时迎合了当时的需要，但这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服务对象。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关于谋杀案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即便它经不起推敲。从19世纪61年代颁布《传染病法》到白教堂谋杀案发生期间，很少有官方机构，包括伦敦警察厅，能够就“妓女”的确切定义及其识别方法达成一致意见。妓女是否只是指像玛丽·简·凯利这样完全通过性交易获得收入并且自认从事这一行当的女人，还是说“妓女”可以有更宽泛的定义？妓女是指接受男人请喝酒，然后让男人陪她到寄宿屋，支付床位费，发生性关系并过夜的女人吗？是偶尔在酒馆后巷为男人收费手淫，但不与他们性交的女人吗？是为了三便士而让男人把手伸进她裙子的女人吗？是在找到洗衣店工作并遇到愿意同居的男人以前，一周两次为钱上床的女人吗？是曾经在妓院工作过，但后来离开妓院成为客人情妇的女人吗？是四处流浪，由于害怕危险和落单而同意与某个男人上床的女人吗？是与追求她并给她买礼物的男孩发生性关系的年轻工厂女工吗？是有着“作风轻浮”的名声，在酒吧里狂欢到深夜的女人吗？是带着三个和不同爹生的孩子，只因某个男人愿意给他们地方住就与之同居的女人吗？其中一些女人可能会被归为职业妓女或“一般娼妓”，而其余可能被称为“临时妓女”，或根据其所属集体的社会规范，只被视作发生了婚外性行为的女子。但正如伦敦警察厅所认识到的，这些群体之间的界限往往非常模糊以至于无法区分。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波莉、安妮和凯特曾经从事过一般卖淫活动的情况下，许多人声称这些女人参与了“临时卖淫”：这是一个掩盖了她们生活中的模糊地带、充满道德判断的笼统用词。这个词通过联想来给女人定罪——因为她贫穷、酗酒，因为她离开了她的孩子，因为她和人通奸，因为她有非婚生子女，因为她住在寄宿屋里，因为她深夜外出，因为她年老色衰，因为她居无定所，因为她乞讨，因为她露宿街头，因为她打破了所有关于女性该是什么样的规则。这一推论过程也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波莉、安妮和凯特三位被害人都无家可归，这个共同点却被完全忽略了；在有伤风化这一点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和一个“妓女”没有任何区别。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女性夜里在外活动是可能有很多原因的，但不是所有原因都像街头拉客那样一目了然。那些没有居所或家人的人，那些酗酒的人和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她们的生活并不遵循着传统规则。没有人知道或关心她们做什么或去哪里，而比起性方面的目的，或许正是这一点，才吸引了杀手。如果按照伦敦警察厅警察总监为定义“妓女”一词而制定的官方标准来审视波莉、安妮和凯特，那么很显然，她们不能被认定为妓女。即使从研讯证词来看，也不存在支持这些论断的证据。同样，也没有铁证能证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在被谋杀前的那段时间里重新回到色情业过。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个自认为是妓女，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社区中的任何人认为她们从事性交易。此外，也没有人站出来表示自己曾在波莉、安妮、凯特或伊丽莎白遇害的那些晚上，被她们拉过客。在验尸官听取了所有证人提供的证据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她们的死亡证明上作为“职业或专业”被记录了下来。玛丽·安·尼科尔斯被描述为“印刷机械师威廉·尼科尔斯的妻子”。安妮·查普曼被认定为“马车夫约翰·查普曼的遗孀”。伊丽莎白·斯特赖德被记录为“木匠约翰·托马斯·斯特赖德的遗孀”，凯瑟琳·埃多...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今天，只有一个原因会使我们继续接受“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想法：有一整个产业在依托着这个神话挣钱。毫无疑问，开膛手杰克的故事编得很不错。这是一个哥特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坚称开膛手杰克杀的是妓女，也使得这一恶性连环杀人案的故事变得稍微容易被人接受了。如同在19世纪一样，受害者“仅限妓女”的主张试图延续这样的信念，即存在着好女人和坏女人、圣母和妓女。它暗示有一个公认的女性行为标准，那些偏离这一标准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同样，它也有助于加固双重标准，免去男性一方作为加害者的罪责。这些观念可能不像在1888年时那样普遍，但它们仍然存在——虽然不像爱德华·费尔菲尔德那时一样能轻易宣之于口，但巧妙地整合进了我们文化规范的结构之中。这些蛛丝马迹在司法案件和政治活动中变得显而易见，并被编织进了有权阶级的言辞里。人们可以在公民起诉特纳案（2115年）这样的案例中发现类似观点。当时，斯坦福大学学生布罗克·特纳被指控强奸和性侵...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维多利亚的大街上，当一个女人越轨并违反了女性规范，世间都存在着一种默契，那就是必须有人把她赶回原位。因为“不过是妓女”，所以即使在今天，那些写作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故事的人依然可以继续贬低她们，将她们性化和非人化，继续加强圣母/妓女的价值观。所以作者可以根据被害人尸体的形象对她们的外表进行排名，并宣告“看来，白教堂杀人犯对美丽的皮囊并不感兴趣”，然后得出结论，“玛丽·简·凯利漂亮，斯特赖德活泼……至少有吸引力。除此以外的受害者都是泡在杜松子酒里的平庸货色”。所以这类作者可以自由猜测这些女性在被谋杀前的性行为频率。所以人们可以接受将这些女儿、妻子和母亲视为“几个垂死的、烂醉的婊子”，而“（杰克）所做的只是处决，（然后）开膛破腹”。所以凶手能够一跃成为名人，而受害者得到关注只因为她们“与地球上最有名的男人之一有过亲密接触”。开膛手杰克故事的核心是一种叙事，描述了杀手对女性的深刻、持久的仇恨，而我们对这一神话的文化迷恋，只会正常化其厌女症的特质。我们已经对“开膛手杰克”的形象如此习以为常，视他为神秘莫测、无人能敌的男性杀手，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可以经常在伦敦的海报、广告和公共汽车车身上，看到他头戴礼帽、身披斗篷，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子。酒保用他的名字为酒命名，商店把他的绰号写在招牌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白教堂朝圣，追随他的脚步，参观专门纪念他暴行的博物馆。世人已经学会了在万圣节打扮成他的样子，想象自己是他，赞扬他的天才，把一个杀害女性的凶手当作笑谈。借着拥抱他，我们拥抱了1888年时他周遭的一整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告诉女性，她们低人一等，被羞辱和虐待也很寻常。我们强化了这样的概念——“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而“妓女”更是次等的女人。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好心的基督徒你们都过来这里，伸出耳朵听听我的经历，因为一场残忍的谋杀，我被吊死在斯塔福德监狱。我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听了真叫人肉跳心惊。我杀害了我爱过的女子，哈丽雅特·西格，我的妻。我的名字叫查尔斯·罗宾逊。巨大的悲伤令我不能自已，一想到我所做的一切我的心片刻也不得安宁：在斯塔福德监狱的高墙里，我在痛苦的哀绝中哭泣，每时每刻都能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可怜的灵魂，准备下地狱！”我悲惨的命运是咎由自取，并不值得任何人怜悯，毕竟我是如此冷血地夺走了她宝贵的生命。她没有对我造成一丁点伤害，我怎能待她这般无情？无人知晓我此刻的感受，我的心中满是哀戚。噢，当我置身于黑暗的地牢，忧伤的思绪浮现不停，我所做出的残酷行径，历历在目无比清晰。当我躺在牢房之中，那些可怕的景象涌上心头。被我杀害的爱人的倩影，映入了我的眼睛。撒旦啊，你这强大的魔鬼，为何要操控我的身体？噢，为何我会任由你的锁链缠住我那颗软弱的心？她是世上最好的女子，在我眼中无人能比，全由那嫉妒的怒火所致，哈丽雅特·西格死在了我的手里。愿我的下场是一声警钟，让全人类都能引为教训。想想我那不幸的命运，把我牢记在你的心底。愿你身边的爱人和知己，深爱你无论你是富是贫，愿天上的主赐福于你，人生苦短但能称心如意。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规定禁止她在住处的窗前或门口流连，也不许她“招呼过路人”。她必须“在公共场合穿着得体”且“不可引人注目”。倘若这些女性其实并没有从事性交易，又或者她们并非公然违法，而是遭到强奸或是偷情，面对这样的训诫时，她们一定感到无地自容。尽管伊丽莎白的名字出现在了俗称的“耻辱登记册”上，但在那年春天的登记文件上，她仍然以佣人自称，而非妓女。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尽管她们都识字，但能做的通常只有在血汗工厂里缝12个小时的裤子，或是薪水连食宿费都不够付的粘火柴盒这样的工作。贫穷女性的劳动是廉价的，因为贫穷女性是可以被牺牲的，因为社会没有指派她们来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却不得不支撑起一个家。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人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这种双重标准确保了男人寻花问柳虽然不一定被社会彻底容许，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却只有在与男人合法结婚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上述观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即便是在性观念较为随便的工人阶级群体里女性仍然首当其冲地受到道德评判。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追查和指认凶手。相反，我希望追溯五名女性的足迹，在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去思考她们的经历，并沿着她们的道路穿越阴霾和光明。她们的价值远不止我们以为的那几具空荡荡的人类躯壳：她们是哭着要妈妈的孩子；她们是坠入爱河的姑娘；她们经历过分娩之痛和双亲的死亡；她们欢笑着庆祝圣诞的到来。她们与兄弟姐妹争吵，她们流泪，她们怀揣梦想，她们受伤，她们享受微小的胜利。她们的人生轨迹是维多利亚时代众多女性一生的缩影，而她们的结局又是如此异乎寻常。正是为了她们，我才写下这本书。我之所以提起笔做，是希望如今的我们现在可以听清她们的故事，并将那些一度从她们的生命中被残酷夺走的东西交还给她们——那就是尊严。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虽然学校教育直到1876年才成为义务制，但工人阶级中相对富裕的父母往往会把家中的男孩，有时也包括女孩，送到当地的慈善学校或收费学校。这在与印刷业有关的家庭中尤其如此，在这些家庭里，识字不仅受到高度重视，而且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一些企业主，比如那个时代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的斯波蒂斯伍德公司，甚至在工作现场为15岁以下的男孩提供学校教育，还为其员工开办了一个借阅图书馆，以鼓励员工全家阅读。虽然波莉和她的哥哥爱德华也许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资源，但他们很可能在公立学校或英童学校上学。公立学校，如位于鞋巷附近由圣公会组织的伦敦城市公校，为那些还得替家里挣钱的孩子提供非全日制教学。有些工人家庭自认比社区中的底层贫民高一等，他们就更青睐英童学校，相信那里提供的读书环境会严格一点，英童学校里，在男老师或女老师的主持下，年长的孩子会教年幼的孩子功课。由于爱德华·沃克似乎是一个坚定的教育支持者，因此波莉在学校念书一直念到了15岁，就她的性别和阶级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工人阶级家的女孩只学认字，不学写字，但波莉两者都会。虽然沃克家买不起什么奢侈的东西，但能接触到文字读物或许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长大的唯一好处。除此以外，在这个她度过青春岁月的家中，几乎没有其他可供享受的慰藉。沃克一家从未远离过鞋巷或高霍尔本。他们从道斯公寓搬到迪恩街、罗宾汉公寓和竖琴胡同。在圣布里奇和圣安德鲁教区那狭长的中世纪街道上密集的住宅中，空间和隐私好比是天方夜谭。1844年，有人对伦敦人口稠密地区的住房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像沃克一家居住的这种位于封闭短街和窄巷中的建筑，“通风不良且肮脏……是整个街区中……条件最差的”。大多数家庭，全家人共用一个房间，房间的平均大小约为“2.4米乘3米，从地板到天花板为1.8米到2.4米高”。这些逼仄的房间里要塞进整整一大家子人。道斯公寓，过去是一栋木质结构加石膏外墙的大型房屋，...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即便有姨妈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帮助，母亲的去世也使得波莉必须快速地成长起来。无论她是否希望承担起当家女性的角色，这一职责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落到了她的身上。根据那个时代评论家的说法，丧偶男子的女儿被期望“成为鳏夫父亲的安慰”，并且“收拾屋子，照顾家人”。在母亲缺席的情况下，她的首要责任是顾好家里，这甚至优先于她的学业。这一责任也排除了她寻求全职工作，特别是家政工作的可能性，因为这需要她住在其他地方。毫无疑问，在九岁时，波莉已经掌握了打扫家里，以及为父亲和哥哥做饭的基本技能。如同习俗要求的那样，她似乎整个少女时期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而不是像同龄和同阶级的女孩那样出去当佣人。由于爱德华·沃克的工资足够养活人数减少后的一家人，于是波莉的时间一半用来尽家中的义务，一半用来享受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的奢侈的学校教育。家庭的不幸，似乎让波莉和父亲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牵绊，这种牵绊几乎贯穿她的一生。维多利亚社会不光期望波莉能承担起母亲以前在家里的操劳角色，也希望鳏夫的女儿能给父亲提供他所缺少的情感支持。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经常把丧偶男子的女儿描绘成无私奉献的典范：端庄有礼、没有孩子气的烦恼、足智多谋、温柔纯真。查尔斯·狄更斯的《董贝父子》——这部小说写于波莉出生后一年——中的弗洛伦丝·董贝就是这样一个无可指摘的人物。在失去母亲后，弗洛伦丝通过自己的高尚道德和自我牺牲精神，成功赢得并保住了鳏夫父亲的爱。而在波莉和爱德华·沃克的情况中，奉献精神和高尚道德看来平均地分配给了父女俩。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波莉很少远离她的父亲，甚至在选择配偶时也是如此。1861年，19岁的威廉·尼科尔斯住在布弗里街30—31号的一栋男子寄宿屋里，平时的工作是库工，很可能从属于印刷业。威廉的父亲是一名纹章画家，按照传统的方法在马车和标牌上绘制盾徽，但到了19世纪，他将重心越来越多地转向印刷信纸和藏书票。1861年春天前...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终其一生，波莉恐惧并憎恨着济贫院。沃克家和尼科尔斯家的人都很勤劳，他们知道自己靠双手过上了体面的日子，并为此自豪。在皮博迪公寓的生活会让他们为自己的地位感到骄傲，甚至更可能对那些走进联福路或王子路大院的人嗤之以鼻，谁叫他们好吃懒做、道德败坏呢。然而，在那个时代，只有那些有能力支付高昂法庭费用的人才能选择离婚，而希望与丈夫“正式”分开的工人阶级妻子首先要证明她的绝望和贫困。要证明这点，唯一的方法是进济贫院。对许多妻子来说，这段苦难被描述为“她们一生中最屈辱的经历”，并作为“永久的污点”伴随着她们。1880年，当波莉背弃丈夫、走出家门时，她肯定明白会有什么后果。这是极其果敢的一步。虽然在工人阶级中，夫妻分手并不罕见，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周围“正派人”中受尊敬的日子到头了。是谁的过错并不重要；反正一个女人离开她的丈夫，她就失败了。一名好妻子“必须品行高洁、坚贞不屈、蕙质兰心、冰雪聪明”，这不光是为了“精进自己，更是为了奉献自己”。她对丈夫的责任是“紧随其旁”。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是永远不抛弃、不放弃她的孩子。离开家庭使她变得格格不入、伤风败俗，沦为有悖妇道的活生生的例子。和丈夫分手，等待她的是贫困和进一步的堕落。传统的妇女劳动，如家政服务、洗衣工作、缝纫或在家里装配东西的计件工作，赚得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除非找到另一个男人依靠，否则她将很难养活自己。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入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但正如救世军的创始人卜威廉所言，这种忽视可能并非有意为之；生活优渥的阶层只是单纯不懂得无家可归具体意味着什么。他在《最黑暗的英国及其出路》一书（此书是那个时代对贫困问题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中写道：“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对那些生活在伦敦的人来说，每天晚上有这么多的人露宿街头可能是个新闻。”午夜过后，几乎不再有人走动，当我们舒服地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外面那些在风雨中的人，他们坐在露天的硬石凳上，或是蜷缩在大桥拱廊下整夜颤抖。然而，这些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人就在那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心灰意冷，很少会发出声音去惊扰邻人的耳朵。露宿者可能觉得自己在“体面社会”的眼中近乎隐形，但他们的身影遍及伦敦。1887年，每晚睡在特拉法加广场的人据估算在“200多人”和“600人”之间。根据卜威廉的记录，1890年的一个晚上，泰晤士河堤岸上有270人，考文特花园市集有98人。据信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在海德公园栖身。不过，这些场所仅仅是最一目了然的地方。首都的每一个街区都挤满了人。斯皮塔佛德教堂周边一带是另一个热门地点，此外还有“大量能遮雨的院子、面包车等，这些受欢迎的小角落在伦敦随处可见”。虽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无家可归的经历对任何沦落至此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幸，但像波莉这样流离失所的妇女，还可能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当一名女性失去男性或家庭的庇护时，人们便把她视作弃妇，而弃妇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女人，也因此，弃妇就背上了没操守、不检点的名声。社会各阶层普遍认为，为了食物和床，这些妇女什么都肯做。因为走投无路，她们便只能任人鱼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用征得她们本人的同意。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虽然这三个佣人都从早上五六点就开始干活儿，有时甚至工作到凌晨，但安妮身上的家务活儿是最重的。小家庭的佣人什么事都要干，从每天三次清洗餐具，到把煤桶拖上楼、铺床和给壁炉生火，有时她们也被称作“万金油女仆”。在卢尔家，管家福特夫人可能还兼任了厨师，这时安妮就需要从旁协助，不仅做饭时要打下手，还要服侍主人用餐。即便家中只有两位老先生，安妮要干的活儿也有一大堆，很少得空。她要么在打扫灰尘、清理壁炉，要么就在擦地板、掸地毯、准备洗澡水、擦亮靴子或是缝补衣服。伦敦有大量的商业洗衣店，如果卢尔先生没有选择把脏床单送去店里洗，那么洗涤、漂洗、拧干和熨烫床单的繁重工作也会落到安妮身上。女佣虽然从早忙到晚，拿到的报酬却低得很。根据比顿夫人在当年出版的《家政宝典》中的建议，安妮作为一个“万金油女佣”，年薪应该在9到14英镑之间，如果威廉·卢尔为她提供津贴，让她自己购买茶叶、砂糖、便宜啤酒等日用物资，那么这个数字将降至7英镑6先令至11英镑之间。雇主相信这个最低数额是合理的，因为他们要给这个年轻女子管吃管住。在卢尔家，空间似乎很充裕，安妮和福特夫人在杜克街2号的建筑师办公室楼上有自己的房间，埃莉诺则睡在3号的阁楼上。在此之前，安妮都和一家人挤在两三个房间里，在威廉·卢尔家的佣人房里她第一次能够独处，这种感觉对她来说一定显得稀奇又美妙。成为住家佣人后，安妮就很难见到自己的家人了。女佣的放假时间由主人酌情决定，大多数佣人每月放假不会超过一天，甚至只有半天。周日去教堂一小时左右也是允许的。但是，在这些限制下，安妮想要往返温莎就很困难了，1861年以前史密斯一家都住在那里。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当安妮同意和丈夫、孩子分开时，当她背弃母亲和弟弟妹妹时，很难想象她的内心究竟有多绝望。安妮的家人认同宗教的训诲，她自己也竭力保持着体面，在这种情况下，安妮会感到自己的堕落是无可救药的。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她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人。事实已经证明，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没有能力为丈夫维持一个家，也没有能力照顾任何人，包括她自己。世人憎恶女酒鬼，认为女酒鬼放任“自己最粗野和丑恶的欲望显露在外……沉湎于感官的享受……没一点女人样”。吊诡的是，正是自惭形秽的心理使这些“女酒鬼”不断喝酒，“以盖过她的羞愧”。尽管她的罪过可能不涉及男女关系，但在维多利亚社会看来，离异妇女和堕落女子没什么不同。因德行有亏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妇女，同红杏出墙的妇女一样受人憎恶。一个女人，如果她“酗酒且不守规矩”，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不顾及自己的仪表，缺少一个体面的家庭，或是没有丈夫或家人来约束她的行为，那么她在众人眼中就和妓女一样堕落。她们成为同一类人：被驱逐的女人。和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在世人眼中，安妮已经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了，所以与杰克·西维建立同居关系，从而在法律上沦为通奸者，倒也构不成多大的区别。多半正是因为和西维在一起了，安妮才会在1884年下半年跟随他来到白教堂寻找工作。自从来到该地区后，安妮的所有身份——近卫兵的女儿、绅士马车夫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漫步于梅费尔区和海德公园的女人、戴着金耳环和胸针骄傲地坐着照相的女子——都被留在了西伦敦。人们只知道安妮是西维的老婆——安妮·西维或西维太太——偶尔也有人叫她“深发安妮”，因为她有一头棕黑色的卷发，现在添了一些银丝。安妮不大谈论她的过去，所以...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就在那个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每周的赡养费突然中断了。据阿米莉亚·帕尔默说，这让安妮慌了神，为了解原因，安妮甚至去找了她“老公的兄弟还是嫂嫂”，她记得那人“住在白教堂的牛津街附近”。对方告诉安妮，约翰已经得了重病。这个消息让她大受震动，她下决心去见丈夫一面，于是在隆冬里徒步前往温莎。她在两天内走了40多公里，步行穿过西伦敦，越过布伦特福德，沿着巴斯路进入冰天雪地的乡村。太阳下山后，她在科恩布鲁克的临时收容所寻求庇护。一路上，安妮有足够的时间为即将到来的碰面而心烦意乱，为她的孩子们忧心忡忡，甚至一想到要回到温莎故地重游，她就会黯然神伤。每时每刻，晚到一步的担忧都折磨着她。在临时收容所过夜使她至少浪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因为她需要完成捡麻絮的工作来换取床位。出发后，安妮还要再走8公里才能到新温莎，她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离当时被称为斯皮特尔路的地方不远。在动身之前，安妮已经听说过约翰在六个月前因身体欠佳而卸职的消息。亲戚告诉她，约翰现在不住在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庄园里了，而是在格罗夫路租了栋房子，他和孩子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然而，由于不清楚约翰的确切住址，安妮在街角一家叫“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小酒馆停下脚步，打听她丈夫的情况。酒馆老板清楚地记得这名访客，他形容对方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女人，看起来就像流浪的”。安妮告诉他，自己“从伦敦走过来”，因为“丈夫每周给她寄的10先令断了，听说是生病了”。接着她正色表示：“她来温莎是为了搞清楚这个传闻是确有其事，还是说，只是为了不再照常寄钱找的借口。”酒馆老板给她指了约翰家的方向：格罗夫路的里士满别墅区1号，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人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约翰在圣诞节那天去世，据推测，安妮赶在那之前到了，尽管她待的时间不长，没能陪他最后一程。当时，是附近救济院里一位熟人大婶萨丽·韦斯特尔在看护他。这次重逢一定苦涩极了。安...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毫不奇怪，正是在安妮的这段人生低谷期里，阿米莉亚·帕尔默似乎对她最为担心。令人疑惑的是，阿米莉亚声称自己“经常替她这位朋友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她印象里这些人“住在布朗普顿医院附近”。这一说法引起了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有读写能力的安妮会让别人代笔？是她有时候需要用钱，又病得写不动信，还是她根本不好意思开口？米丽安在她的陈述中声称，安妮从不向家人透露自己的住址，很显然这一方面是出于羞愧，另一方面也是担心家人会试图阻挠自己喝酒。不过，尽管安妮仍和家人保持着距离，但她发现要彻底切断和家人的联系是不可能的。米丽安写道，有时候“她会回家找我们……我们给她衣服穿，并想方设法让她回来，因为她跟乞丐没什么两样”。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这46年里，这种状况对她而言已是家常便饭。凯特知道如何在星空底下睡觉，如何枕靠着坚硬的墙壁又不让头太痛，如何不去在意兜进裙子里的泥巴，或是从脚上淌过的污水。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19世纪中期，“伦敦有七万人…每天早上起来，丝毫不知道今晚该在哪里过夜”。无论他们是在临时收容所、寄宿屋里过夜，还是像常有的情况那样，在星空下度过一个晚上，波莉就是这些流浪者中的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伦敦游民。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入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只要他不强奸佣人、不与亲妹妹上床、打老婆的时候不下死手。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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