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查普曼死后不久，住在伦敦贝尔格莱维亚高档住宅区南伊顿广场的殖民地部高级公务员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先生很受触动，提笔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他对白教堂的连环谋杀案颇感忧虑。烦扰他的并不是“多塞特街、弗劳尔迪恩街的堕落居民”死亡的事实。爱德华·费尔菲尔德更担心的是，在这场骚乱之后，像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女人会离开斯皮塔佛德地狱般的小屋并进入他所在的街区，将她们的“歪风邪气带进迄今未受污染的街道”。“这四名白教堂的弃儿被杀所引起的恐慌和兴奋暗含着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她们有生存的权利……”这位政府代表继续说道：如果她们有这样的权利，那么她们就有进一步的权利，可以租用避身之处以躲避英国夜晚的严寒。如果她们没有这样的权利，那么总的来说，她们遇到了不知名的外科天才，这是件好事。无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清理东区的堕落居民”。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会对这种应受谴责的评论感到不寒而栗，但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其实只是表达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即便在当时算不上共识，也至少是在1888年时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的。费尔菲尔德是个单身汉，经常流连于俱乐部，在那里他以“略带轻浮、略带放浪的个性”而闻名。当他不在俱乐部里的时候，家中有一个厨师和一个伺候他吃饭的女仆会照顾他，他还会定期举办私人晚宴招待自己的男性友人。费尔菲尔德和大多数有文化的公众一样，从报纸上了解到他所需要知晓的有关东区“堕落居民”的一切。他从读到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她们令人厌恶的、贫穷的、沉湎于酒精的生活。他对贫民窟妇女的理解无论还有什么欠缺之处，都会被“常识”所填补：她们都是些绝望的、肮脏的、满嘴脏话的妓女。然而，可悲的是，他和《泰晤士报》的其他读者不曾意识到，他口中的“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典型女人”身上的故事远比见诸报端的要多。爱德华·费尔菲尔德不知道，安妮·查普曼已经“把她的歪风邪气带进”了他所在的地区，因为安妮·查普曼在那里度过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