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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回头谈论等级。有助于我们辨认出中产阶级的是它的一本正经和心神不宁,而不是其中等水平的收入。我认识一些很富有却顽固地保留着中产阶级身份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依然对于别人会如何看他们感到恐惧,并且一心希望将每一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但求不被他人批评。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一次最近的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当要求回答“你愿意成为哪一阶层的成员”时,大部分人选择中层当问题是“你愿意属于中层的哪一部分”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中上层”。成为中上层阶级是人们谙熟而可靠的梦想:这个阶级的习俗较之中产阶级稍显尊贵,易于别,便于习得而如果做一名上层阶级成员,你可能会因不知如何食用鱼子酱和某道法国菜,或如何使用一只洗手指的碗而脸红心跳。很少有美国人私下里不愿意成为中上层阶级的。
——保罗·福塞尔《格调》
乔治・奥威尔说过:“从经济上说,毫无疑问只有两种等级,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看,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一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一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东西。要从自己出身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困难。
——保罗·福塞尔《格调》
保罗・布卢姆伯格注意到,今天还存在一种“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就是买得起房子一任何房子一的人和买不起房子的人之间的差,按这一思路再降一级,就变成了买得起车的人和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等公共汽车的人之间的差别。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一边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尽管他们通常不定比工人阶级挣得多,却总是心怀歉疚,满脑子都是社会关怀。另一边则是各种劳动阶级,他们已经被电视和报刊杂志中关于美好生活的种种想象彻底洗了脑,于是因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块太小而觉得受了欺骗。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一个没有明天的阶级、非法移民的大军,过一天算一天是他们的常态。正是这一阶层,承担了美国社会中最低下的工作。劳动阶级的最底层,下层贫民的特征是:明显地感到就业不稳定。这个阶层包括非法移民,如墨西哥的水果采摘工,以及其他一些移民工人。这层人的定律是与社会隔绝,霍嘉特对英国低层劳动阶层的描绘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这个社会阶层的………每一天、每一周都几毫无计划。没有日记,看不到记事簿,书信往来极少。”他们的特征是疏远和孤独,就像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大山谷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些人曾经受过训练,如今却一无所获,很可能会出于彻底的、一意孤行的绝望而参军入伍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一个在工作中失去自由的阶层,由于经常受到老板的斥责而对生活心存怨恨。他们生活中惟一的乐趣,也许就是串亲成。
——保罗·福塞尔《格调》
把它们想象成一条长街侧数间眦邻的剧院也很形象。这里,每一家剧院门口都挂着挑出的遮篷,上面贴着无数海报每一家剧院,无论是最舒适的、最少装饰的,还是最简陋的,都在旷日经年地上演有关自尊的戏剧。奇怪的是,没有哪一家能晋升为更高一级的剧院。关键问题是:每一家剧院,无论气派最为不凡的,还是平淡无奇的,都不见有演员表演。因为每个演员都害怕自己会跌跤、漏念台词或穿错戏服,反正不愿以诸如此类的倒霉事惨淡收场。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美国人,此君对自己的等级地位完全无忧无虑,请把他披挂好展示出来。这样的家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保罗·福塞尔《格调》
的确,被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荆。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仅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领回报酬的多少,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
——保罗·福塞尔《格调》
过去好多蠢话讲的是劳动阶级的痛苦,我自己并不为贫民阶层感到难过。 贫民阶层的痛苦是身体上的,可他不劳动时是个自由人。但在每一座灰砖小盒子里,总有那幺些可怜虫,从来就不知道自由是什幺滋味,只除了蒙头大睡的时候。
——保罗·福塞尔《格调》
如威廉怀特所说,他们的雇主就是他们的人生目的地。IBM和杜邦公司从一些二流大学招募来这些雇员,并不断教育他们,如果不成为这个团体的员,他什幺都不是。没有任何余地留给所谓个人,他们亦无自由哪怕是温和地表现自己的怪僻。这些雇员很快便学会了将所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说法抛诸脑后,这一点哪怕是从他们起居室的装饰也能体现得一清二楚。这些人由于异常害怕失掉工作而在生活中变得非常被动,他们仅仅将自己当作个无限庞大的结构中的一个部件,进而磨灭了自己的人性,他们是可以随意替的部件。IBM的一位行政人员曾对人吹嘘说“公司的培训计划使我们的雇员成为可替换的零件。”
——保罗·福塞尔《格调》
同样,罗素·林内斯也正是因为数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识和感知力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才提出一个三重结构的说法,即把人分为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有一般文化教养(中产阶级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
——保罗·福塞尔《格调》
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研究过的一类国民,亚当斯早在1805年就说过,“报酬…在生活中是别人对你的尊重和赞赏。忽和轻视,则是对你的惩罚。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饥饿感那样真实,而世人的忽略和轻视则像痛风病或结石一样引发剧痛…”大约与此同一时期,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ore)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平等的宪法,一种特殊的困境已经降临到美国人的生活中来。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公民们描绘为某种“生来是奴隶,却想奋斗成为主子”的人。
——保罗·福塞尔《格调》
教育机会的开放依靠的是一个语言膨胀过程,一个“升级”的办法,也就是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院、地方神学院、贸易学校、商业学校、文秘学校的名称和地位提高到“大学”,授予它们个身份,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办。这个过程和高中毕业生最终被一股脑塞进大学没什幺两样。此两种办法可以统称为“自然提升法”。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伦纳德・赖斯曼写道,“在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浃背了,却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
——保罗·福塞尔《格调》
乔治·奥威尔说过:“从经济上说,毫无疑间只有两种等级,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看,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一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一一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一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东西。要从自己出身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困难。”当约输・肯尼迪在电视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时,一脸吃惊地回头冲他的朋友说:“这家伙一点没档次。”当然他指的并非金钱。
——保罗·福塞尔《格调》
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仅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领回报酬的多少,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一个既富有又看得见的阶级。可能是大银行的主管,还喜欢参与国会某委员会的事务。他们贪图安逸,有时还很有趣,家中宾客川流不息。但有一点:他们对思想和精神生活亳不关心。
——保罗·福塞尔《格调》
William Barret 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社会变革时总结道“无等级社会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托邦幻觉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它们自己的等级结构,”尽管那里的等级主要是建立在官僚体系和阿谀奉承的基础上,“既然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等级,我们为什幺不让它以更有机、更异质、更多样化的西方固有形式存在下去呢?”因此,既然我们的社会存在等级为什幺我们不去尽可能地了解它呢?这个话题可能过于敏感,却也不必让它永远暖昧不明。
——保罗·福塞尔《格调》
听人说“我的孩子正在学习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种有关等级的强烈信号,这种信号与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博物馆、画廊及“修养”紧密相关。吉他(除非它被用来演奏古典一也即古代风格的一一音乐)天生就属于低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那幺喜欢用它来表现国际主义的等级弱化。吉他总是与吉ト赛人、游牧民族或另些既无遗产又无固定收入且居无定所的人们发生联系。所以对那些从中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逃脱出来的青年人来说,吉他是一种最能完美体现他们身份的标志。
——保罗·福塞尔《格调》
在军界的各种女土社交场合倒咖啡是一种特权,属于较高级军官的妻子。那里的每位女都清楚,咖啡比茶要位高一等。
——保罗·福塞尔《格调》
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赏。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给人的印象是,你能轻易地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存在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比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托克维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心理危机,他承认,“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极多的人可以分享欢乐。”但他又补充说,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中,“人们的希望和欲望更经常被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扰更大,因此要更加细心地照料自己”
——保罗·福塞尔《格调》
如果说想象力贫乏、理解力有限的人竭力想钻进中上层社会,那幺,那些有着天赋过人的心智和洞察力的精英们则正在奋力摆脱束缚,准备走进另类的行列。只有超然于阶层混乱造成的压抑和焦虑的另类,才是一个真正享有硬币上允诺的自由[插图]的美国人。也只有在另类的世界里,一个美国人才能躲开曾腐蚀了无数人的野心和妒忌。早在1845年,托克维尔就预见到了美国政府排斥贵族化行为准则将会产生的恶果——“欲望仍处在极度膨胀之中,”他写道,“而能够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却一天比一天少。”因此,“这些在内心燃烧着、膨胀着、受了挫的欲望,开始隐秘地、徒劳地咬啮心灵,我们随处可见心灵遭受的痛苦折磨。”目前,另类一族的阵营还不够强大,但肯定会大起来的,因为许多人尚未意识到他们已接到邀请,他们最终会加入到另类的行列。
——保罗·福塞尔《格调》
顾客们受到鼓励一味地依赖畅销书书目,使他们的兴趣仅仅停留在书店经理(也就是以前的书商)认为大量采购就必定会带来高额利润的东西上。……书店新采用的“特别订购”措施和图书奖的商业化,这两样新鲜事物看起来似乎不过是芝麻小事,从文化角度考虑却简直是民族灾难。这些证据就存在于你的住所附近,证明了奥特加令人悲观的研究结果:“大众捣碎了它周围一切与众不同,一切优秀、独特、历练和经典的东西。”如此说来,贫民阶级表面上看起来是失败者,事实上却是永远的赢家。奥特加在1930年写道,新兴的贫民阶级是“各个阶层的侵略者”,强行用他们的方式玷污迄今为止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文化、复杂和微妙的领域。然而,时间却表明,事实上贫民原地未动,并没有侵略任何阶级,倒是社会顶层自动下滑来使自己适应他们的需求,因为购买力越来越集中到贫民阶层手中。
——保罗·福塞尔《格调》
通货膨胀、失业、停滞的经济和下降的生产力造成保罗·布卢姆伯格所称的“美国阶级制度的欧洲化”,即“一个更僵化的社会结构、更严重的贫富不均”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进步后,“美国大众现在发现他们重重地摔了下来”,过去在社会顶层还有空地方,现在呢,布卢姆伯格说,“不祥的是……似乎只有社会底层才有足够的栖身之地。”【贫民化趋势】令人悲观的是,可以说整个社会都陷入到沉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贫民化趋势,这个词暗示了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每一样东西都将无一例外地趋于贫民化。贫民化趋势似乎是批量生产、批量销售、大规模通讯以及群众教育不可避免的伴生物。一些重要征兆表现在畅销书书目、吸引每一个人(聪明、敏感和细致的人除外)的电影、购物城,以及人们像旅鼠[插图]般飞往知识文化匮乏的“阳光地带”这一行为上。贫民化趋势是布卢姆伯格对美国霍华德·约翰逊[插图]化的另一种说法。奥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Masses,1930年)里说:“目前的时代特点是思想的平庸。尽管知道它的平庸,仍然任由它无处不在地强加给人们。”……贫民化趋势是勤于思考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的话题。
——保罗·福塞尔《格调》
【沉沦】如果说,不论是在现实还是幻想里,向上爬是容易被人理解的,那幺一心想往下滑到社会底层则是不可思议的,尽管这样的事情比大多数人注意到的要多得多。男女同性恋者在这一行为上的差别,成为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运动的例证。野心勃勃的男同性恋者,至少在幻想中,热切地期望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成为古玩店、画廊和美容美发厅的拥有者,此目的可以通过不断地接触知名人物来实现。他们打电话时会模仿优雅的声音,并且本能地受到“风格”和上流社会的吸引。女同性恋者则恰恰相反,她们喜欢沉沦,从中产阶级沦落为出租车司机、警察、建筑工人。男同性恋者的终极梦想就是坐在雅致的餐桌旁,桌上摆着鲜花、餐具垫和洗手指的玻璃碗,周围是成功、富有、服饰华丽、机智狡猾和不在乎道德的人们。女同性恋者的终极梦想则是穿着工作服,和那些高大健壮的贫民阶层一起,尽情与好友们共进午餐,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互开玩笑。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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