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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母亲身边那些儿子三十四五岁还没女朋友的保洁员，便会搭腔安慰母亲：“有女朋友就好，让孩子们顺其自然吧。”母亲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洁员，婚姻大多被父母包办，传统得像亘古不变的河流。一切的选择的都是跟随“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当物质在当下农村年轻人的婚姻门槛中被拾升到至高无上的程度时，他们发现，在农村有房后，得在县城有房，还得在大城市有房，物质要求似乎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儿子没有成家，我都没有奔头了。”不止一位保洁员这么向我表达对生活的失望。有一位保洁阿姨，四十多岁的女儿经历一次失败婚姻后，近些年一直单身。阿姨劝说女儿再找一个，女儿的答复是：不合适，不如一个人过得好。鼎我重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不喜欢跟人一起，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需求。“有哪些东西你看上了他没看上、他看上你又看不上，耽误时间。我自己的话想买就买，想走快走。”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财富梦破碎得比想象中要快很多。矿产开采了一年多时间，矿质变差，大理石滞销，机器的轰隆声停了，河南人消失了。留下的机器被当废铁卖掉，切割好的大理石被村民抬回家。现在回到故乡，依然可以看到“财富梦”遗留下的痕迹：坍塌一半的土墙，遗留在山坡边的钢管、储水桶和彩钢瓦，还有那堆积在已经荒弃的田地里的劣质大理石。最重要的印记是，一到下雨天，故乡的河道里，常常是泥水混合着碎石一起向前。矿产开采带来的“泥石流”危害经过了十几年的自然修复，仍然顽留。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洗车的时候，需要用水管浇水喷洗，一些犄角旮旯里的灰尘杂物都会被清理出来。硬币是常见的一种。在老家的方言里，硬币被称作“分分洋”。姑姑在洗车的三年多时间里，积攒了几大塑料罐的分分洋，她还送给了母亲一些，说可以在婚礼的时候伴着糖果送给孩子们。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当她听到这三个字，大部分时候会羞怯地一笑。她听到“对不起”时的表情，跟听到我对她说“谢谢老妈”时的表情一样。我是一个“坏”女儿。十分了解，母亲的软肋是她真诚、耿直、激烈又毫无保留的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黑暗的夜空，黑暗的山，黑暗的村子，无尽的黑暗，令人束手无策的黑暗，黑暗像蛇一样在膨胀了的时间中爬行。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常跟我说，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里就长成卷心菜，撒到贫地里就长成黄菜苗。在母亲看来，彩菊这样的命运，就跟一粒菜籽撒在了贫瘠的石缝里一样一落到贫处苦一生。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这一天。除夕夜吃完团圆饭，外婆不让别人插手灶台上的活儿。她会熬一大锅苞谷米，在深夜包饺子。初一早上，她一个个喊孩子们起来吃饭。“二女子，快起来吃饺子啊！”——外婆这么喊母亲，那是母亲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她也用这样的语气在每年正月初一喊我和弟弟起床吃饺子，我也觉得，那是一年里听到的最充满喜悦和希望的声音。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春节是夫妻俩最忙的时候。司机的老婆总能凭着你的外貌，认出你是哪家的女儿或儿子。时间在她这里是没有作用的。就像这里的山一样。无论你从它身上开多大的口子，总能凭着它的形状、气味，找到年少时留下的东西。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吃亏，最脏最累的活儿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他们更不会利用相关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老董瘸着腿，一遍遍上楼下楼，往返于两个卫生间洗洗刷刷的同时，商场播放的背景音乐是《天鹅》。这首优雅又温柔的大提琴纯音乐在干净的空间里流淌，让人感到舒缓。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保洁员是商场的隐形人，站在边缘处。商场对干净近乎失控的追求是通过保洁员的个人时间被严重剥夺而实现的。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实。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认识母亲的时候，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她总跟我说，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做女孩儿”的年月，无优无泪。我曾在老家木箱子中的布包袱里，看到过母亲少女时代的老照片，她和她的五个表姐妹站在一起，位于后排居中，穿着扣子扣到脖颈的衬衫，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一根长辫子搭在左胸前，她看起来那么有生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进入到一个她从未进入的由知识构造的世界。经由学习和阅读，我获得用文字解释生命经验的方法。即使如此，我的母亲仍常常为我现在已有的生活担忧，一旦我不再工作，似乎一切都摇摇欲坠。 当我不理解她时，当我遇到困境时，文字和书写时不时拯救我。我想，我同样可以借写作为由去记录母亲的生命史与打工史，捋清楚那些在她记忆里模糊的每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以及那时候的我在经历什么。我必须这么做，去了解母亲的过去，记录她正在经历的当下，也追寻过去的自己。我不必去刻意追求理解，我把这当作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状态，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才又在废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家”这个字展开，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让人惊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 人生真是无意 义啊，忙活 一辈子，最后还要自己准备 一个大盒子装起来。”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当我们一家人离开乡村后，上面这些习俗也就渐渐消散了，但记忆仍在。那些片段留在了母亲的记忆里，也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母亲也在乡村度过了她生命力最为丰沛的岁月。这种仪式给她以尊严，也给了她面对来年生活的动力。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常开玩笑说，要是年轻的时候能在深圳买块地，她的子女们就不用如此辛苦了。我亲爱的母亲，她的想法是如此天真又实际。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们回忆起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都会带着一种哀伤又调侃的情绪提到：如果那时候，我把我的钱都用来在深圳买房就好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工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我当即想到了我的母亲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洁员群体。想象一下， 如果深圳没有人来打扫卫生，处理那些遗弃的垃圾，会怎样？ 我进入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但我的精神世界仍在少年时代。因为曾经的记者工作， 我接触到一些在深圳有名望、有权威、有见解的人。相比这些影响深圳的人，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丢了孩子的父亲，罕见病患者，自杀的母亲，写诗的打工妹。我很不喜欢有人用鄙夷的、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去讽刺和批评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儿子，再雇佣一个老家的人来帮忙。她还要去韩国雇主家里做保姆，直到觉得钱赚够了的那一天。到了可以实现”自由”那一天，雨虹真正想去的地方是大理。她说她要一个人去，不跟任何人一起。不带老公，也不带晚辈。做保姆的时候，雨虹很少浪费假日。她常常一个人出游，香港、澳门、北京、上海、西安、西双版纳、九寨沟…去得最多的是大理。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 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 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从深圳返乡的那天深夜，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家，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并不希望引发过度的同情心，而是希望，通过保洁员群体的故事，我们也能关照自身的处境，对自身的生活有所自省。希望我们能多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他者”，理解一个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理解一个人的命运并不仅仅由他“是否足够努力”而决定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深圳，母亲形容一棵树花开得好看，常常脱口而出的赞叹是：“开得花嘭嘭的啊！”“嘭”是爆米花炸裂时的声音，是夏天拧开可口可乐瓶盖时的声音，是拆面粉时塑料袋爆破的声音，是放学后发现父母在家时开心的心跳声。开得“花嘭嘭”的那些花，在母亲眼里，仿佛是在搞舞会，那么喧闹，那么轻盈。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还在辛苦挣钱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儿子。二十七岁的儿子在成都打拼，谈了女朋友，尚未结婚买房。她还得偶尔补贴补贴儿子。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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