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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得出一个自己的真理：“管你做什么，专心一项，做得又快又好就是有价值的，一定把它做好。一个人无论在哪里工作，如果你做到让别人舍不得你走就是成功。每在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个品牌，留下一个能干的印象。”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令她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的儿女们在读了不少书，获得了所谓的好工作之后，也不过是工作的奴役，并没有所谓的“岸”可上，随时可能会被抛至主流生活之外。她在我对职场萌生退意时，坚决阻止我：“只有工作，你才能想买什么买什么，你走了，就再也找不到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 “现代社会是越转越快的旋转木马，飞速地在原地踏步。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但是保持跑动着却越来越难了。日常生活变成了浸泡着需求的海洋，在那里看不见岸边。”在一个“加速”社会中，我和母亲的恐惧相同，像黑夜一样的恐惧让我们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在办公室的工位底下清扫出最多的垃圾就是头发。她也发现，年轻人越忙，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出一小撮。母亲虽然是“自由”的，但工作时间她需要遵守规则，不能随便去别的楼层。她常能待的地方就是厕所旁边的工作间。因此，她总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来厕所并不是真的要上厕所，而是借用这个空间处理别的事情。这时候，厕所就成了职场的“避难所”。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那时候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要吃这种苦，为什么从村里到镇上，怎么也走不出被群山包围的恐惧。但这一切似乎也给了我力量，让我更有意识地去读书，让我更坚信知识是有用的。很多年后，我向母亲讲起我每次搭车去学校时的无助与害怕，母亲只简单说了句：“那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供你们读书需要钱。”我在无数时刻，都有一种“幸存者”之感。单反我在青春成长期的任何一天做了“放弃”的决定，我的人生也一定是随波逐流的。我那些从课堂上消失的同学，他们一定也曾感到害怕。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相比这些影响深圳的人，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丢了孩子的父亲，罕见病患者，自杀的母亲，写诗的打工妹。我很不喜欢有人用鄙夷的、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去讽刺和批评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失败者”。我会在心里默默远离这种人。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们应该意识到：眼睛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没有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假装没有发生，一切都完美无缺。我们应该警惕用“勤劳”“无私奉献”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而忽略、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这不合理且荒谬。保洁是一份极致压榨个人时间而获得报酬的工作。如我书中所写，即使如此，却只有深圳这样的城市才能容纳这些老年人。他们都在用“工作”，来为自己赚取养老钱，获得一份摇摇晃晃的安全感。与在工地上有明确的“清退令”不同，保洁世界的“清退令”是模糊的，心照不宣的，隐性的，有腾挪空间，可以协商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超龄”老人加入保洁队伍，深圳保洁员的生存缝隙在不断被压缩。我所认识的这些保洁员，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挥自身能动性，尽力在身体还能动的时候，让自己有“工”可做，不至于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也知道如何寻找机会，明确知道深圳只是赚钱的地方，很清楚自己在整个阶层划分中的地位。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只是总在城市的边缘处。他们也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我们。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春节是夫妻俩最忙的时候，司机的老婆总能凭着你的外貌，认出你是哪家的女儿或儿子，时间在她这里是没有作用的。就像这里的山一样，无论你从它身上开多大的口子，总能凭着它的形状、气味，找到年少时留下的东西。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常跟我说，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里就长成卷心菜，撒到贫地里就长成黄菜苗。在母亲看来，彩菊这样的命运，就跟一粒菜籽撒在了贫瘠的石缝里一样——落到贫处苦一生。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虽然我的出发点是想从妈妈那里获得心心相印的理解，但随着我写作的深入，我发现，真正的理解是做不到的，即使是母女之间。我们依然会因为一些小事争吵，但同时，我们也彼此都更相信对方，更坚定地支持对方。我支持她在深圳继续做保洁工作、阅读、认字，她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写作。本质上，是妈妈和我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把对一个地方和人群的体认，称之为“挖”(Dig)。“挖”纽约，“挖”洛杉矶，“挖”墨西哥……比照来看，岳母和小满完成这本书的过程，就是在“挖”深圳。“挖”自己，也“挖”别人。她们俩有一种天然的真诚和亲和力，通过理解之共情，让受访者放下防备，袒露心怀。甚至把很多从未对家人讲过的秘密或不堪回首的往事，不知不觉中都说给了她俩听。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说，她以前总想着，人生完成了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好了。养孩子的时候想着把孩子养大就好了。孩子养大想着把孩子供出大学就好了。孩子上了大学想着孩子有份好工作就好了。……然而事实上，母亲没有停止“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她的儿子还没结婚，女儿还没生小孩，“活儿不做有活儿在，有了娃娃有世界”，她对圆满生活的期待还远未实现。这种越来越难按“算计”进展，“八字没一撇、九字没一勾”，悬浮在生活中的恐惧，让她无法放松。她很难让自己闲下来。她跟我抱怨：“别人问我，你有几个孙子，几个外孙？我都没法答复……”她总是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置于永无止境的劳动中，她迫切感觉到时间在身后穷追不舍。她仿佛心里怀着刀子，在努力抓住六十岁之前还能打工的时光，以免将来无法自食其力。令她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的儿女们在读了不少书，获得了所谓的好工作之后，也不过是工作的奴役，并没有所谓的“岸”可上，随时可能会被抛至主流生活之外。她在我对职场萌生退意时，坚决阻止我：“只有工作，你才能想买什么买什么，你走了，就再也找不到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现代社会是越转越快的旋转木马，飞速地在原地踏步。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但是保持跑动着却越来越难了。日常生活变成了浸泡着需求的海洋，在那里看不见岸边。”在一个“加速”社会中，我和母亲的恐惧相同，像黑夜一样的恐惧让我们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到2023年1月13日母亲辞职，她工作的这栋写字楼共有八层是完整空着的。母亲工作的三层楼中，每一层都未能入驻满员。其中有半层自上一家公司搬走后，空置时间长达一整年。她2021年10月入职这栋写字楼做保洁的时候，一家做证券的金融公司开始搬家，等到她辞职，这半层依旧空着。她就是从这个半层空着的办公楼落地窗，看到窗外城市生活的风景。写字楼空置也令甲方忧心。所以有客户来看场地，物业就格外热情。经理在开会的时候三令五申：不允许保洁员私自去空置楼层，一旦被发现就要开除和罚钱。夏天的时候，一次，物业带着客户来看房，好巧不巧，不知哪位保洁员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拉了一个晾衣绳，一条裤子正随风飘荡。客户没说什么，但房子没看上。物业马上查出来是负责男厕所卫生的保洁员林大伯干的。林大伯是湖北人，六十七岁，在深圳做清洁工作有二十年了，仅在这栋写字楼做保洁就已长达八年。当天下午，林大伯就被开除了，并被罚了1000元工资。面对质询，林大伯给的理由是，铺地毯时太热，衣服汗湿了，便晾在那里。实际的情况也许更复杂。那段时间为了防止保洁员被封在宿舍，公司要求住宿舍的保洁员统一将铺盖、换洗衣服、洗漱用品等带到地下车库，打地铺过夜。林大伯也被这样安排，这件衣服应该就是为了方便，洗后晾在空置楼层的。被开除后，林大伯在附近小区的车库又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地下车库没有空调，干了三天，太热了，他没要工资，另寻机会。几天后，他在附近银行大楼找了一份刮玻璃的工作。2023年春节，他留在深圳，没有回老家。林大伯的妻子也在写字楼里做保洁，与他同岁，上连班。没做保洁前，他的妻子一直在帮女儿带孩子。现在，她的岗位是打扫写字楼外围，丈夫被开除后，她仍旧留下来继续做。夫妻俩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了个潮汕人，在深圳做钢琴培训老师，因为疫情，生意惨淡。女婿没有正式工作，林大伯心疼女儿，但也无力额外资助，因为儿子的情况更令他操心...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班长只念过小学，之后就在老家湖北枣阳务农。当兵是在二十岁，那是1978年1月，体检、政审通过后就正式入伍。一开始在荆门，1981年到锦州，在石油化工六厂。1983年秋天，班长所在的团跟着大部队南下深圳。他作为一名基建工程兵，专门负责深圳的城市管网建设，他的工种是钳工，主要工作是拧螺丝。就这样，班长成为深圳改革开放城市建设中的一员。在一份《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大事记》报道里，这么描述1983年的深圳：9月，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开出一条条马路，筑起一栋栋高楼，创造了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那一年，班长二十五岁，正值青春年华。他是两万分之一。他记得刚来深圳的时候，落脚在福田区竹子林。天天刮台风，住在一个山包上的简易房里，周边全是水稻田，毛花花的。有时候泡面都没得吃，只能找当地老百姓买一点，或者买从香港走私过来的食品。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结婚、生孩子，1991年才把孩子接到深圳，并分到房子，定居下来。他的工作一直是跟深圳的城市建设打交道。班长参与了众多城市建设工程中的室内中央空调安装工作——深圳图书馆、深圳音乐厅、金威啤酒厂、深圳电视台大楼，等等。2007年，班长被原单位买断工龄，内退做保安，每个月拿固定退休工资，当年说好的股份因为原公司经营不善也没有了。“按道理你可以不用出来做保洁呀！”班长摇摇头说，都是为了儿子一家。他的儿子在给老板做司机，儿媳的工作在幼儿园。一家人的希望都放在孙子孙女身上。班长告诉我，孙子孙女上幼儿园、上补习班的钱，都是他从退休工资和保洁工资里出。儿子和儿媳的工资负责家庭日常开销，老伴负责做饭、买菜及家务活。一家六口住在原来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在深圳几十年，班长只有这一套房。班长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但他们都留在了湖北。弟弟在襄阳卖菜，收入不错，一个月能挣1万多。两个妹妹嫁到了枣阳，生活也还过得去。上次一大家子...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经过广场上一群跳舞的大爷大妈之后，她跟我说，五十多岁这个年纪，就像她年轻时在农村见到的上了年龄的柴油机，往往越是要磨面的时候，越是容易打不上火，“扑通扑通”冒黑烟。这时候，通常的做法就是用打火机点着玉米芯，再去油箱给柴油机点火——“扑通扑通扑通……”终于开始运转。她感慨，现在人生就是到了需要这一把火的时候。要一次次点火，才能运转下去。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在无数时刻，都有一种“幸存者”之感。但凡我在青春成长期的任何一天做了“放弃”的决定，我的人生也一定是随波逐流的。我那些从课堂上消失的同学，他们一定也曾感到害怕。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却被深圳接纳了。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商场是消费主义的产物，是景观社会的极致呈现。它以便利、干净和香喷喷的氛围，营造幸福的气泡。每一个走进商场的人，都会被门口穿白色套装的保安欢迎。总有几个住在周边的老太太，也可能是保姆，在商场带孩子，一待就是一整天，吃饭、购物。母亲感叹，还是有钱人的生活舒服。 我总在想，是谁在为消费者创造这幸福的镜像呢？是像我母亲一样的保洁员，还有理货员、店员、服务员、保安……而我们作为消费者十分轻松就得到了这一切。在母亲未在这家商场做保洁之前，我也无数次出入这里，吃过椰子鸡，买过生活用品，买过花，看过电影……如今，正是因为母亲的眼睛，我才真正看到了干净背后的付出是什么。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很多阿姨来深圳前一直过的是没有被规则化的农村生活，成为保洁员后，严格的打卡制度、每天的晨会、每隔一个小时的签到，让她们感到“头昏脑胀”。来自四川、有着火爆脾气的冬容阿姨入职前就跟大经理打好招呼：“不要让我签字、开会，一开会排队，我脑子就炸了。”大经理应允了。两个月后，副经理不明缘由，让阿姨跟大伙一样，不能例外，否则就要换岗位。她很气愤，转身去工具房拿上自己的背包就离开了，算是辞职。公司没有扣她的钱，几天后她又在附近的写字楼找到了工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问芙蓉阿姨，除了这棵“孔雀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别的让人难忘的事。阿姨说，那应该是给大堂里由几万颗水晶石串起来的五棵“水晶树”做清洁。阿姨指给我看，那五棵有着像云朵一样树冠的水晶石假树，被圈在一个大理石墙壁旁，正对着孔雀台。在灯光的照射下，它们亮晶晶的，闪烁着富丽堂皇的光芒。阿姨说，为了让这些珠子更亮，当时她和另一位阿姨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两天。在高度城市化和专业分工的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完美的背后，一个普通清洁工的工作现场。我们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在两天的时间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我们对细节无止境的要求，最终的压力都落在了最基层的员工身上。类似的现象，在很多其他工种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有问芙蓉阿姨，擦完最后一颗水晶，她感受到怎样的工作价值。亲在写字楼工作的一年来，很多保洁员从入职开始就没休过一天假。一个时刻保持干净的超级城市背后，是一群人的过劳。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写字楼里的一部部电梯让母亲想到矿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韩城煤矿的日子。早高峰时期，一群群年轻人像乌蚂蚁一样挤进电梯，电梯上升，一层层把他们运输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时间，电梯一层层下降，他们又一个个回到城市里的家。煤矿矿井的升降梯也运送一个个青壮劳动力，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亲在下班时间遇见的年轻面孔和煤矿上那些脸被煤灰染黑的年轻人一样，眼神里都布满疲惫。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从深圳返乡的那天深夜，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家，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希望我们能多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他者”，理解一个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理解一个人的命运并不仅仅由他“是否足够努力”而决定。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对同样在这栋写字楼工作的白领来说，回家过年不至于到需要辞职的程度。但对于在入职时便条件不对等、没有法定节假日的保洁员而言，年底时，辞职就成了那些决心要回家的人的选择。回家本身对他们就是一件要下很大决心的事情，他们离家太久。为了能在汹涌的春运浪潮中买到车票，他们一般会比普通白领提前一到两周返乡。然而，环境公司最长只允许保洁员请一周的假，再长就很难批准，一旦招到新的人，岗位被替代，请的假便不算数了。既然两头都不稳妥，不如就安心回家，来年返回深圳，再重新找工作。“看情况”这三个字里包含了不少玄机。她有可能还会去，有可能再也不去。“看情况”，也是保洁员们面对“是否辞职”“是否换一份工作”“是否要回老家”“还打算在深圳待多久”这类问题时常用的回答。不要惊讶于他们的选择总是摇摆不定。用母亲的话说，保洁员中的大部分人如同我老家陕南农村父母辈的大多数乡民，都是过着“打头顾头，打脚顾脚”的日子。他们都是没什么可以托底的人，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支持，如若儿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运如同一棵长在黄土高原的麦苗，一阵风沙吹来，便能淹没他们的头顶。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的经理们很可能非常了解她这种想要多赚钱的心理。每次母亲想休息的时候，经理都会跟她诉苦：“找不到人替代”“别人都没休息你为什么休息”“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多做一天多赚一点”。母亲往往心软，休假就变得不了了之。回到家中，她给我的一贯说辞就是：经理不给假。这像是一场合谋。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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