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是否当真存在某种东西，它对于几乎任何人来说都比他的最高利益更为珍贵，或者说（为了不违反逻辑）存在着某种最最有利的利益（这正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被忽略的利益），它比所有其他的利益都更为重要、更为有利，一个人为了它，会在必要时准备反抗一切规律，也就是说，反抗理性、荣誉、安宁、幸福，总之，反抗所有这些美好的、有益的事物，只是为了得到这种原始的、最为有利的、对他来说比什么都宝贵的利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利益！什么是利益？你们能否担保，给它下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人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吗？人的利益有时不仅可能，而且甚至一定表现为，在某种情况下正是宁可希望对自己不利而不希望对自己有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又该怎样呢？你们在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所有那些率直的实干家和活动家之所以如此生龙活虎，是因为他们蒙昧无知，目光如豆。这该如何解释呢？应该这样解释：他们由于目光如豆，把近期的和次要的原因当作最原始的原因，因而他们就比别人更快、更轻易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事业无可置疑的依据，于是便心安理得了，而这可是关键所在。须知要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而且不存丝毫疑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要知道，如果意愿什么时候一旦跟理性完全汇通，那么我们能做的就只是推断，而不再是听凭自己异想天开了，因为我们已经不能，比如说，一方面保持理性，一方面又去想望毫无意义的东西，从而明知故犯地对抗理性，给自己带来危害。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因为一个人若是没有意愿，没有意志，没有欲望，那还是什么人呢？岂不就跟管风琴上的销钉一个样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自己本人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的意愿，自己本人的、即便是最为野蛮的任性，自己本人的、有时被刺激到疯狂程度的幻想，这一切便是那被忽略掉的、最为有利的利益，正是它无法纳入任何一种分类，且总是使所有的体系和理论土崩瓦解。所有那些贤哲之士都异口同声宣称，人必须有某种正常的、某种高尚的愿望，其根据何在？他们又凭什么认定，人必定需要合乎理性的、有益的意愿呢？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独立的意愿，无论这种独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无论这种独立会导致什么后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人，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而根本不希望按照理性和利益指明的那样去行动；他想要做的事也可能违反自身的利益，而有时完全应该违反（这已是我的想法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由于文明，人如果不是变得嗜血成性的话，那么至少变得比以往的嗜血成性更卑鄙、更丑恶。以往，他把血腥屠杀看作正义行为，因此心安理得地去消灭那些必须消灭的人；可如今，我们尽管认为血腥屠杀是丑恶的勾当，可我们仍旧在干着这丑恶的勾当，甚至比以往干得更多。哪种更坏？你们自己去评判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先生们，理性是好东西，这是毋庸争议的，然而理性却终究只是理性，只能满足人的理性能力，而意愿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人的整个生命，既包括理性，也包括一切内心骚动。而且，尽管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表现里往往显得十分糟糕，但它毕竟总还是生命，而不仅仅是求平方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主上帝啊，当我由于某种原因并不喜欢这些规律和二二得四的时候，这些自然规律和算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假如我没有力量打破这堵墙，那我就不会试图用脑袋去撞穿它，但我也不会仅仅因为面前有一堵石墙因我力量不够而善罢甘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然而，就在这冷酷、丑恶的半绝望半信仰中，就在这因为痛苦悲愤而故意把自己活活埋在地下室的整整四十年里，就在这刻意营造但仍旧多少有点可疑的绝境中，就在所有这些深入内心却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毒液里，就在所有这些先是举棋不定，继之作出了板上钉钉的决定，但在一分钟后又追悔莫及的冷热病中，就是在这里，蕴含着我所说的那种奇异享受的精华。这种享受是如此微妙，有时竟不为意识所感知，以致那些愚眉肉眼之辈，甚至那些神经坚强之人，都对它没有丝毫感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最后，我之所以有罪，是因为如果我豁达大度的话，那也只是由于我意识到这种豁达大度毫无用处，因而使我倍加痛苦。要知道，我如果豁达大度，肯定会什么事都做不成：我既不能宽恕别人，因为欺辱者也许是遵循自然规律打我的，而自然规律是无法去宽恕的；也不能忘却，因为即便是自然规律，也终究是令人感到屈辱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噢，如果我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因为懒惰就好啦。主啊，那我会多么尊敬自己啊。我之所以尊敬，正是因为至少我还能够在自己身上拥有懒惰；我身上至少还有一个特点似乎是确定的，是我自己对它有把握的。问题：我何须人耶？回答：懒虫也；要知道能够听到自己的这样的评价，我对自己就有话可说了。“懒虫”——须知，这是一种称号和使命，也是一种专业，您哪。请别开玩笑，正是这样。那我就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天字第一号俱乐部的会员，我整天忙活有就只能是不断地对自己肃然起敬。我认识一位先生，他终身以他对拉菲特酒十分在行而自豪。他认为这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且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他死的时候不仅心安理得，问心无愧，而且简直兴高采烈，他这样想是完全对的。那时候，如果让我挑专业的话：我非挑懒虫和酒囊饭袋不可，但不是普普通通的懒虫和酒囊饭袋，而是，比如说，寄情于一切“美与崇高”的懒虫和酒囊饭袋。诸位对此有何高见？这可是我早就梦寐以求的。这“美与崇高”在我行年四十之际紧紧压着我的后脑勺；但这是在我行年四十的不惑之年，可那时候——噢，那时候就又另当别论啦！我会立刻给自己找到一件适当的互动——说穿了，就是为一切“美与崇高”干杯。我一定会利用任何一次机会，先是把眼泪滴进自己的就被，然后为一切“美与崇高”把它一干二净。那时候，我一定会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变成“美与崇高”；我一定会在极其龌龊，无疑是乱七八糟的废物中找到“美与崇高”。我一定会像块潮湿的海绵一样变得泪眼婆娑。比方说，一位画家画了一幅盖的画。于是我就立刻为画了这幅盖的画的画家干杯，因为我爱一切“美与崇高”。一位作家写了《无论是谁，悉听尊便》；于是我立刻为“无论是谁，悉听尊便”的健康干杯，因为我爱一切“美与崇高”。为此我要求别人必须尊敬我，谁敢对我不尊敬，我就对谁没完。活得心安理得，死得兴高采烈——这简直太美了。美极了！那时候我一定会大腹便便，有三层下巴，还长了个酒糟鼻，于是任何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相反，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点，完全与欧洲超然物外者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任何一种欧洲标准都不适用于我国（请允许我使用“浪漫主义者”这个词——这是一个古老的词，可敬而又可圈可点，又为大家所熟知）。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点是什么都懂，什么都看见，而常常看得远比我过最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对任何人和对任何事都不能容忍，但与此同时又好不挑剔；什么都绕着走，都退让，对所有的人都礼貌得体；从来不放过有利可图又实惠的目的（比如分配公房呀，发放抚恤金呀，晋升军衔呀，等等）——它是通过热情洋溢的诗篇和一册又一册的抒情诗集来逐渐看到这一目的的，与此同时他又在自己心中坚定不移地保持着“美与崇高”，就像用棉花细心包裹着什么珍珠宝贝似的顺便保护好自己，哪怕是，比如说，哪怕是为了他心中的“美与崇高”吧。我国的浪漫主义者是个能屈能伸的人，同时又是我国所有花头中最滑的滑头，这甚至凭经验，我都敢向诸位保证……当然，这一切有个条件，就是这浪漫主义者应当很聪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般说，在我们俄国人中，从来没有那种愚蠢的超然物外的外国浪漫主义者，尤其是法国浪漫主义者，任何事对他们都不起作用，哪怕天崩地裂，哪怕全法国的人都在街垒战中牺牲——他们依旧岿然不动，甚至为了做做样子都不肯改变一下，依然高唱他们超凡入圣的歌，可以说吧，一直唱到他们进棺材，因为他们是傻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事实上，我现在仍在问自己这个空洞的问题：哪样更好——低贱的幸福还是崇高的痛苦？唉，哪样更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屈辱不过是一种净化，这是种最腐败、最病态的感觉！明天，我可能会玷污她的灵魂，让她心力交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说，世界是复杂的，并不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因此，某些人“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拟定的“幸福体系”，只是空想，是实现不了的。人也是复杂的，不是单凭教育就能改造好的，因为人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每个人的行为都受自己的“自由意愿”支配，有时还有逆反心理，明知不好，对自己不利，却故意为之，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最后，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突出地运用了音乐中的“对位法”，即表现人们复杂心理感受的“复调音乐”或“复调小说”：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人物，有时运用内心独白，表现同一主题的多声部，彼此既一致而又不一致。妓女丽莎的痛苦心理与小说主人公因横遭人们凌辱而产生的愤世嫉俗是一致的，但他的自尊心又使他由怨生恨，变得凶狠起来，又与丽莎的觉醒不一致。人心就像大海一样，奔腾澎湃而又深不可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个思想发达的正派人，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无限严格的要求，不是有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这个人就不可能有虚荣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不仅不会成为凶很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而今，我就在自已的角落里苟度残年，用恶毒而又毫无用处的安慰来自我解嘲：聪明人是不能一本正经地于出什么大事来的，只有傻瓜能有所成就。是的，19世纪的聪明人大多数应该是而且在精神上必须是毫无个性的人，而个性鲜明的人活动家一大多是碌碌无能之辈。这是我四十年来形成的信念。我如今四十岁，可要知道，四十岁一这是整整一生啊要知道，这已是风烛残年了。过了四十岁，再活下去，那可就有失观瞻、俗不可耐、恬不知耻了！谁能活过四十岁？ーー请你们真真切切、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来告诉你们，谁能活过四十岁吧：傻瓜和坏蛋。我要把这话当面告诉所有的老人，告诉所有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所有那些满头银发、香气扑鼻的老人！我要当面把这话向全世界宣告！我有权这样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有时候，一种想法刺进我的心房，使我感到痛入骨髓、刻骨铭心的痛苦：再过十年，二十年，四十年，即便再过四十年，我依旧会带着厌恶和屈辱回忆起我整个一生中这一最为肮脏、最为可笑、最为可怕的时刻。比此刻更恬不知耻、更心甘情愿地糟践自己是绝不会再有了，我也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明白这一点，但我仍然从桌子到壁炉地来回走着。“哦，要是你们能够知道我有着多么高尚的情感、多么深刻的思想，我又是多么有修养，那该多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即便这样，他也仍是那样的人，依然会只是由于忘恩负义，只是由于恶意诽谤，而干出卑鄙肮脏的事情。他甚至会拿甜饼来冒险，故意做出极其有害的荒唐行径，最不合算、毫无意义的愚昧之事，只是为了在所有这一切积极正确、合乎理性的东西里掺进自己那有害的幻想成分。他要坚守的正是自己那些稀奇古怪的幻想，那些俗不可耐的蠢事，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似乎这样做反倒非常必要），人毕竟是人，而非钢琴上的琴键，尽管自然规律亲手弹奏这些琴键，但也可能弹奏出这样的危险，除了按日程表办事外，人们再也做不出任何事来。而且，不仅如此，即便人真是钢琴的琴键，即便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向他证实了这一点，在此情形下，他也不会幡然醒悟，并且仅仅因为忘恩负义而非要反其道而行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按照身份认同理论，认同的过程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或者与他人相区别的过程，是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隶属某个群体的认知，更是个体对自己与有相同背景的他人的相似性的感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而且你们为何如此坚定不移，如此郑重庄严地确信，只有一种正常的、正面的东西呢一一简而言之，只有一种幸福オ对人有益呢？在利益的问题上，理性是否出了差错？须知，也许人喜爱的不仅仅是幸福？也许，他也完全同样地喜爱苦难呢？也许，苦难对他来说，也相当有益，一如幸福那样？而人有时会酷爱苦难，酷爱到极点，这也是事实。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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