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语录 ▼

经典语录

我们将看到，公会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重组，特别是在新政治和经济结构中，与传统同业组织有明显的不同，但仍具有某些传统商帮的特点。茶社业公会指导和调整同业关系，在茶馆和地方政府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本章通过研究同业公会的组织结构、领导阶层、成员组成、功能活动等，分析同业公会在国民政府控制下所改变的程度，揭示茶社业公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公会在应付政府控制中的角色。

——王笛《茶馆》

在晚清成都，各业商人共组成51个商帮，“茶叶帮”属于其中之一，下属54个茶叶店，但并没有包括茶馆，也不存在茶馆帮。 1905年在清政府推动下，成都，总商会成立。到1909年，成都的69个商帮组成69个商务分会，这时“茶社业”才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与餐馆同归于“饮食业”，而没有与茶叶店同类。从资料看，这时茶社业才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职业团体。在民初和军阀混战时期，茶社业与澡堂一起隶属“水帮”。实际上在1918年，北洋政府农商部便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同业组织的法规。

——王笛《茶馆》

关于移民的家乡纽带和行业关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罗威廉在其关于汉口的研究中，按照行会的宗旨、入会条件、聚集地区、内部结构、外部联系以及功能（包括文化、商业、社团、社区服务等）进行划分。根据他的研究，汉口的会馆和行会基本上是一回事，人们加人行会基于三个因素：“同业”、“同乡”以及相同的“经济阶层”（指人们在生产和销售中的共同地位）。因此，相同的经济功能是聚集行会成员最基本的因素。罗还讨论了“理性经济”（rationalzeconomy），即商业活动中的自我控制。一般来说，行会的职责在于维持商业秩序和制定价格标准。罗指出，行规仍然为自由市场和贸易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王笛《茶馆》

都可能危及茶馆的生意。我还没有发现，在20世纪前50年里有任何小茶铺发展成大茶馆的实例，几乎所有的大茶馆都是从开办时便粗具规模，它们投资多，营业的空间大，雇佣的工人多，接纳的客人众，因此利润不菲。

——王笛《茶馆》

在20世纪初，社会精英和地方政府把卫生视为塑造城市形象和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问题，在全国各地、清洁都成为城市改良和国家介人城市事务的重要内容。

——王笛《茶馆》

在中国，个人的社交网络亦可带来生意上的成功。对一个茶馆主人来说，如果没有社会集团、地方权势人物、附近居民的支持，茶馆很难经营，也容易受到地痞的骚扰。

——王笛《茶馆》

包租形式使茶馆与那些服务于茶客的各业建立了相互合作关系，小贩、屠夫、餐馆、理发、小吃摊主等，都有可能是一家茶馆的股东或与之有经济关系。茶馆、肉贩和餐馆间并不将彼此视作竞争者，而是作为商业伙伴共存。

——王笛《茶馆》

在与其他小商业的竞争中，茶馆占有优势，但同行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避免同行恶性竞争，茶馆同业公会试图限制茶馆数量，政府为此颁布了许多相应规章以示支持（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第6章）。另一方面，竞争带来更好的服务和更有效的经营管理，促进了茶馆业的繁荣。

——王笛《茶馆》

看来容忍妇女出人茶馆，使妇女能在公共空间占一席之地，恐怕是战时“下江人”对长江上游区域社会和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

——王笛《茶馆》

妇女进入茶馆等公共空间，经历了许多障碍，这些障碍不仅来自传统观念对妇女公共角色的束缚、而且还在于改良精英在妇女问题上的保守态度。

——王笛《茶馆》

这些数字显示，最高档和最低档的茶馆在总数中只占小部分，而中等茶馆服务范围宽泛，可任意上下延伸，为各阶层服务，这可能也是人们之所以不容易看到成都茶馆阶级畛域的原因。

——王笛《茶馆》

人们可以看到不同阶级的人在成都茶馆自由地共同使用公共空间，因此有人相信，成都茶馆的“优点”之一是“相对的平等”。的确，茶馆可以包容“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实际上茶馆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平等，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便可以看到阶级分野，即使它们不像在其他地区的茶馆那么明显。

——王笛《茶馆》

茶馆里自然形成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等分野，在我看来并非是茶馆的排他性使然，反而显示了茶馆的包容性，也即是说可以以类似的设施为各种人、各种目的服务。其实，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人以群分”，事实上也不存在所谓对任何人都有同样感觉或享有同样权利的公共空间。相同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等人在一起更有认同感，人们更感觉放松，有更多共同语言和共同兴趣。其实任何一个不在乎这些珍域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打破这些界限，到任何他们愿意去的茶馆，茶馆一般也不会把他们拒之门外。

——王笛《茶馆》

尽管成都茶馆有很强的包容性，但仍然反映了“人以群分”这个普遍规律。

——王笛《茶馆》

除了经济功能，茶馆还作为各种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的总部或聚会地，扮演着更重要的社会角色。

——王笛《茶馆》

茶馆也是一个劳动力市场，许多劳工在那里待雇。一般来说，同一行业的工人聚在同一个茶馆里，雇主知道哪里最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工人。

——王笛《茶馆》

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各种人在这里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反映了城市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地方文化的力量。

——王笛《茶馆》

茶馆戏园的改良和控制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国家文化的同一性之间的斗争。在国家权力及其文化霸权之下，大众娱乐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但传统的娱乐形式和许多旧的节目仍然被保留下来。虽然国家强化新的规章，但要达到其目的并非轻而易举。从晚清改革到国民政府崩渍，成都地方文化和习惯堡垒顽固地坚守着它们的防线。不过，在抗日战争中，利用民族危机和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国家最后还是把它的权力深入到茶馆并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大众娱乐。

——王笛《茶馆》

那些支持戏曲改良者在改良现存曲目和创作新戏方面双管齐下，同时，改良者认为优伶之行为会影响到观众，因而力图“文明化”梨园中人。

——王笛《茶馆》

看戏花费不少金钱和时间，但为什么人们仍然喜欢去戏园呢？作者指出三个原因：摆脱烦恼、寻求灵感、陶治情操。

——王笛《茶馆》

当政府把重点放在对娱乐的控制时，精英则把注意力集中到地方戏的改良上

——王笛《茶馆》

那些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因为使用同一个而被联系在一起，而那些有关系的人在茶馆里进行个人、社会、经济的各种活动，更加强了他们间的纽带关系。

——王笛《茶馆》

角色随时转换，这反映了普通人与公共空间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公共角色的转化显示茶馆可以为各种人服务，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者同时扮演双重角色。

——王笛《茶馆》

茶馆是一个人们追求休闲活动的场所，人们在那里具有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

——王笛《茶馆》

成都人和爱尔兰人习俗的这种相似性告诉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能够创造一种类似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基础是相互责任和建立一种社会契约。无论种族、文化、国别，人们有时具有很多共同点，虽然表现的形式会有所不同，成都的“喊茶钱”与美国城市的“我招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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