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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我求您听我说。从前，有个大领主宣称，只有拥有他的一枚名贵戒指的那个人，才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在他临终时，他让人仿造了两只跟原来那只十分相似的戒指。因为他有三个儿子，于是他就给每个儿子都分了一只戒指。每个儿子都以为自己才是他的继承人，拥有真正的戒指，但因为这些戒指十分相似，谁都无法肯定。同样，我们的父上帝也有众多祂喜爱的子女，比如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祂赋予了每一种教徒按照其各自的律法生活的意志，我们不知道哪一种才是正确的那个。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说，因为我生来是一名基督徒，我会想要一直当个基督徒，但如果我生来是一个穆斯林，我也会活得像个穆斯林那样。”审判官反驳说：“那么，你是认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律法了？”梅诺基奥回答道：“是的，大人，我的确认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而我们并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但因为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和我身边的人都是基督徒，我也想要继续当个基督徒，并且相信这才是正确的那一个。”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神圣性于他而言，只是一种生活之道，一种实践行为，除此无他：“我认为圣人是一些多行善事的正直之人，因为这个，上帝令他们成了圣人，而我认为他们在为我们祷告。”无论是圣物还是圣像，都不应被崇拜。“至于他们的圣物，比如一条手臂、一具遗体、一颗头颅、一只手掌，或一条腿，我相信它们都和我们死后的肢体一样，而我们不应崇拜或敬畏它们……我们不应崇敬他们的圣像，上帝独自创造了天与地。你难道看不到这一点吗，”梅诺基奥对法官们喊道，“亚伯拉罕丢弃了所有的偶像和圣像，只崇拜上帝？”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你们这些教士和修道士，你们也想要比上帝更全知全能，而你们就像魔鬼，你们想成为地上的神，和上帝一样无所不知，你们追随着魔鬼的脚步。可事实上，一个人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多，他知道的就越少。”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任何试图将这些书视为机械意义上的“原始出处”的做法，都会在梅诺基奥独出心裁的解读面前溃不成军。如此一来，在文本之外，重要的其实是他解读这些书的方式，这是一层被他无意识地置于自身和印刷制品之间的滤网：这道滤网让某些子句得到了强调，而某些字句则遭掩盖混淆，还有某些字句被从其语境中割裂，含义被曲解；这道滤网作用于梅诺基奥的记忆，扭曲了真实的文本字句。而这道滤网，他的这种解读方式，一直把我们领回到一种截然不同于书面表达文化的文化——一种基于口头传统的文化。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这一假说可以与米哈伊尔·巴赫金曾以十分相似的方式提出的那些理论联系起来，而且能够用“循环运动”（circularity）这个术语加以总结：在工业化以前的欧洲，在支配阶级（dominant classes）的文化与被支配阶级（subordinate classes）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双方互相施加影响的循环往复的关系，这些影响会从底层向高层流动，也会自高层向底层传送。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他们会去到祭司那里，然后祭司会向神偶求告，那个神偶会告诉他这人到底是不是一定会死，如果他一定会死，祭司就会将他闷死，大家一起把他吃掉；如果他的味道不错，他就是无罪的，但如果他的味道不好，他就犯下了许多的罪，他们居然让他活了这么久便是不对的。我从那儿得来了自己的看法，就是当身体死亡时，灵魂也一道死去，因为在众多不同的国度中，有人信这个，还有人信那个。” 再一次，梅诺基奥栩栩如生的记忆同化、改写和重塑了那些书中的字句。瘠弱的尸体变成了不好（吃）的，肥腴的则变成了好（吃）的。这些词语（好、坏）的道德内涵和美食含义发生了易位，从而将罪从杀人者身上转到了被杀者身上。因此，好（吃）的人是无罪的，不好（吃）的人则罪摩深重。便在此时，第21章矮人族与食人族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随着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与此同时的新教教会巩固联合，一个新时代就此开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当权者的日益僵化保守，是对平民百姓家长式的洗脑灌输，更是通过对少数群体和持不同政见群体或多或少诉诸暴力的分化瓦解而实现的大众文化的灭绝。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这个例子之所以可能出现，要感谢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印刷术的发明和宗教改革。银鼠属令他能够对照书本检视自己从雄安到达所接触的口头传统，还为他提供了将纠结于心的那些理念和幻想发泄出来的语言。宗教改革赋予他勇气，去向教区神父、乡里乡邻和宗教法庭审判官表达自己的情感。受过教育的人对书面文化的垄断，神职人员对宗教信仰的垄断，全都被终结了。而由此导致的巨大断裂，造成了一个全新的、蓄势待发且随时可能爆发的局面。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此时此刻，我们应当很清楚，为什么大众文化这一术语尽管哎一些情况下不令人满意，但仍是一个比集体心态更可取的说法。一个与阶级结构有关的概念，即使是泛泛而谈，相对于无阶级的概念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对心态史的研究，其主要特征在于它们固守着某种特定世界观中惰性的、少为人知和无意识的哪些元素。哪些情绪化的、非理性的东西，都被纳入了心态史的特定研究凌雨与思想史背道而驰。如果从心态史的范围内讨论他的例子，将意味着贬低他的世界观中强大的理性元素。此外，更关键的一个反驳理由，在于它坚决的无阶级性。正是因为这种无阶级的集体心态的说法，才导致了针对一个窄众的研究结果，竟然被默认扩展到了一整个世纪的所有人身上，毫无例外。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那些小册子文学，今天在我们眼中都是静态、惰性和一成不变的。但它们是如何被那个时代的公众阅读的？在这些读者中普遍存在的口头文化，在何种程度上介入了对文本的使用，对其进行修改和再加工，甚至改变了其本质？....就思想史的定量研究来说，只有对作为读者的那个人的历史变量和社会变量有所了解，才能真正为性质各异的思想之历史研究奠定基础。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汤普森曾有力地评论道，计算机有着一种令人作呕的重复印象主义，总是没完没了地重复着一种陈词滥调，同时消灭掉所有未被编制程序处理的证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诚然不假，因为计算机显然只能执性，不会思考。但在另一方面，只有完成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深度调查，才可能开发出一个清晰明了的程序，提交给计算机。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如果这些原始资料让我们不仅有可能再现那些面目模糊的大众，还可以重新构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再要去忽略漠视它，便是十足荒谬的了。将个体的史学概念拓展到下层阶级，是一个值得尝试的目标。一些传记研究已经表明，在一个自身无足轻重，但也因此极具代表性、可以被视作宇宙缩影的小人物身上，仍有可能查考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层面的诸多特征。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在这个例子中，美诺基奥说出的许多话都不能被简化为那些熟悉的主题，而这事实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之前未被发掘的大众信仰层面，窥见那些不被人知的农民神话。但是这些不被人知的大众元素被嫁接到了一个极其清晰并符合逻辑的理论复合体上，这些理念既包含宗教激进主义，也包括表现出科学倾向的自然主义，还包括有关社会改革的乌托邦理想。这强有力地向我们提出了巴赫金所阐释的我呢话传播的问题。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芒德鲁把大众文化归于工业化之前的社会被支配阶级对支配阶级所提供的文化副产品的消极适应，然后博来姆将其视为对支配阶级文化的回应，包含了至少部分上独立自主的价值理念。福柯将其看成一种绝对的外部性，将被支配阶级实际上置于文化之外，或者一种前我呢话状态。而最令人有收获的，其实是巴赫金关于下层阶级文化与支配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假设。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福柯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我们的文化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的种种派出、禁止和限制之举。福柯感兴趣的主要是排除的行为和标准，却对排除这不那么上心。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因为担心陷入臭名昭著的幼稚实证主义的陷阱，再加上愤怒地意识到，即使在那些最平常、看起来最清白无辜的感知过程中，也可能潜伏着因意识形态而导致的扭曲变形，许多今天的历史学家都索性全然放弃了大众文化以及或多或少对其进行过歪曲描绘的那些原始资料。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正是这种深深根植于欧洲乡村地区的口头传统，解释了种农民宗教信仰顽强持久的存在，这种宗教信仰不愿接受那些深奥教义和烦琐仪式，它与自然的周期变换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从根本上是早于基督教而存在的。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在建立于口头传说之上的那些社会中，社区的记忆会不由自主地掩饰变革，或是将它们重新吸收。与物质生活的相对灵活机动对应的，是越来越僵化固定的对过往的想象。一切将永远如此；这个世界就是它此刻的样子。只有在急剧的社会变革发生之时，才会涌现出一个通常充满神奇色彩的、对某个不同且更好的过去的想象——一个完美模型，相对于它，眼下的一切似乎都成了堕落与败坏。”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但梅诺奥却喜欢说，他不相信圣灵主宰着教会，他补充说，“教士们希望置我们于其影响之下，让我们保持沉默，而他们则以肆意妄为”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一个极其封闭而静态的世界中，磨坊是人们相互接触、各种社会关系交叉汇合的场所。和旅馆店铺一样，这是一个思想交流之地。挤在磨坊大门前的那些农民，站在“被村里骡子尿湿的稀软泥地里”[544]（同样出自安德烈亚·达·贝尔加莫之口），等待着自己的谷物被磨成粉。他们必定会聊起许多东西。而这位磨坊主，必定也会插上几句。不难想象，这样的场景曾在某一天发生在皮吉诺的磨坊。皮吉诺转向一群农民，开始抱怨“那些教士和修士”[545]，直到一位名叫多梅尼科·德·马萨菲斯的村民醒过味儿来，说服围观者管好自己的事就得了。他说：“喂，小伙子们，你们最好把诵读日课的事儿留给教士和修士，别说他们的坏话，别理佩莱格里诺·迪·格拉西（皮吉诺）。”和旅店老板、酒馆店东以及四处流动的手工艺人一样，磨坊主的工作条件[546]使得这一职业群体尤其易于接受新的思想理念，并倾向于将它们传播开来。此外，磨坊通常坐落于定居点的边缘地带，远离众目睽睽，因此也就特别适合用作秘密集会的地点。1192年，在摩德纳这里[547]，对清洁派教徒的迫害导致了磨坊帕塔利亚联合会（molendina paterinorum）*的覆灭，这必定不是一个孤例。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在工业化以前的欧洲，交通的原始状态导致了即便是最小的定居点，也至少拥有一座由水力或风力驱动的磨坊。磨坊主这一职业也就因此成为最热门的职业之一，他们在中世纪的各个异端教派中占有重要地位[540]，而在再洗派教徒中尤为举足轻重，这并不令人吃惊。尽管如此，当前面提到过的那位16世纪中期的讽刺诗人[541]安德烈亚·达·贝尔加莫断言“一个真正的磨坊主必是半个路德派信徒”时，他似乎是在暗示着一些更具体的事情。农民与磨坊主之间年深日久的敌意[542]，业已固化了磨坊主的形象——精明狡诈，爱偷东西，擅长坑蒙拐骗，注定要堕入地狱的烈火之中。这是一种负面的刻板印象，在民间传说、传奇故事、俗谚、寓言和逸闻中得到了广泛的印证。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梅诺基奥并不相信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此外，他还明确表示拒绝原罪的概念，宣称“人在离开母腹之后，喝下第一口母乳之时，便开始犯罪[424]”。对他来说，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人。这样一来，任何宗教千禧年主义的观念，对他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在供述的过程中，他从来不曾提到基督复临（the Second Coming）。他渴盼的这个“新世界”，因此便是一个完全基于人世的、可以通过人类的工具手段来实现的现实。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显然，梅诺基奥并不打算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吐露心中所思：“但愿上帝阻止[420]他们有这种想法。”尽管在镇上有许多关系往来，他必定深感孤独。“那天晚上[421]，”他招认道，“当审判官神父告诉我‘明天离开这里去马尼亚戈’时，我几乎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我想要跑出去，搞点儿破坏……我想要杀掉那些教士，放火焚烧那些教堂，做点儿疯狂的事：但顾及我两个年幼的孩子，我控制住了自己……”这个无权无势的亡命之徒的情感爆发，充分说明了他的孤立无援。面对折磨着自己的种种不公，他唯一的反应，就是被自己立即压制下去的个人暴力企图：向那些迫害他的人报仇雪恨，鞭笞那些压迫的符号，成为一个亡命之徒[422]。就在一代人之前[423]，农民们曾经放火焚烧过弗留利贵族们的城堡。但，时代已经变了。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关于宗教法庭审讯记录的执笔者，有必要给出一些解释。在每一个宗教法庭中，书记员（或是一个受委任履行此种职能的神职人员）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常设成员。他要以书面形式记录下发生的一切，因为司法程序手册上要求“不仅（要记下）被告的所有答复和他可能做出的任何陈述，还要（记下）他在刑讯过程中的一言一行，甚至他的叹息，他的哭号，他的痛悔和泪水”［E. Masini, Sacro Arsenale（Genoa, 1621）, p. 123］。因为大多数审判记录都会在宣判前由罗马的最高法庭进行综合审核，这种全文记录司法程序的实践，其设计意图便是要制止那些不正当的行为，比如一些审判官提出诱导性或暗示性问题的倾向。这位书记员的职责，是一字不差地将所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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