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语录 ▼

经典语录

这反映了其对新的物质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复杂态度。一方面，这些新东西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但另一方面，它们又造成了人们骄傲和珍视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改变。其实还有一个结果是这篇文章所没有提到的：温水瓶的使用可能使一些人在家中喝茶。过去茶馆是唯一为普通居民提供鲜开水的地方，温水瓶的使用，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那些对开水要求不是很高的茶客，要喝茶也不是非去茶馆不可了。

——王笛《茶馆》

茶馆是最便宜的休息和社交场所。

——王笛《茶馆》

有的茶馆颇像社会俱乐部，共同的爱好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王笛《茶馆》

茶馆议论实际上起着一个“舆论监督”的作用。

——王笛《茶馆》

在相当程度上茶馆即意味着“公共论坛”，茶馆聊天经常反映了“公论”。

——王笛《茶馆》

也即是说，茶馆既是得到信息之地，也是小道消息、流言飞语传播的地方。这恐怕也就是国家总是力图对这个空间严加控制的原因之一。

——王笛《茶馆》

还有人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馆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馆，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使也不舒服，因此茶馆是个好地方。

——王笛《茶馆》

1942年，一个地方文人归纳，成都有四类茶客。首先便是“吃闲茶”的人。（他们一般是在春熙路、商业场、少城公园、复兴门外等区域的大茶馆。春熙路和商业场店铺众多，许多中产及以上家庭的妇女到这里购物。许多来这里茶馆喝茶的顾客并非真的喝茶，无非是来打望女人，一饱眼福）

——王笛《茶馆》

“有闲阶级”可能包括文人儒生、城居地主、退休官员、财主寓公等各类中产以上阶级。而“有忙阶级”涉及更广，可能包括四种人：一是以茶馆为舞台者，像讲评书、演地方戏和曲艺的艺人；二是以茶馆作为生意场所的人，如商人、江湖郎中等；三是以茶馆为工场和市场者，如工匠和小贩等；四是在茶馆里会客、议事的官员和文人等。当然，“闲人”“忙人”并非社会阶层的划分，角色可以相互转化。例如，“有闲”的人并非都是富人，一个苦力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也可以是一个“闲人”；一个富商在茶馆里做交易，也可以是一个“忙人”。

——王笛《茶馆》

我认为，当讨论新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间题时，年代便十分关键，但讨论那些相对稳定、变化很小的文化现象时，时间不再特别重要

——王笛《茶馆》

总而言之，最基本的三个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什么方式使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茶馆在城市经济中的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

——王笛《茶馆》

批评一般集中在关于茶馆生活的几个方面：赌博、看“淫荡”和“暴力”的戏、浪费（金钱和时间）、妇女进人有伤风化等。改良精英对妇女出入公共场所甚为不满。这种态度与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他们对妇女的态度应该比守旧者更为开化和宽容大相径庭。这些改良者推动了许多以西方和日本为范本的经济、教育、社会方面的改革，但他们在妇女问题上比其在西方的同侪保守得多，认为妇女在公共场所的抛头露面是“不文明”的。

——王笛《茶馆》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人坐茶馆的争论都十分激烈，大概以1937年为界，前后有明显不同。第一个阶段从晚清到1930年代初，对茶馆的批评基本来自成都内部，是当时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之一部分，他们认为坐茶馆是“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而外来者却多对茶馆持欣赏态度。第二个阶段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对茶馆及其文化的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特别是从东部沿海来的，在四川经常被称为“下江人”），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显示了内地和沿海地区文化的冲突。

——王笛《茶馆》

在这个时期城市的改良和现代化过程中有两条线并进：一是国家角色加强的同时，现代化持续消弭地方文化的特点，导致地方文化独特性的削弱；二是在此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既显示了其坚韧性，亦展现了其灵活性，以对抗国家权力和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王笛《茶馆》

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吒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积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

——王笛《茶馆》

汤普逊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非源于业工人，而是具有庶民文化传统的手工匠这个背景当然也影响到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行为和工人运动，因此早期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手工工匠，而非产业工人。

——王笛《茶馆》

酒方新文化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理论渊源的，如A.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便有着泛的影响。他认为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是看革命党能否成功地把新的文化观念传播到民众之中，但他也认识到，新旧文化经常交叉重叠，很难明显划分，因此工人阶级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不可避免地以新旧杂存的形式显示出来。

——王笛《茶馆》

这个对茶馆的研究有三个内容：其一是对日常休闲的作用，其二是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功能，其三是它们的政治角色。

——王笛《茶馆》

事实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也并非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样总是一个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它同时也是指物质空间。我将在本书的结论中对这个概念进行具体讨论。当人们走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

——王笛《茶馆》

我认为所谓地方文化，就是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由于过去交通不发达，社会相对分离，所以文化具有各自的独特性。 “国家文化”是我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英文我用的是national culture，其中也包含了state所推行的文化。而对国家文化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随着时空的转移，特别是近代由于交通的发展和政治的冲击，地域间的交流不仅更频繁，规模也在扩大，地方文化和斯国家文化的意思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两个概念之间经常发生游离。但是我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王笛《茶馆》

但本书的中心则是两个基本线索，一个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益加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另一个是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王笛《茶馆》

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历史本身的纵向变化，也注重茶馆与国外类似公共空间的比较，特别是二者的近似性。在解释上，认为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茶馆长期延续的原因。

——王笛《茶馆》

茶馆生活在整个成都平原都十分重要实际上住在成都平原乡场上的人们像成都人一样依靠茶馆，农民也经常去茶馆喝茶。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可能比城里人更需要茶馆。成都平原的农民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居住在村庄里，他们散居在靠近耕地的地方，平时缺乏社区生活。他们经常到乡场进行交易，赶场天也是他们会友、找乐子的时候，茶馆便是他们最经常去的地方。1940年代对成都平原茶馆进行调查的王庆源称，他曾与许多农民交谈，他们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茶馆生活会怎样。

——王笛《茶馆》

女茶房甫经出现，男顾客便纷纷涌向雇用她们的茶馆，到这里不仅可一饱眼福，还可趁机与女招待调笑一番。茶馆主人们很快发现，这是非常好的生财之道，便纷纷跟进，哪怕是那些穷街陋巷的下等茶馆，也照此办理，以增强竞争力，以至于如果一个茶馆没有女茶房，便会被认为“过时”，生意也便难以为继。女招待也很快懂得怎样以姿态、动作、声音等来取悦客人，以女人特有的手法招徕顾客

——王笛《茶馆》

中国学者经常用“行会”这个词去讨论20世纪以前社会和经济组织，没有在时间上进行认真区分，没有充分考虑到用一个现代词去分析前现代社会现象可能出现的混淆。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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