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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但同时独居也会危机个体本身。对于那些经济上有保障、日程繁忙、拥有丰富社交生活的人而言，独居可能是一种高效的生活方式，因为独居既保证了隐私，也提供了自我复原以及个人发展的机会。但对于那些弱势社群而言，独居往往会导致一种危险的状态。桑德拉·斯密称之为“防御性的个人主义”：对其他人和机构组织的不信任，并终将导致对自身的不确信。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我热爱我的朋友们，但不幸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发生改变，所以我试着少依赖一些我的朋友们，而更依靠自己。独自生活，就是这种想法的一种体现。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年轻的单身主义者将独居视作特立独行与成功的标志，社会不再将独居视为特立独行与成功的标志，社会也不再将独居视为人生失败的象征，他们将独居当作一种在人生发展尤其是职业发展上的投资。他们认为，这种投资必不可少，因为当代的家庭关系非常脆弱，而工作也并不可靠，最后每个人都还是得依靠自己。另一方面，自我提升也意味着承担独身的一些挑战：学习家务的能力、学会一个人自得其乐地生活，建立信心以投身人生新的挑战。单身生活同时也意味着社交上的更多努力——建立强大的朋友与同事的社交网络。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事实上，无论食品上的糖衣，还是信仰、酒店、想法、餐馆、电视上的“糖衣”，都与恶俗的本质很接近。的确，T. S. 艾略特说过：“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真实”，而美国人对真实的承受能力还要再减半。
——保罗·福塞尔《恶俗》
美食作家科勒曼·麦卡锡帮人们给恶俗食品下了定义。他在《美国的基本食物》一书中讲到蔬菜和水果时，强调食物的“好看”已经取代了其实际功用、纯正和安全，他指的是那种将食物包装打扮一番，以吸引无知者的丑陋行径，比如将桔子染成橙色，或人工种植苹果、樱桃、草莓，使其惊人地硕大但食之无味。现在，人类已经违背了所有的自然法则，“苹果成了没有斑点、不长虫、大红大绿的东西。葡萄柚奇圆，像棒球一样坚硬，像连翘花一样金黄”。
——保罗·福塞尔《恶俗》
还是在这个老百姓愚蠢至此的国家，人们花了大笔的钱买东西，却丝毫看不出所谓的“折扣退款”有多荒唐可笑，他们从不指望商品的价格在出厂时就能降一些。想想吧，你郑重其事地把钱递过去，然后等着其中的一些被装腔作势地递回来，然后感觉自己在这场讨价还价的交易中赚了一把；……这个国家将数亿美元花在”探索“外层空间上，同时却有数以百万计的的穷人和饥饿的人像印度加尔各答人一样露宿街头；成百上千的人在精神和文化上如此空虚，以致他们给自己作定位并获取自尊的主要方式就是去”购物“；
——保罗·福塞尔《恶俗》
这一恶俗表现符合美国人不愿接受令人不快的事实的倾向，比如这类残酷的事实：桔子本来是黄绿色的，且通常是卵圆形的；不长虫的苹果其实是反常的东西，正常的苹果如果不染色、不打蜡，就会很难看。食品的本来面目与其他事物的本来面目一样，反而难以被人接受。恶俗不仅已经出现，美国人对此还很坚持。他们选择“加工”奶酪，是因为天然奶酪会发酵、逐渐裂开，从而产生超市经理们所谓的保质期问题。如果没有人反对，甚至没有人会注意，那为什幺不提供加工奶酪，以代替天然奶酪呢？经过高温消毒的加工奶酪可以保存好几个月。如果再把它加工成鲜亮的橙色，味道像油灰或某种可能会在手术室遇到的东西，又会怎幺样呢？如果用加工奶酪冒充天然奶酪，还大受欢迎，恶俗的危害就不言而喻了。 美国人对于水果要好看、要修饰、要令人喜爱的坚持，也同样体现在对花生一类传统食品的美国式新加工方法中。花生原本就很好，只是太简单太纯正，不合乎当今的恶俗口味。非得将它们变得辛辣，加糖使它们变甜，好像我们终生都生活在托儿所里，无力克服对 Cracker Jack牌玉米花生糖孩子般的热爱。
——保罗·福塞尔《恶俗》
外交官兼学者乔治·F·凯南了解这一点，尽管他在新作《生活速描》中给了美国一个糟糕的评价。他在书中承认，像“萧瑟暗淡”这样的词能最好地描述他今天看到的祖国。他解释道：“读者可能会以为我只看到了丑陋、庸俗和堕落”，但他总结道，是单纯的喜爱之情使他的目光停留在这些污迹上，“我如果对这个地方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种热爱，那它表面上的这些瑕疵就不会如此有力地击中我……”一年中总有那幺一天，美国接受到的只有赞美，那一天就是7月4日。在其他时候，希望美国变好的人们就要全力以赴地将美好与糟糕，尤其是与恶俗区分开来。
——保罗·福塞尔《恶俗》
明显的糟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它们跟手工艺一样历史悠久。古罗马肯定有一个工匠制造过糟糕的战车车轮，也肯定有一个酒商卖过劣质酒。往面包粉里掺锯木屑也是由来已久的做法，但只有你坚持掺了假的面包比其他面包更好时，才会变成恶俗。
——保罗·福塞尔《恶俗》
糟糕（bad）与恶俗（BAD）之间有什幺区别呢？糟糕就像人行道上的一坨狗屎，一次留级，或一例猩红热病，总之，是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恶俗不一样。恶俗是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不少美国人竟会被说服，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一样真正恶俗的事物，必然会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割破手指的浴室水龙头手柄是糟糕的，一旦镀上金，它们就变成恶俗了。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餐馆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
——保罗·福塞尔《恶俗》
美国人希望水果就应该好看一点、虚假一点、迷幻一点，这种看法也同样表现在对像花生这样一种传统食品的新式美国加工方法中。花生本身是完美的，但是太简单太老实了，不合乎当今恶俗的口味。必得要给它们浓妆艳抹一番，用蜜糖使它们变甜，仿佛我们生活在一座永恒的幼儿园里，或者我们没有能力克服对“杰克饼干”（CrackerJack）的孩子般的忠贞。如今最受青睐的品种就是“蜜制花生”，等同于一件由朱红色棉绒制成的系着镀金青蛙的男式晚宴服。椒盐脆饼（Pretzels），其主要特色从来就在于它的咸味，现在也开始糖衣登场，这倒的确使它们成了美国“甜”啤酒的最佳搭档，而后者已迅速变得和干姜水一样难辨雌雄。“干”而酸的口味销声匿迹了。如今，惟恐客人被吓跑，中国餐馆也不得不用“甜辛肉”（Sweet　and　PungentPork）代替了原先的“甜酸肉”（Sweet　and　Sour　Pork）（见“恶俗语言”）。人们过去在吞食阿司匹林时，对不甜的口味还有相当的忍耐力，可是现在，连阿司匹林药片也成了加糖衣的了。 　　事实上，“糖衣”已经接近恶俗的本质了，无论是针对食品而言，还是就信仰、酒店、观念、餐馆、电视而言，的确，“人类无法忍受过度的真实”，T.S.艾略特如是说，至于美国人，这情形还要加倍。
——保罗·福塞尔《恶俗》
还有更多的酒店用语和心思，专为吸引未经世事容易上当的人们而创造。家俱是“奢华的”，酒是“神圣高雅的”，娱乐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服务是“殷勤有礼的”，陈设是“精致典雅的”。不过，惟恐那些社会地位不安全的人面对这一切不熟悉的“精致典雅”时神经受不住刺激，有些酒店还特意声称它的餐厅是“气氛随便的”（见“恶俗语言”），正如火奴鲁鲁的一家酒店的说法，在那里衣着是不必过于讲究的，“除了晚餐时在餐厅里应该穿高雅的便装礼服（男士）和随意的晚礼服（女士）。
——保罗·福塞尔《恶俗》
一条有关恶俗菜谱的普遍原则就是：内容越多越糟糕。这正好迎合了美国人的神圣信条：三流餐馆中大把的“选择”高于一流餐馆中有限的选择。除了菜谱上毫不相于的庞大内容之外，菜谱中使用的语言才是预示恶俗即将来临的主要征兆。这里就像所有的地方一样，隐喻和媚俗的形容词是制造夸张和欺诈的理想工具，新奇的词语也争相显示时尚的魅力。“那大概是某种美味佳肴吧，”人们暗自猜想，这样你就不自觉地读开了。有些菜，仿佛它们是某种“时尚精品”的一部分似的，是由某个在厨房里工作的大师“设计”或“创制”的。最后，在漫长的菜单的尽头，你将读到“我们的甜点将由您的侍者亮相给您”。如果某种甜点被列在菜单上了，它不是简单地罗列出来就算了，而是以那些对恶俗广告撰写人来说十分熟悉和亲切的词语吟唱出来： 　　一个深色的财宝箱，内装白金巧克力奶油冻和珍珠鲜果，漂浮在一片安格莱奶油烈性甜酒的金色池塘上，零星点缀着碎榛子仁和鲜红的覆盆子。 正如以上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种菜谱是把顾客当作十足白痴的做法，因为恶俗是不可能在知识或勇气面前趾高气扬的。大多数恶俗的男女招待迫于工作要求而装腔作势，以为虚情假意真的可以取代职业尊严。他们都可以被说成是进了“心理误区”，如心理学家塞瑞尔·康诺利所称，“这种误区的突出表现就是，那些毫不友善的人努力装出友善的样子。”良药是有的，尽管苦口：不要装着友善。惟有遵守这一条训令方能终止一切形形色色的恶俗。
——保罗·福塞尔《恶俗》
但是恶俗，却会持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过于造作、矫饰、突兀、不知羞耻和妄自尊大，它背叛所有人类历史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直觉。要想一样东西是真正恶俗的，它必须能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的要素。要洞悉真正的恶俗，你必得在人们就某物是怎样说的和此物究竟是怎样的之间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明智。
——保罗·福塞尔《恶俗》
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
——保罗·福塞尔《恶俗》
“推销员”（salesman）这个词的命运既证明了人们对高级事物的欲望，也证明了普通美国人面临令人不快或有损人格的事物时会感到不舒服。曾几何时，推销员就是推销员，正如在戏剧《推销员之死》中一样，推销员毫无疑问是个有用的人，只不过社会地位比较低，且往往会让自己讨人厌；如果推销员是女的，既然女人们已被允许出门工作，那就很有必要令人愉快地增加一个 音节，将这个词扩展成“推销人员”（salesperson）；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觉得需要更多级别的推销员了，于是3个音节就适时地扩展成了5个音节的“销售员”（sales associate）；然后是6个音节的“销售代表”（sales representatives）；紧跟着，人们又发现还可以扩展成8个音节的“销售员”（merchandising associate）；从前的“销售经理”（sales manager）只有4个音节实在太寒伧了，于是就从字面上将它晋升为“销售副总裁”（vice president, merchandising），这样不光有了8个音节，也增添了一点美妙的委婉意味。
——保罗·福塞尔《恶俗》
排队时厚颜无耻地挤来挤去的人通常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他们早已习惯于为其所需而战斗了。他们的行为如果还能让人理解，那就是糟糕的。更胆小怯懦，却一样爱出风头、一样贪婪的中层和中上层人士排队时挤来挤去就是恶俗了。他们挤起来更为机巧。他们不会硬挤入队伍中，并露出“你敢把我怎幺样”的架式，他们非常诡诈，会迂回地挤到你边上，而不是前面。他们会视你暧昧的容忍度而行动，希望你无视行与列之间的明显界限，他们以为只有军人才懂得行与列应该存在明显的界限。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出其不意地，大声地强烈抗议，如果你做得到，也可以用亵渎和肮脏的字眼痛骂他们，免得他们以为你太斯文，不会发火。记住，这一切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奏效。
——保罗·福塞尔《恶俗》
真正恶俗的人往往要幺与政治、要幺与神学有关。这两个领域内的人都得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强烈的廉洁和美德，因此都会造成表象与实质之间的鸿沟。我们已经知道，这种鸿沟正是恶俗的必备条件。
——保罗·福塞尔《恶俗》
不过在美国，至少有一点值得欣慰，大多数工程企业都有固有缺陷，这反而带来了令人惊喜的一线希望。比如，最近调查发现近1／3的洲际导弹要幺不能用，要幺永远也无法击中目标，这让无数惊恐的欧洲人如释重负，并暴露出冷战中美国借以获得荒谬主导地位的工程优势是多幺地虚假。
——保罗·福塞尔《恶俗》
一名公共演讲者应该以“简练为目标，不如此，任何人类创造就都无法达到绝妙的完美”。
——保罗·福塞尔《恶俗》
回顾人类欺骗自我、渴望奇迹的全部历史，辛普森总结道：“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会发明、最会欺骗，也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一种动物。”所以，艺术和宗教都是人类特有的发明。
——保罗·福塞尔《恶俗》
真正恶俗的事物必然会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餐馆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
——保罗·福塞尔《恶俗》
把无数亿美元花在“探索”外层空间上，而同时又有数以百万计的贫穷和饥饿之徒如加尔各答的当地人一般露宿街头，这样的一个国家如何？成百上千万的人在精神和文化上皆如此空虚，以至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及获取自尊的主要方法就是去“买东西”，对于一个这样的民族，又如何？垂涎于使东欧美国化，在那里培植诸如带给我们白色超大型豪华轿车，带给我们唐纳德·川普、吉姆·贝克尔、利奥娜·海姆斯利。以及米尔肯和波丝姬之类人的价值，一个这样的国家，亦复何如？所有这一切的自然结果就是过度补偿（over　compensation），最常常导致的就是某一种形式的恶俗。大多数人所经验的实际的美国人的生活是如此枯燥乏味、单调和胸无大志，如此疏离于过去的传统和欧洲文化的共鸣，于是它要求把自己“提高”和呈现为某种绝妙的东西来补偿。恶俗于是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对于全民族的空虚和乏味的自然反应，并且，它的方式的确代表了至少是对虚幻和与众不同的价值的追求。例如：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一家值得光顾的餐馆，那幺，与餐馆老板合谋参与恶俗的游戏也算是当地人可以聊以自慰的事情吧？——正儿八经地对待狗屁不通的菜单、伪装的法国菜、跳芭蕾舞似的餐酒服务，全部是对纯正事物的粗笨模仿，要想体现恶俗，你必须要有两个演员，一个展示者和一个光顾者，二者同时参与颠覆真实的阴谋。再说了，如果一个城市没有美，没有个性，没有魅力，而且的确仅仅被财迷、庸人和自满的乡巴佬所占居，那幺和当地的“画廊”兼礼品店合作也是一种安慰，从那儿获得一些可怕的批量生产的“雕塑品”，并认真地把它们当作“艺术品”摆放在家中。
——保罗·福塞尔《恶俗》
functionally illiterate：功能性文盲，联合国于1965年在德黑兰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受过一定的传统教育，会基本的读、写、算，却不能识别现代信息符号及图表，无法利用现代化生活设施的人。
——保罗·福塞尔《恶俗》
无疑，这是一个到处充斥着恶俗的时代。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恶俗绝不在任何异邦之下。福塞尔抨击的美国恶俗现象，找到中国式的翻版已经不像十年前那幺困难了。原因并不复杂，一个古老的国家几乎与一个新兴的国家一样，在激烈的变革之后都失去了传统，在没有传统规范可循的时代里，一切人类天性中未经磨炼的欲望便会沿着粗俗突兀的路径生长。其结果，必然是随处可见的恶俗事物。
——保罗·福塞尔《恶俗》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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