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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述这些话,我被自己的傲慢吓坏了,因为我已经不再期待爱,也几乎不再想去爱了,但如今,我却又陷入了爱河。感觉就是如此。我不再在我所爱的人身上寻找其他人,我希望他尽可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和陪伴,但也仅止于此。我希望他作为自己活着,没有不幸或不快乐。也许这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习惯已经固定,不再想要更多东西,也许我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我说的是实话一我十年后必须重读二下这段文字!一那我宣称现在自己很幸福就是合理的。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既然我已经生活在幸福这种难得的状态里,对它做点笔记肯定也很重要。它开始于我写作之时,在我赢得大奖时变得光彩夺目,后来我又开始恋爱,这种幸福得到了确认,而且迄今尚未露出改变的迹象。 生命力的一个表征是:早晨睁开眼睛,立刻全然清醒。我曾经珍惜的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即便在星期天,我也只睡八个小时,除了极少数我真的疲累的日子。 生命力的另一个表征是:不太在乎自己住在哪里。有的单身女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家具和装饰品里扎根,因此,要是周围的东西不能按照正确的秩序摆放,她们就无法忍受。我也喜欢房间、物品和布料,我喜欢挑选并整理它们,当我做得不错时(并不常见),我会觉得舒适和满足。但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么重视这些事了。最近,在换房子期间,我和朋友们到处露营,有一次还去了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地方。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我发现,只要有一张桌子可以写字,一个炉子可以做饭,再加上一张床,我就能感到自在。 生命力的又一个表征是:人们会说“她发生了什么事儿?看起来状态这么好”或者“她看上去很年轻”,我自身在身体上的良好状态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她可能有二十五岁吧”,一位七十多岁的女人这么说,考虑到那个年龄的人观察一切时的岁月压缩效应,三十五岁应该比二十五岁更能准确地描述我的状态,不过,这个评论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的身体在回春。如果确实如此,那它对应的应该是这些年来一些指向内在的变化。我在二十三岁时就开始意识到,衰老是一件悲哀的事。我和保罗在一起的每一年,都被带向一个比我以前所知更好的地方,各种可能性不断涌现,仿佛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而当我接受了他的消失之后,日子就慢慢走下坡路了。常识禁止我在二十多岁时就认为自己老了,但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而且一旦过了三十岁生日,我就开始把这种感觉视为合理的。我三十多岁时,大部分时光都被笼罩着一层阴影,正是因为我注意...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贫穷”这个词不该适用于任何和我一样生活舒适的人,我背后有一个家庭,无论他们多么力不从心,在紧急情况下总能指望他们来救助我。我在工资之外从来没有别的收入,钱也总是很少(小型独立出版商要是不将大部分利润再投人,要么很快就破产,要么很快将不再独立)。我挣的每一分钱几乎马上就被我花掉,但还是有很多想要的东西无法拥有。因此,对我来说,免税的五百英傍几乎就是一笔巨款。我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春天无忧无虑地去希腊了,我甚至可以坐头等舱!我可以买一块合适的地毯,还有我非常喜欢的新窗帘,买完了还能有余钱。那个冬天,我觉得自己很富有,因为这种感觉,所以也给人以富有的印象。就在不久前,我曾在一家时髦的大商店里看连衣裙,当我指着一条漂亮裙子说“我想试试这条”时,接待我的女孩用疲惫的声音回答我:“这条很贵,为什么要试买不起的东西呢?”但当我把那五百英镑存人银行后不久,我穿着同样的衣服,在同样的商铺,却得到了殷勤周到的服务,我觉得我甚至可以订购两架大钢琴,让他们送到我家试用,他们说不定还愿意为我提供第三架呢。礼貌的服务员花了几个小时为我展开各种布料,敦促我再考虑这一种,或者那一种。想要相配的图案?哦,当然有!拿来的不是我以为的两英寸宽的长条布,而是长度足以做床单的布料,统统供我选择。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相信我可以赊账为整栋房子添置家具,并不是因为我看上去与众不同,也不是因为我真的买得起,仅仅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对金钱感到无忧无虑,尽管理由也并不很充分。在那一个月里,关于情绪的力量,我有了很多深刻的认识。 第二件事更为重要,那就是我能有这笔收入,是因为那些有能力的评委们在几千人的作品里选中了我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我纯粹为了乐趣而自发创作的,就像我眼睛的颜色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写出一个别人眼里的好故事并不算多了不起,但它确实意味着什么,至少说明它并没有失败。荒谬夸张点说,二十年来我一直不怎么...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安慰奖吧,我一瞬间这么想,安慰奖有好几个呢,每个奖金是二十五英傍,“是的。”我回答。 “你得了头等奖,”他说,“奖金是五百英镑。” 你不向上看,是因为知道自己爬不到树上去。所以你早就忘记了,树叶间隐藏着果实。然后,突然间,一丝风都没有,一个大大的、软软的桃子重重地落到了你的手心。也许别人身上也发生过类似事情吧,但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我现在还舔着手指上的桃汁呢。 虽然,如果比喻准确,桃子并没有落入我的手中,而是砸到了我的头上。我一下就被打晕了。想象着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原本以为自己会先是茫然的怀疑,接着会爆发出纯粹的狂喜,但事实是,这两种情绪模糊地混合在了一起,并没有出现那种完美的时刻。当我回过神来想要好好感受这一刻时,却发现它已经成为过去,我已经经历过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如果我二十多岁时对自己已经开始练习的性自由更开放一点,对政治话题的讨论更主动一点,而不是回避它们、陷入沉默,如果我能公开谈论自己的不可知论,而不仅仅是逃避去教堂,或许就不会产生虽在我意料之中却仍然相当令我害怕的辜负之感,或者就算产生了,也不会是永久性的。”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不管是“奸淫”还是“上帝”,都不过是个简略的表达方式。 我知道“奸淫”的具体意思,但我想表达的与此不同,我指的是做爱,不论结婚与否一婚姻可能要过几年才来,但我希望能很快做爱。当时我对性的抽象痴迷已经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爱情的全心专注,这通常仅仅指向一个男人,但如果保罗辜负了我,我也会和另一个人做,那只能为保罗感到遗撼。在学校,我们从来不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院一一此时此刻,我已经知道自己会爱上牛津。对我而言,在那个玩耍即生活的年纪,牛津的日子成了二场游戏。小动物们嬉戏、猛扑、跟踪混为一团地摔跤,都是非常严肃的活动,是一种学习,如果缺乏这种学习,它们未来将无法作为成年动物而生存。对人类而言,这类游戏往往由于经济需求的限制而局限于儿童时期,在这段时期,人们会学到很多东西,但并非一切。牛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它是这种学习和成长的完美场所,这一点并非我事后总结,而是当时就意识到了。我的一些朋友对它渐渐失去了耐心,觉得这种生活不真实,但我认为,如果能有三四年的时间,既可以享受成年人的优势,又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你还想要求什么呢?而且能有这么一整座城市,按照习俗,年轻人可以将它当作自已的地盘,自信地走过主街,如同走在自家的后花园,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得傲慢和荒谬,比如在餐厅里装腔作势地大声说话惹恼他人,或参加聚会时随身携带一条草蛇,这类事情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做得如此自然随性,但此时,你又正需要这么做。在你身后,是中学如监狱围墙般的束缚和家里令人沮丧挫败的亲密关系(当你以为自己很风趣时,就会有家人说“没人喜欢矫情的女孩”),在你前方,则是工作和婚姻中不可避免,但也未必不受欢迎的规矩约束。但此时,此刻,当下,正有机会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交谈和行动,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段无比灿烂的好时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认识到性荷尔蒙的力量,因此去保护他们可敬的女性(从而又增加了性荷尔蒙的力量,这是一种螺旋的关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被另一种具有相反倾向的社会赋予浪漫色彩。趾高气昂的南方人和充满憧憬的北方人大肆宣扬,说欧洲温暖地区不存在清教主义和拘谨氛围。花大力气去论证、去强调男性风度、记录艳遇数量一一也许,在意大利和希腊这样的国家,人们所遇到的确实不是被压抑的性欲,而是有时会令人起疑的、想象出来的性吸引。尽管也一定存在着千千万万真实而温暖的关系,但不可否认,胖子雅尼·哈吉卡基斯这个极端的例子,对我来说似乎有他的意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每次旅行回家时我都更加快乐,而且我从旅行中所获得的东西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这不仅是因为我看到了能丰富我想象力的美丽事物,学到了有趣的知识,遇到了有趣的人,开怀大笑了很多次。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引导着另一些事情的发生:我原以为自己已经死去的神经,一根接一根地复活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现在,我真的期望自己年轻时少爱家人一些。如果我没有这么爱他们,可能就会有反抗的勇气,而不是悄悄潜人地下。如果我二十多岁时对自己已经开始练习的性自由更开放一点,对政治话题的讨论更主动一点,而不是回避它们、陷入沉默,如果我能公开谈论自己的不可知论,而不仅仅是逃避去教堂,或许就不会产生虽在我意料之中却仍然相当令我害怕的辜负之感,或者就算产生了,也不会是永久性的。分歧只要公开承认,也许在那些明确不同的观点之外,人们也还是能彼此接近。但与此相反,我发现自己在这种关系中明显地、永久地受到了抑制,甚至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的事,也几乎保持了彻底的沉默。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中学毕业之前,我曾经相当有规律地写过段时间的诗歌。在牛津时又写过五六首,二十多岁时又断断续续写了三四首。这些诗并不怎么样,我本来也没觉得自己能写好,但都是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被我的意志力强拉出来的。它们代表着我人生经验中的强烈情感,是我“真实”生活的凝练,是非常隐秘的东西,我也不觉得自己的此类经验值得交流,所以当诗歌的灵感不再来拜访时,尽管遗憾,但我并不痛苦。膏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生命力的一个表征是:早晨睁开眼睛,立刻全然清醒。我曾经珍惜的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即便在星期天,我也只睡八个小时,除了极少数我真的疲累的日子。是生命力的另一个表征是:不太在乎自己住在哪里。有的单身女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家具和装饰品里扎根,因此,要是周围的东西不能按照正确的秩序摆放,她们就无法忍受。我也喜欢房间、物品和布料,我喜欢挑选并整理它们,当我做得不错时(并不常见),我会觉得舒适和满足。但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么重视这些事了。最近,在换房子期间,我和朋友们到处露营,有一次还去了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地方。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我发现,只要有一张桌子可以写字,一个炉子可以做饭,再加上一张床,我就能感到自在。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那失败感的基调始终存在,就像河床,然而,经过河床的水流比我想象的要深多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看着雷诺阿,就像在派对上遇见了一个人,你们彼此毫无进展,因为其中一方或是你们双方碰巧都心不在焉,但等到再次见面你才发现,他将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之一。尽管第一次见面看似毫无用处,但没有它,第二次也不会发生。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这段时间,我的灵魂缩成了豌豆般大小。它从来就没那么强大、鲜活,也没能力让自己的触角伸到自我的边界之外,但现在,它几乎枯萎了。我变得很会巧妙地躲避痛苦,靠着不断切换一个个小小的感官刺激度日,因为我明白,仅就个人生活而言,自己已经是个失败者,注定孤独终老,根本就不配拥有什么。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知道一切终将继续就是答案。如果我能神清志明地死去,而不是被药品麻醉或被痛苦折磨得神志不清,我希望我最后的思绪能停留在植物生长、孩子出生、我从来不认识的人们在花园里于活或给朋友们打电话这些事情上。正是在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存在之中,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脉动:就是这个脉动,在万物中哼唱、悸动,因而也存在于我的体内。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只有和一些非常愚钝的人相比才显得聪明。在我认为真正有智慧的人身边,我显得很愚蠢,根本不会思考。我甚至不知道人们对大脑做了什么才能启动思考的过程。我自己的脑子里倒是有一扇门,会在风中前后摆动。很多东西被吹进去,其中有些还不错,但没有一样能如我所愿地受我掌控。我有直觉,有同情心,有分寸感,有超脱的能力,但就是没有那种能“咔嗒、咔嗒、咔嗒”构建起思维架构的本事。在工作中,我经常因为缺乏思考能力而自惭形秽。我有时会因为糊里糊涂而干了什么事情,或把什么事情忘在一边,这让我既痛苦又困惑,所以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就迅速转向一些与组织事件或组织想法无关的事情上。我擅长判断自己喜不喜欢某人的作品,擅长理解别人的意思,或试图表达的意思。如果我在这些事情上做错了,那通常是事出有因,而不是因为我愚蠢。但是,我认为组织和构建的能力是可以习得的,我却没能学会,因此在工作中,我的这种欠缺带给我的压力,远比我已拥有的能力带给我的安慰要多得多。在工作之外,在生活中,我并不介意这样的愚蠢,虽然有时确实不方便、但那是我自己的事,我从情绪彼动中也获得了足够的愉悦和乐趣。但显然,我不能以拥有高智商来证明我的生命价值。我一直都不够善良。我所谓的“善良”,部分是基督教教育的遗泽,部分来自经验主义,意味着以无私为中心。我所见过的罪恶和弊病,大部分都来自人对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所产生的一些可怕的错误认知。然而人的品质是由其行为而非信仰所决定的,一次又一次,我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将自己微不足道的舒适和便利,看得比他人的快乐和悲伤更重要罢了。我既不够勇敢,也不够精力充沛。我认为开拓经验的边界非常重要,但由于懒散和胆怯,使我无法在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去实践它。我懒于参与政治;对于探险旅行也一直不够进取,只因为担心身无分文在陌生之地不够安全。我内心和嬉皮士意气相投,但当考虑到他们拓展经验的具体技巧时,我就能看到...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有些特质,我自认不具备,随手便能罗列。 我从来都不美。我从小被教导,长相不重要漂亮的外表甚至是不好的,会引诱出虚荣和愚蠢。但对女人而言,这其实是个谎言。如果我长得漂亮,我未必会更快乐,但一定会变得更重要。也许如果我长得丑,我也会变得更重要,因为笨拙的身体会逼出一种笨拙的个性来保护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不再在我所爱的人身上寻找其他人,我希望他尽可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和陪伴,但也仅止于此。 我希望他作为自己活着, 没有不幸或不快乐。也许这是因为我年纪大了, 习惯已经固定,不再想要更多东西,也许我是在欺骗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无法将爱情区分为“肉体的”或“精神的”,做爱也不是一件仅存在于做爱那段时间的、转瞬即逝的好事,而是每做一次就增加一点的,对整个幸福感的扩展。…… 所以,幸福随爱而来,由爱增加,对我来说它还赋予了肉体欢愉以色彩,当然也包含了许多其他东西,包含了比我个体的情感和感觉更广阔的东西。在这个时代,许多人都在关注交流的困难问题。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还是绘画,都不断在强调这一主题,以至于如果 一个人相信人类之间可以相互交流,那他会显得幼稚天真。可是,当你遇到一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传统、不同社会,不同经济背景的人,却发现你和他可以完全凭感觉来谈论任何事,即使彼此意见不一致,也有十足把握能互相理解,如果这不是交流,那又算什么呢?在这样的相遇中所发生的信任感和轻松氛围,真是另一种更广阔、更持久的美好。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失败是我生活的内核。我真正想要的,不过是女人生活中最平常的满足,而那些我满怀激情想要的东西,我全都没能实现。所以我会这样回答,这并不是推测。对自己,我确实是这么回答的,一遍又一遍,在人睡前的片刻,在醒来后最难熬的时刻,当我走在街上,当我从书本中拾起头,当我在平底锅里炒鸡蛋的时候—— 这种感觉是我熟悉的伙伴。起初,它是痛苦和悲伤的炭火,后来渐渐冷却;但尽管已经变冷,它那沉甸甸的存在感仍然还在。我唯一引以为傲的是,由于天性随和,又从快乐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积累了大量对生活的热爱,我很善于与失败感共存。我不认为失败感让我变得更讨厌或更疯狂,我将这种能力视为一种成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一九五八年,我四十一岁,开始觉得中年是段平静而非令人沮丧的时光,只要我不往前看太远就行。刻意的“近视”能营造出一种印象,仿佛我正行走在一片平坦的平原,而不是下坡路上。 ……有时,我上床睡觉时,会试图重拾那些多年来曾经占据过大量时间的回忆、希望、思索和梦想,但还没等真正回想起来,我就睡着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认识到性荷尔蒙的力量,因此去保护他们可敬的女性(从而又增加了性荷尔蒙的力量,这是一种螺旋的关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被另一种具有相反倾向的社会赋予浪漫色彩。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当然会去看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艺术品和纪念碑;也会邂逅那些突然建立又能长久维系的友谊,这种友谊有时会在陌生感融化了内心的拘谨、焕发出新的活力时开出花朵,这确实非常重要;但那些静谧的日子和那些喜剧性的夜晚才是我带回家最珍贵的财富。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真的因为一本书而感到兴奋,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奇异的、远距离的爱,而不仅仅是喜欢:就像我看到了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人或女人的头脑,然后想着“这些全是出自这个脑袋啊”,我真想把它捧在双手之间亲吻。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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