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语录 ▼

经典语录

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Evil in the Third Reich had lost the quality by which most people recognize it — the quality of temptation.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说道纳粹罪行有可能重演，还有更具说服力的特殊原因。现代社会的人口爆炸与新技术手段的发明碰巧并肩而行：一方面，大部分人口被迫成为“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原子能的发明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人们随时可以通过毁灭来解决“问题”。相形之下，希特勒的毒气设备顶多算是淘气孩子摆弄的粗笨玩具。这种巧合，足以令人战栗。”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的所谓平庸性是这本书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谋杀犯都是暴徒或恶魔。另一个原因来自该书对纳粹钦定的“犹太委员会”所作的简短评价。犹太委员会中的显要人物无法看穿纳粹的阴谋，徒劳地希望他们为本地犹太人的利益作出最大贡献，却在不经意间成了纳粹以最小行政成本和财力在最大程度上消灭犹太人之决策的工具。当然，以上两点都并不新鲜。盖尔索姆·肖勒姆在致阿伦特的一封公开信里指责她没有良心，而若是换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定不会视阿伦特的“平庸的恶”为廉价的口号。当魔鬼造访卡拉马佐夫时，他成了一个寒酸的、愚笨的、粗俗的蠢蛋。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踵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阿伦特不仅对外表感兴趣，更对笔迹感兴趣。“面相学”在她青年时代曾风靡德国知识界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一个具有犯罪性质的政府里，这面带有“警告标志”的“黑旗”就“公然”高悬于通常合法的命令……之上，飘扬在一则正常情况下实属犯罪性质的命令之上。回落到明确无二的良知上来，或者，用法学家们更加模糊的语言来说，回落到“人性中普遍的多愁善感”……上来——这种回落不仅是在向问题卑躬屈膝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受审的不是一个个体，也不仅仅是纳粹当局，而是整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本一古里安设定了这样的基调，而豪斯纳先生忠实地履行。在持续了三场的开庭陈词中，豪斯纳引用埃及法老和哈曼的格言“去毁灭，去杀戮，去让他们灭绝”，然后进一步引用《圣经·以西结书》，“我[上帝]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还解释说，这些话必须理解为“这个国家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所必须面对的使命”。这是拼凑的历史、廉价的修辞：更恶劣的是，这些话明显与对艾希曼进行审判的目的相矛盾，暗示他可能仅仅是早已注定的神秘命运的无辜执行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他所给予我的一切，包括我的成长地贝克顿，以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书籍，很快就变成是由外婆给予的，而并不是他。外婆则一直都在那里。早餐后，她会穿上工作服，在通往藏书室台阶旁的露台给狗刷毛，然后戴着厚皮手套，在温室或玫瑰花坛里侍弄花草，剪一些鲜花装饰屋子，然后再将另一些一排排放在“花房”里，这里有许多花瓶，狗儿们也在这里睡觉。她还用小张的镶黑边的纸写很多信，字体如同速记，只有她的女儿们能理解其意。她每天散步很长时间，晚上还服用大量番泻叶，因为她认为新鲜空气和大便通畅是健康必需。她密切关注着家务，有时也因习俗而有所简化。蔬菜、牛奶、鸡蛋和黄油都产自庄园，在固定的时节里还要腌制火腿、采集蜂蜜装罐、制作果酱，每个月还需要从伦敦的公务员商店邮购杂物。这是一种简单而有节奏的生活，她只关心管理，而不是具体操作，但后来她搬到了一幢较小的房子里，人员问题加上固定收入减少迫使她亲力亲为，尽管我们其他人也已经习惯性地干了多年，但她还是比我们都更了解该如何清洁、除尘、擦亮银器，等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们并不经常买新东西，一方面是因为贝克顿庄园的一切物品在坚固耐用的意义上肯定是“好”的，另一方面是，即便在我小时候，奢侈也是会受到谴责的。与绝大多数人相比，我家的庄园仍然是富人的房子，但这个家庭并不觉得自己富裕。我们在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有着严格的认知界限，而奢侈品是会受到质疑的。在我的童年时代，必需品包括一个园丁长，他手下要有两个帮手，两个马夫，一个司机，一个管家和一个男仆，一个厨师和一个厨房女仆，还有个帮忙洗碗的女仆，一个女佣长和两个女佣，还有我外婆的专用女仆；还包括供我们娱乐的动物，供我们学习的家庭教师和学堂；还有书籍、大量有益健康的食物、亚麻而不是棉布材质的床单；除了餐厅、吸烟室和前厅，还有三间独立的房间供一天不同时段使用一不知为何，外婆总是在前厅喝茶，还有一间婴儿室。财产是不容破坏的，实际上，将所有这些维持在一个适当水平后，我们几乎没有剩余收人。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是什么让我的家人如此自满？年复一年，这个我问题让我越来越困惑。满足感本身并不令人反感，因为只有拥有它，人才能舒适地活着；它的另一面，即对任何非同类之人的蔑视或不信任，则是愚蠢、丑陋和可怜的，与这样的一群老顽固因持久的爱与习惯的纽带而紧密相连，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花了这么多钱在教育上，却依然很少思考！他们对人的判断根据仍然是元音的发音方式、外套的剪裁、措辞如何…“他穿了一件我觉得他会称之为运动夹克的东西”，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除此之外，父亲还不太关注孩子。他对我们倒感染力。是挺和蔼可亲，但他并不喜欢孩子气。当他陪我们唱“蝙蝠，蝙蝠，来我帽子下歇歇，我要喂你肉肉吃”，或者“博尼是个战士”时，他确实很有趣，我们也很开心。他也会为我们写打油诗，还会为我们写剧本让我们表演，这种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父亲很聪明，但这些是他本来就喜欢做的事，可以施展他的才华，发挥他的幽默感。仅仅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观察他们，进入他们的想象世界，对他而言就不是乐趣了，而且他对孩子们也没有身体上的亲密感。如今，我有时看着弟弟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玩耍，就能深切地回想到父亲身上缺失的是什么。弟弟会将孩子扔来抛去，抚摸他们，闻闻他们，或者站在窗前看他们在花园里玩要，脸上挂着一种纯粹的快乐带来的无意识微笑。弟弟以一种舒适的、动物般的温吸爱着孩子们，而孩子们的回应就像太阳照罐下的番红花。但这些东西，并不是我父亲的天性。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让我们和许多动物随便玩要，而且从不禁止我们读任何书籍，无论其内容多么“成人”。她相信，有了这种自由，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关于性的一切，随后自然会形成一种健康的态度一用她的话来说，所谓“健康”，就意味着把它抛到脑后。基于同样的原则，我长大以后，她从不对我进行强制“监护”，而是允许我不受约束地和年轻男士们往来，希望她的信任能催生我可靠的品行。她很清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风气已经愈发自由，她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刻板得近乎有些荒谬，她也正处于一个摆脱约束的历史阶段，这时的人们普遍相信举止不同并不必然意味着道德感的差别，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历史阶段啊。“你知道我信任你。”她有时会紧张地这么说。她的这种态度，我一直很感激，一方面是因为她宽宏大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后果与她预期的截然不同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任何品质对我的影响，令我到现在都充满感激，义一点也让他能像磁石吸引钢铁一样，敏锐地捕提到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活动或任何情况的本质同时行事也能突破先入之见或偏见的条条框框。色有自己所谓的“真诚”标准，会用自己从未系统角述过的法则来确定人们是否“真实”。这种对多样性经历的热切接纳让我非常兴奋，对我也很有价值，因为此时，我也刚准备好接受任何在人生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影响。我已经到了某个阶段，开始隐隐约约地、大多数时候是私下地，对抗一直支配着我们这个家庭的规则，这种对抗并没有多么执拗或理性，因为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对抗的：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家，我喜欢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正是保罗，带着他那简单明了、充满激情的论断一譬如“你要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人们本来的样子”，以及“我讨厌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自然处世的人”一出现，打破了我的边界，让我渴望将人们当作平等的个体去交往，而不论阶级或种族：他将我从当时虽然并没有伤害到我，却很有可能困往我的和中解放出来，为此我永远感谢他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寄宿学校，我的隐秘罪恶第一次被暴露出来：懒惰。大家都认为我是个聪明姑娘，但就是很懒惰。从那以后，它就一直跟我如影相随，因为内疚，我确信这是一种罪过，而不是能力不足。每当要去做一件对我没什么吸引力的事时，一种巨大的惰性就会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足以麻痹我道德感的力量。即使我知道有些事必须做，也知道我能够做到，可一到关键时刻，这种力量就会阻止我行动，或导致我-次次拖延，直到已经来不及。在此过程中，我既不是有意识地挑战那个”必须”，也不是蓄意地否认哪个能多，只是我大脑中感加“必须”和董警的哪部分功能麦缩了而已。于是，我几手是识地就滑向别的、我喜欢做的事情上去了在校里，即使我本该做代数作业，而且刚下了半小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心存感激地去电影院欣赏一部有趣的电影；去上床睡觉，感受床单的光滑和毯子的温暖：去办公室八卦，说说因为海伦的情人休假在家，所以海伦告诉凯瑟琳，如果自己妈妈打电话来问，要说她俩是在一起的，然后付之一笑。在深夜换班后沿着空荡荡、寂静的牛津街伫立的，那些交通灯的小亮片——在灯火管制期间因灯罩被遮挡而显得黯淡——从红色变成琥珀色再变成绿色，看起来就像在低语，我就是用它们填满了我的那些日子。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每当要去做一件对我没什么吸引力的事时，一种巨大的惰性就会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足以麻痹我道德感的力量。即使我知道有些事必须做，也知道我能够做到，可一到关键时刻，这种力量就会阻止我行动，或导致我一次次拖延，直到已经来不及。在此过程中，我既不是有意识地挑战那个“必须”，也不是蓄意地香认那个“能够”，只是我大脑中感知“必须”和“能够”的那部分功能萎缩了而已。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就滑向别的、我喜欢做的事情上去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217 中，我更容易看到自己的收获，却不容易理解他为什么看重我。战争一结束，安德烈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名叫艾伦·温盖特，我们随意取了这么个名字，因为当时觉得“多伊奇”'这个名字还会受到歧视。我需要对BBC的工作收尾，随后又在贝克顿休了三个月的假，所以一九四六年才加人他的团队，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笔少得离谱的开办资金是如何筹集到的了，也就三千英镑多一点。我只知道。。其中一部分来自一个制作手袋的人。他限喜欢书。并认为安德烈是个能走得长远的年轻人。印刷商、装订商和造纸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因此慷概地让他赊账，不辞辛劳地提供帮助。一方面。能们确实被他迷住了，因为安德烈能发挥自己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被说服了，因为绝对的信念会孕育信念。幸运的是，安德烈是个减实的人，如果他是个编子、他一定是具有催眠力量的病态说谎者之一，能够长年编造谎言款骗所有人，仅仅因为说谎者对自己深信不疑。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戴安娜正式被分手了160 但随后，他被切断了与我们的联系。作为飞行员、驾驶着轰炸机，他明白一个冰冷的事实，那就是自己能活着回来的概率微平其微。那时、英国及其相关的一切一定已经变得非常遥远，他如此爱着自己失落的家园，失去的生活，在遇到一个能给予他温暖和确定性的女孩并娶了她之前，谁知道又经历了怎样孤独的寒冷时光。他在自己的儿子出生前就死了，但至少知道他们将有个孩子。如今，想到那个女孩曾经存在过，我可以很自然地心存感激（我很高兴她现在已经再婚了，但当时… 又过了两年，我才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正式要求“解除”我们的婚约，这对我来说太残酷，以至手我至今都没法相信这是保罗写的。这封信的残酷之处不在于它的内容，而是它的错辞。信里使用的错辞是男人对可能起诉他们毁约（除非一切都已“解决完华”）的女人使用的错辞。保罗以这样的方式给我写信，就好像强行擦除了我们共度的岁月在他脑海里的那一半记亿。现在我理解，他那种语气是出于内疚和尴尬。保罗不可能把我当成会做出那种事的女人，就如同我也不可能把他看成卑鄙或怀有恶意的人一样。但是，当我母亲在某天清晨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冬眠。我不会睡不着，反而会睡得过度，白天就开始想我的床有多可爱，到了晚上就愉快地躺上去。我睡觉一直不怎么做梦，但并不消极，就好像遗忘是一个我有意欢迎的好东西，所以我对夜晚唯一的恐惧，是还需要起床。每天我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缓慢地从睡眠里挣脱，因为我对白天即将投身的生活毫不关心，缺乏热情，以至于起床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做到的事。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沿着同一条街道走路上班，吃同样的饭菜，回到同一个房间，每天读书。理论上说，我非常渴望摆脱这种模式，如果做不到，我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尽管希望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却没有力气做出哪怕最微小的改变。只有在感觉异常良好的情况下，我才会在休息日放弃整个上午都睡觉，整个下午都看书的安排，乘公共汽车去国家美术馆逛一逛。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通过这个不受约束的、思想开放的爱人，她学会了不带偏见地看待差异，在不同的世界间游走，甚至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保罗，阿西尔告诉我们，他“打破了我的边界，让我渴望将人们当作平等的个体去交往，而不论阶级或种族：他将我从当时虽然并没有伤害到我，却很有可能困住我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此我永远感谢他”。这一新视角的社会广度，配上强烈的声色体验，令戴安娜陶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一冬眠。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但奇怪的是，此刻，我不再感觉自己老了，衰老的过程不可否认，但不再碰触我裸露的神经。因为幸福，这件事变得不再重要。这是因为当下已经成为现实。没有人可以脱离自己的过去，但任何人都可以将过去看作过去，只要这么做，你就能部分地从它的后果中解放出来。我不仅能将我的过去看作过去，还可以做到对它们不再挂心。过去并没有当下真实，而当下可以足够强大，强大到去塑造谁知道会怎样的未来，也因此，未来不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威胁。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就是这样。我的状态已经改变了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的本性也改变了一所以，可能性再次出现了。对幸福的感觉，我只能用一些和身体相关的词汇来形容：温暖、膨胀、漂浮、开放、放松。从最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一直都不够善良。我所谓的“善良”，部分是基督教教育的遗泽，部分来自经验主义，意味着以无私为中心。我所见过的罪恶和弊病，大部分都来自人对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所产生的一些可怕的错误认知。然而人的品质是由其行为而非信仰所决定的，一次又一次，我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将自己微不足道的舒适和便利，看得比他人的快乐和悲伤更重要罢了。我既不够勇敢，也不够精力充沛。我认为开拓经验的边界非常重要，但由于懒散和胆怯，使我无法在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去实践它。我懒于参与政治；对于探险旅行也一直不够进取，只因为担心身无分文在陌生之地不够安全。我内心和嬉皮士意气相投，但当考虑到他们拓展经验的具体技巧时，我就能看到自已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我就像一个从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说过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卡莱尔说：“再独具慧眼之人也无法穷尽任何事物的意义。”而拉斯金则说：“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灵魂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是去观察。”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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