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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这个词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字面的含义。 “modern”这个词直到16世纪才被创造出来,在16世纪之前的西方,“现代”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并且,很久以来人们不太关心“当下的时代”,缺乏对当下的敏感度。 第二层意思,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意味着对当下新颖性的敏感,是指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者说历史观。 在古代人的历史观念中,“当下的时代”不过是以往时代的延续和重复,没有什幺新奇之处,也就不值得特别的关注。在古代世界,包括中国,人们感知到的时间是不断在循环的。…这些都对应着循环的时间意识,它们在学术界被称为“循环历史观”。 但到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在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上述的“循环历史观”被改变了。“当下的时代”不再是以往的延续和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是崭新的。因此,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线性展开的一从过去、到现在,然后通向未来,时间成为一个有方向的矢量概念。 ……激发现代变革主要的思想动力是理性的观念,确切地说是“启蒙理性主义”。 社会现实的因素与思想观念的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强化,导致了现代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被称为“现代化”。所以,“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含义,就是指从古代到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在总体上说,现代化带来了现代世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些突出特点:在经济上,是现代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崛起;在政治上,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民主与宪政的发展;在社会层面上,是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包括地域的流动和阶层的流动;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理性主义获得主导地位,还有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兴盛。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现代化的结果,也成为现代社会的特点,这些特点被称为“现代性”。而“现代主义”这个术语主要用于美学领域,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指西方经过现代化之后,文学艺术等作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而现代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是把个人与群体分离开来,个人从传统的、非常牢固的社群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个体。这在思想史上被称为“个人主义的转向”。 这个转向也是观念性的。个人当然永远生活在群体关系之中,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变成与世隔绝的孤立个体。但是,古今之变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口的流动,对个体的直接影响就是,你不是被绑定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之中过完这一生的。在古代社会中,大部分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群之中。因此,你根本不能想象,离开这个社群你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幺样,因为你的物质生活依赖这个群体的供给,你的精神生活也是亲朋好友邻居塑造的。在这种处境中,个人深深地嵌人在社群之中,“个人主义”的观念是匪夷所思的。 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到陌生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个人依然离不开社群,但总是可以离开任何一个特定的社群。于是,你会发现,那种无法离开的所谓“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是一个神话,只有你和你自己才是血肉相连的。个人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突显出来。人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群体,进人别的群体。这就是“个人主义的转向”。 这种转向带来了传统社会难以想象的个人自由,生活变得多样而丰富,这是现代性的主要成就。但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因为个人失去了与一个特定群体的久远、厚重和牢固的纽带关系,这带来了孤独感、漂泊感和乡愁。这也是现代性困境的一部分。 强服最后我们来总结这一节的要点。我们首先用三个故事来展示古今之变的主要特征,就是原本“自然的”后来变成了“不自然”。紧接着,我们讲解了古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 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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